“七一”，党的生日。2013年的这一天人们会记住两个名字：魏家福和刘志军。一个是“世界船王”，在中国远洋巨额亏损之后黯然辞职；一个是“铁路大王”，在中国高铁全线通车之际锒铛入狱。这两个人物和事件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有两点共性：一是他们都是国有资产的经营者；二是他们都留下一句类似的话，魏家福说：“只要党理解，我就足够了。”刘志军说：“我对不起党！”
　　应向人民道歉
　　尽管在法律上人们都知道国有资产不是“党产”，但在这两个事件中，两位当事人却不约而同地首先提到党。魏家福和刘志军都是共产党员，同时又都是职业经理人。作为职业经理人，他们的行为与其共产党员身份并无必然联系，因其承担的是国有资产的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y），管理的是国家和人民的资产，从这个角度看，魏家福和刘志军首先应该向谁道歉呢？是国家！更直接地说，是人民！
　　长期以来，人们把国家混同于党。在实践中，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直属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党员。党员必须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于是国有资产成为党产。他们如此廉价地“向党道歉”，其实是在“表忠”之时把党陷于不义，难怪新华社要发表署名“戴立言”的文章，严厉驳斥了“腐败的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新华社文章重点分析了新加坡经验，特别强调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主政以来廉政与反腐所取得的成就。
　　“寻租理论”背后的罪与罚
　　腐败是商品经济的润滑油，特别是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各种形态的“双轨制”背后总有两只“手”：一只看不见的“手”，供求决定价格；一只闲不住的“手”，政府调控经济。而政府调节之手的执行者，基于自身私欲和偏好必然产生“寻租”行为。1967年，经济学家图洛克（G.Tullock）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首次提出了寻租行为的经济学概念，并因此被称为“寻租理论之父”。根据“寻租理论”，刘志军、魏家福都是寻租者。刘志军的行为是基于市场垄断而产生的理性经济行为。他的贪腐欲望驱动了高铁网的加速完成，留下了经济价值高达数十万亿元的国有资产！但从道德角度看，刘志军恶贯满盈，天诛地灭。反之，魏家福的“忠诚”扩大了中国远洋的亏损，留下了一个几乎无法填平的黑洞。从道德角度看，魏家福绝非恶人，只是力不从心；但从经济后果看，魏家福决策失误，却想把亏损责任推卸给党中央和国务院，并称其为国家“承担了社会责任”。
　　在图洛克之后有许多学者研究“寻租行为”，其中最著名的是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他把与政府活动相关联的寻租分为三类：额外收益、政府肥缺、侵吞公产。还直接描述了寻租者行为的特点“宣传、吹嘘、奉承、游说、哄骗”。由此可见，魏家福和刘志军的向党道歉，恰恰是寻租者行为的一种，直接验证了布坎南的寻租理论。
　　如何才能抑制国有资产经营中的寻租行为呢？对比新加坡的实践，有三点值得认真学习：①国有企业经营者不应是清一色的党员。建议规定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的非党员比例，就像上市公司董事会规定独立董事比例一样。②制定《反贪污法》，并依法实行财产公示制度。1959年新加坡总统李光耀上任伊始即立法通过了《反贪污法》，从此严令竣法，诛杀贪官。他讲过：“若没有财产公示制度，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③国企经营者要定期审计并制度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寻租是制度性的，无法靠“党性”克服，要让纪律和审计代替“党性”，逐渐弱化“以党代企”的人才选聘模式。
　　责任编辑：孙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