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高级步兵学校（现石家庄陆军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第三十六军一○六师后勤处工作。到部队才知道，我所在的这支部队是在傅作义起义部队的基础上整建制改编而成的，我党只派进了少数政工干部，又招募了少数新兵和“学生娃”，上至兵团，下至连、排，所有的军事干部和90%以上的战士均是起义人员。经过短期整训，1951年9月9日，我们这支队伍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跨过鸭绿江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打了5个战役，将逼近鸭绿江的以美帝为首的侵略者反击到“三八”线之南。在我一○六师作为后续部队奉命出国作战之时，传来了侵略者求和、与我进行停战谈判的消息，我部随之原地待命。所谓的停战谈判，实际是侵略者妄图挽救败局，寻找喘息之机的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谈判不到一个月，敌方重燃战火，谈判破裂，我一○六师奉命出国抗美援朝。
　　1951年9月9日，我们从河北省某驻地乘“闷罐车”军用专列，经两天两夜，到达东北小丰满发电站附近的火车站。鸭绿江横在眼前，江水涛涛，波光粼粼。放眼对岸，青山层峦叠嶂，绵延起伏，由近及远。江上一桥飞架南北，如一条巨臂把隔江相望的中朝两国紧紧挽在一起。我们一下车，便感受到了浓重的战争气氛。敌人的飞机肆无忌惮侵入我国领空，骚扰轰炸。防空警报声、高炮还击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部队早已接到通知，下车后要各自隐蔽，严格防空。为安全起见，部队不再坐火车前行，而要趁着当日夜色跑步过江，过江之后的行军也要实行夜行晓驻，以防敌机杀伤。
　　当天下午，部队隐蔽在山林中等待过江时，反复地唱着那首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这支歌，我记不清唱过多少遍了，可哪一次也比不上这一次唱起来令人如此激奋，热血沸腾，心中既有壮志报国的豪情，也有男儿行将离母的依恋。这种情绪萦绕于心中长时间无以排遣。整装待发时我下意识地在地上拣起几块碎石，悄悄放入随身的挎包里，心绪才安定下来。我默诵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诗句，暗自向祖国告别，决心杀敌立功，报效祖国。
　　过江的时刻终于到了。大队人马要趁着夜幕在火车通过的间隙和敌人飞机的袭扰下，踏着窄小的木板跑步过去，将面临许多危险，因而行动前，首长有严细的交待：我们是要通过巨臂似的桥出国的；那桥是条铁路货运专线，不附设人行道，四无遮拦，道轨中间临时顺铺了几十公分宽的木板，距离水面20多公尺，板动水晃，会让人头晕眼花的。部队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施行“五不准”，即不准抽烟、不准亮手电、上桥不准停步、不准抢渡、不准看桥下水面……这无疑也加重了我内心的紧张。静待之中，嘹亮的军号声划破夜空，一队人影从山林中冲出，健步如飞，“一”字队形，射上桥面，过江而去。号声又起，又一队人过江……有几次火车通过，部队随了军号声该停则停，该行则行，作了巧妙避让。敌机几次飞来头顶扔下照明弹，号声一起，部队或暂避、或冲锋，全凭号行号止。一把军号指挥着全师千军万马迅速、有序过江，令我这个新兵感到很神奇。
　　我们过江之后，接着便是急行军。临近天亮时，我们正走在一条乱石河床上，听到号声，部队原地休息待命。奔波了一夜，又累又困又乏，我便枕了背包仰面朝天躺下，立刻就进入了梦乡。再听到号声醒来时，感觉浑身疼痛，摸摸身上，到处是被鹅卵石硌出的大坑小坑。可那不过5分钟的觉比睡席梦思都香甜。往起一站，我的两个脚板钻心的疼痛，站也站不稳。脱鞋检查，原来双脚打满了血泡，不能沾地走路了。有位老兵当下给我作应急处理，他拿了针线包，揪下自己的头发穿进针眼里，用针穿透各个血泡，将头发留在里面，血水顺了发丝流了出来。我站起来试了试，居然又可以咬牙坚持走路了。
　　我们不知要走多少夜晚，也不知要到哪儿去，会接受什么任务，只是风雨兼程往前赶。敌机不仅白天频繁出动袭击，即使是夜晚也从不放过追踪的机会。夜夜窜来我们的头顶，有时盲目地乱投几颗冷弹，有时又投放几颗照明弹捕捉杀伤的目标，让我们防不胜防。为了避免重大伤亡，我们百倍警惕，每行军到拂晓前，一声号响，部队爬上山林，先要挖好个人的防空工事，然后吃饭、睡觉，不得自由行动已成铁的纪律。即便是夜行军，也要人人身披伪装，严格管制烟火。敌机飞来头顶，部队在夜色的掩护下照常走夜路；如果投放了照明弹，一声号令，部队站在路边原地不动，身披伪装的每个人就变成了路边的一棵棵“树”，行军的部队就成了护路“林”，往往能骗过敌机的贼眼，躲过一个个劫难。如果敌机发现了目标进行俯冲、扫射，我们或就地卧倒，或翻滚在道沟里，听天由命了。出国行军，没捞着仗打，反倒被敌人的飞机搞得明躲暗藏，令我们愤恨不已。
　　


　　部队到达朝鲜龟城附近的那个早上，我们上到山坡上修好防空工事，吃了早饭，刚刚休息下来，公路上三辆装满物资的卡车就遭遇了几架敌机的轮番袭击，司机全然不惧，或猛跑，或急停，或打倒车，变换着速度和位置与敌机斗智斗勇。敌机机关炮在我们耳边炸响，弹头打在公路上，石块四溅，尘土飞扬。敌机几次俯冲射击没有得手，便开始进行超低空俯冲，几乎接近了路边的树梢，冲击波旋得树头落叶纷飞，路面上刮起了旋风；我甚至看清了敌机驾驶舱里大鼻子驾驶员的狰狞面目。终于，一辆卡车被击中起火，冒起了滚滚浓烟。两位司机跳下驾驶室，爬上马槽，拖出一挺轻机枪，翻身下车，站在路边，一人抱住机关枪，一人双手托起前支架，与俯冲下来的敌机对射起来。当时，我的心提到了喉咙口，为我们的司机捏了一把汗。敌机不敢再低空俯冲，而是灰溜溜地逃走了。两位司机将冒烟的卡车推翻到山沟里，清了路障，扛起机枪，分乘了另两辆卡车继续赶路。后来听说那是军部派出的为我们作前站准备运送军需物资的卡车。
　　我们跋山涉水，风雨兼程，连续6个夜行军，终于到达朝鲜黑虎山一带清川江北岸，后勤处住进了一个叫作“院里”的小山村。这是行军以来第一次进村宿营，朝鲜人民像迎接亲人似的把我们迎进家里，让到热炕上，为我们烧热水、洗衣服……住下的第二天，师部下发了行军总结通报：连续6天夜行军，多次遭遇敌机空袭，全师伤亡200多人！后勤处率领所辖的各科室、辎重连、医院300余人，因为组织得当，无一伤亡，没丢一粮一草、一枪一弹，受到师首长的通报表扬。
　　
　　特殊的战斗任务
　　
　　“院里”地处两山相携的山沟深处，山脚顺坡就势散居着农户，山溪清流穿稻田而过，山上树茂林密。我们到达此地后，首长立即命令我们修筑永久性的防空工事。这里既不是前方也不是后方，和敌人拼不上刺刀，呆在这里干什么呢？很快，战斗命令下达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命令不是让我们舞枪弄炮，而是要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武器，拿起铁镐、铁锹，担起扁担，在清川江的岸边用最快的速度抢建起一个战地飞机场！战士们认为不能上前线与敌人血战一场算是白来了。经部队首长反复动员，大家终于明白，抢建这个飞机场也是一项特殊的重要任务，目的就是让我们的战机飞来战场随时起降迎敌，与敌机作近距离空战，从而夺取空中优势，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彻底胜利（后来获知：在此以北，傅作义部的另一个起义师也同时在抢建一个战地飞机场——作者注）。
　　行军路上屡受敌机之害的战士们听了动员后热血沸腾，决心书、请战书雪片似的飞到首长眼前，纷纷要求承担最艰巨的任务。我们后勤处本属非作战单位，但也不甘落后，除了确保完成抢建机场的大批物资供应、全师人马的生活保障、卫生医疗工作外，也几次请战，最终争到了修建一个简易机库的任务。于是，后勤处把所有能抽出来的人都抽调出来，组成了一个40余人的突击队，其中有40多岁的老科长，十几岁的勤务兵，还有警卫员、通信员、司号员、女出纳员、女护理员，连我这个16岁的工作员也成为突击队的一员。
　　施工现场是敌机轰炸攻击的重点目标，参建部队为避免或减少伤亡，分散住在周围的山村里。后勤处从营地到施工现场要翻越一座山，行军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上工收工，路途消耗时间过多。为了挤出路途时间，炊事班夜里3点多就开始做饭，部队4点开饭，之后我们便踏着星光上路，赶到工地时天色微明，正好干活，一干就是一整天（午饭送到工地）。修建这个机库，需要数十万立方米的土、石方。那时干活就和拼命一样，担土运石，本来应该一人一趟担两筐，但有的战士把筐系绕起来，一次担4筐；有了担四筐的就有了担六筐的……扁担压断了一根又一根。首长们担心累坏战士，对担的多跑的快的人不但不敢公开表扬了，反倒屡次劝说大家少担些。我是个学生出身，年幼肩嫩，却也争挑重担。不到一天，双肩便压得红肿，扁担一挨,钻心地疼。我咬牙坚持了4天，红肿居然消退了，疼痛感也没有了，双肩发痒，担子再压上去却觉越压越舒服。一周坚持下来，双肩有了一层硬茧，这时候再担担子，什么感觉也没有了，而且可以与人叫号比赛了。
　　苦干一整天，待夜幕降临后，我们再踏着月色回营。走在山路上，困乏极了，竟然一边走路，一边睡觉，一边做梦！不是我的亲身体验，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的。带队人担心夜行山路打瞌睡出事故，便千方百计给大家提精神。先是让大家轮流讲笑话。开始还管用，到后来笑话讲得差不多了，人们也听腻了，不起任何作用了，照样边走边睡。带队人又出新招，让一队人拉起一根绳子，走起来那根绳子在每个人手中跳动，人们也会精神起来。但没过三天，那么多人拉着的绳子竟然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人们真的是疲劳极了，任何办法也阻挡不了瞌睡！说来也怪，人们走在山路上，睡梦依稀，但哪里该拐弯，哪里有该避让的粗树、巨石，不需他人招呼，均在下意识里自行完成，从没发生过意外！
　　在超强的劳动、极度的疲乏之余，我们还要对付空中的敌人。自飞机场开工建设之日起，“飞贼”每天都要多次窜到工地上空，对我们进行疯狂的扫射、轰炸，流血牺牲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次，敌机偷袭的冷弹穿透一个防空工事爆炸了，身在其中的连长和几名战士全部阵亡！我的军校同学李宗祥在施工现场拉琴做宣传鼓动工作时，被突来的敌机打断了左臂，截肢后被送回了国内！敌机每来一次，我们就要“防空”一次，而每“防空”一次就要损失几分钟的干活时间。多次的“防空”丢失了太多的时间，如何夺回时间？惜时如命的战士经过细心观察，发现窜来施工现场捣乱的大多是敌F14战斗机，但它每次的袭击都要经过盘旋、扎头、俯冲、射击、拉起的复杂过程，如欲再次攻击，还必须重复这个过程；而且它发射的是子弹并非炸弹，弹射一条线。掌握了这一规律后，当敌机再次来到头顶撒野时，我们便不再去防空，它哼哼它的，我们干我们的，只在它扎头、俯冲、机关炮发射前的几秒钟往弹道旁躲上十步八步，便安然无恙。
　　我们与劳累斗，与疲乏斗，与敌机斗，工程进度日日刷新。经过40多天的劳动，机场抢建已完成总工程量的2/3以上。广大指战员信心满怀，再作最后的努力便可敲锣打鼓报捷了！
　　
　　黑色的“10.16”
　　
　　1951年10月1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黑色的日子！
　　那天清晨，我们按往常上工时间赶到了施工现场的边缘，看到距营地较近的部队早已进入现场开始干活了。当我们正要进入施工现场时，突然听到由远及近传来清脆的机枪声，而且是连发五响。这是整个朝鲜战场统一的防空信号：敌人的轰炸机要来了！带队人发出“立定”的命令，但他也不知道是原地隐蔽还是撤回。这时，后勤处的张志远政委骑马狂奔而来，远远便高声大喊：“跑步——上山”、“跑步——上山”！同时，我们也听到了敌机由远及近的嗡嗡声。我们不敢怠慢，同现场边缘的其他部队一起潮水般跨过临场公路，向对面的山上飞跑。爬上半山腰寻声张望，无数乌鸦似的飞机向工地上空扑来。不多时，号称美帝“空中霸王”的9架B29重型轰炸机，在100多架F14战斗机的掩护下来到工地上空，开始疯狂投弹。工地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烟柱冲天而起，工地即刻变成了黑色的世界。政委和他的大红马不见了，正在撤离工地的人群不见了，工地的一切都被翻滚的硝烟吞没了，所能看到的只有被炸烂的铁车残件和飞起的石块射上天空又落入烟雾里……敌机远去，但工地仍然传来断续的爆炸声，冲天而起的尘柱此起彼伏。敌人不仅投下了不计其数的重磅炸弹，而且投下了无数的定时炸弹！我的心像大山压来般的沉重，烟尘中的战友们怎样了？工程怎样了？
　　轰炸之后，第一位的是抢救伤员。
　　我们在山上等待之时，张志远政委骑着他的马又来到我们眼前，他满面烟火之色，居然没有受伤！他向我们一挥手，说：“跟我来，抬伤员去！”我们随他拐过山脚，见山林下已搭起一个临时救护所。工地方向，仍有自行或被扶、被抬的伤员向这里集中，去医院的那条路上已有抬了伤员的担架在远去。我看见一个被弹片击穿小腿的伤员正在被救治，护士拿镊子夹起一根药纱条，照准伤口插了进去，又把镊子拔出来，药纱条留在了里面；护士双手拿住药纱条的两头，像拉锯似的在伤口里来回蹭拉……如此这般，竟连拉了三回！之后往伤口撒了消炎粉，包扎起来，前后不到5分钟。护士说声：“好了！两天后找卫生员换药，归队。”直看得我后背发冷。那伤员真是条硬汉，把筷子塞进嘴里咔嚓咔嚓咬碎了，全身冒汗，满嘴流血，硬是没喊叫一声，自己一瘸一拐地走了。
　　经过医生检查，重伤员经临时处置后要用担架送往医院去。我们8个人1副担架，轮换着抬了1名伤员往医院送。待我们爬山涉水十几里到达医院时，只见栗树的浓荫之下白花花一片，几乎每棵树下都有躺了伤员的担架，有的已经蒙上了白布单，宣告了担架上的那个生命已经离去！还有许多伤员在等待救治。我交待同伴守护好伤员，自去找医生。手术室门口站有两个卫兵，不放任何人进入。我在门口等出来穿白衣、戴口罩、戴胶皮手套的护士小李，但不等我开口，她边走边说：“回原处等，一会儿有人去。”她手里端个柳筐，里边是满满的带血的纱布、药棉等污物，走到房前一个坑边，两手一扬倒出去一筐东西，返身回了手术室。我往坑里一看，毛骨悚然——坑里不仅有带血的药棉、绷带，还有截肢下来的残臂、断腿，有的还浸着鲜红的血，有的似乎还冒着微微的热气，那是刚从伤员身上截下来的，似乎还留有伤者的体温和生命的信息！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转身离去时甚至没有勇气再回一次头！我重新回到伤员身旁，把抬担架的其他同志都打发归队去了，一个人留下来守候着他，心情无比的沉重。
　　不大一会儿，有几位医生巡视过来，他们一脸的严肃，谁也不说话，对伤员逐一检查，由于医生太少，他们需要依据伤势的重、轻排定手术的先后次序。他们终于来到我所守护的伤员跟前，只作了很简单的检查便摇头离去了。不多会儿，伤员伤势恶化，大口大口地吸气，却没有了出气，我亲眼看着他停止了呼吸。我想知道他的姓名，哪个连队的战士，哪里的人，便在他身上翻找胸章，却没有找到。我立正站在遗体旁，摘下军帽，深深三鞠躬，尔后回到了后勤处。那张年轻、安详的脸，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后来，政委痛心地告诉我，医院人手太少了，时间太紧了，条件太差了，但医院做了所能够做的一切。外科主刀医生张守道在手术室做手术三夜两天半没出来，当听说最后一例手术完成了，便“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睡着了，他们把他抬到朝鲜老乡的热炕上，他睡了整整30个小时才醒过来。
　　作当月军事实力统计，本来一二天可以完成的工作，却一个多月也作不出来。因为连队减员了，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于是统统填报减到医院去了；而医院统计表的“增员”栏里却根本找不到这些人的名字；另有一些昏迷、失语的重伤员，无法弄清他们的来路和姓名。增减员不对口，无法填报统计表。于是，师部集中全师连队以上的文书，两次到医院辨认伤员，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全师核对下来，仍有几个人无踪影。师司令部命令各个连队反复搜索现场，终于在乱石、焦土中翻拣到几个胸章和一些肉体残块，证明胸章所载之人已粉身碎骨，这才填报了阵亡！更出人意料的是，在爆炸后的废墟之中我们又翻寻到几具完整的尸体，全身没有一处伤痕，没有一滴血迹，全是被活埋窒息而死的！经反复核查，师部最后填报了报表：阵亡280多人，轻、重伤员800多人！
　　后来听师首长们说，不仅我们师伤亡惨重，在我们北边抢建另一个飞机场的另一个师，同天、同时、同样遭到了敌B29重型轰炸机的轰炸，损失同样惨重。
　　
　　最后的斗争
　　
　　大批的战友流血牺牲了！
　　刚建起的工程被炸烂了！
　　施工现场无数颗定时炸弹仍在虎视眈眈！
　　严峻的形势下，广大指战员没有彷徨和退缩，从驻地到工地到处响起了低沉雄壮的歌声：“起来/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继而发出气壮山河的吼声：敌人轰炸100次，我们就抢建101次！
　　但是，施工现场到处布有尚未爆炸的定时炸弹，贸然进场施工，不仅要增加新的伤亡，而且干了工程也会被炸毁。战士们说：“敌人能扔下定时炸弹，我们也能挖走定时炸弹！”很快便形成了统一意志：挖走定时炸弹，扫清拦路虎！而且，由后勤处先挖第一颗，取得经验后在全师推广。
　　挖定时炸弹，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如果挖着挖着爆炸了，人就会灰飞烟灭，尸骨无存。但指战员个个争相报名。后勤处的首长当夜开了一个挖弹“诸葛亮会”，研究如何确保挖弹成功，不死人或少死人。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挖弹不能搞人海战术，而要成立一个挖弹小组，由4个人组成，少数人去冒风险。组长是管理排长赵志军，组员有军需科科员张守业、司号员武彦英（还有一个人我忘了名字，他们都在场）。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挖。首长说：“我们的目标是挖走定时炸弹，不伤一兵一卒；万一发生意外，也只能死一个人。”一屋子人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统一的办法是：一是不能面对弹坑挖，要从炸弹以外20公尺处挖条曲线掩体向炸弹接近；挖的过程中一旦炸弹爆炸了，因有掩体的防护，人也不一定伤亡。二是开挖时，4个人不能同时上，如果同时上去，工作面展不开不说，万一发生意外，要付出4个人的代价。要4个人轮换上，以哨音为令，10分钟一换人，这样速度不至于慢多少，如发生意外，至多死一个人。三是炸弹挖出来后如何把它弄走，又扔到哪里去。挖弹组的4个人说：“这简单，挖出来了扛走，扔到清川江里去。”4个人为谁来扛炸弹你争我抢，互不相让。赵志军说：“我是组长，当然是我扛。”其他3个人急眼了，说：“你是组长，不该争荣誉。”他们都把为国捐躯当作最高的荣誉。首长说：“不行不行。扛在肩上万一爆炸了，恐怕连根骨头也寻不回来。再说，扔到清川江里去，说不定有朝鲜过往的船只和打鱼的人，万一伤了他们怎么行？”最后决定：组织30人，在弹坑50公尺外安全地带待命；准备1条60公尺长的合股粗麻绳，绳头拴一个钢筋弯成的钩子；把炸弹挖得露出来后，由组长赵志军上前，把钩子钩在炸弹的吊环上跑回；一声号令，30人一齐用力拉绳子拖走炸弹，扔到施工现场200公尺以外废弃的稻田里去。
　　来日清晨，后勤处及所属医院在营地南山坡的松树林里召开军人大会。政委简单地讲了朝鲜战场的形势及抢建飞机场的重大战略意义，接着说：“在我们施工区就有一颗定时炸弹，我们必须把它挖走。昨天夜里，我们研究决定要成立一个挖弹小组，需要4个人，1个组长，3名组员。挖弹成功了，我们在这里为他们召开庆功会，授予组长二等功、组员三等功。如果有谁牺牲了，我们在这里为他召开追悼会！”他庄严地看看大家，“挖弹小组的组成是自愿报名，首长批准。不用写申请，以我为准，报名挖弹的站到我的左手边来，不想报名的原地不动。大家思考3分钟，听我的口令。”所有的战士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政委的嘴。政委的目光在每个军人的脸上巡索而过，抬腕看手表，终于下达了口令：“开始！”军阵一时乱了队形，你挤他拥，争先恐后，眨眼之间原地已空无一人，都在政委的左手边站立得整整齐齐，等待着被挑选的时刻。政委见部队已是众志成城，这才宣布了昨天夜里成立挖弹小组的决定和组成名单，居然是昨夜决定的原版。昨夜定了的事，今晨何必又虚晃一枪？开赴现场的路上我婉转地向政委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诡秘地一笑，说：“你不懂，这是检验部队战斗力的最佳时机。战斗力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是不怕死的精神。不怕死的军队，才称得上铁军。傅将军的这些兵同样是不怕死的好兵。”他的语气里对这支部队充满了深深的爱。
　　部队到达现场的指定位置，政委把后勤处的其他几位首长挡在自己身后，要亲自指挥这次战斗。在他的身后，还有救护队、拉绳队、预备队，个个严阵以待。他面前挖弹小组的4个人，握锹在手，箭在弦上。政委左手托表，右手捏一只铜哨含进嘴里。
　　9时整，吱儿——一声哨响。
　　挖弹组长赵志军到达预定地点，铁锹翻飞，亮光闪闪，尘土腾腾……吱儿——又一声哨响，挖弹组员张守业上前替下赵志军。赵志军下来气喘嘘嘘，面前立即送去几个印有“赠给最可爱的人”红字的开水缸子。
　　10分钟一次哨响，10分钟一个轮次。每个挖弹人下来都是大汗淋淋。向死神挑战的人，凝聚了所有人关注的目光，无一人出声，都在等待那或吉或凶的时刻到来。
　　政委一言不发，紧盯手中表和前面的挖弹人，一次次吹响着哨子。曲线掩体成形了，分分秒秒在前进，挖弹人已隐没其中，只见土石向掩体两旁翻飞，尘土飞扬。
　　一小时过去了……
　　两小时过去了……
　　终于，挖到了定时炸弹！赵志军拖了铁钩、大绳，飞奔向前，钻入掩体，喘息之间回来了，报告说：钢筋钩已挂牢在炸弹的吊环上。
　　吱儿——吱儿——两声哨响，30人齐刷刷拉起大绳，叫起号子，一齐用力，却“一”字向前爬在了地上。发生了什么意外？拉回绳头一看，钢筋钩子被拉直了，炸弹却没被拉出来！赵志军不等哨响，抓起大绳的另一头再次跑进掩体，好一阵儿不出来。政委额头冒热汗，人们焦灼的眼神死盯着掩体，大气不敢出一声。表针弹跳了只不过一分多钟，人们却恍如隔世。赵志军终于回来了！他说那是个大家伙，把钩子拉直了没动窝儿；他把定时炸弹抱出来，放在虚土上，把绳子穿进吊环，拴了死扣……
　　又是两声哨响。30人重新叫号拉绳，终于把这个暗藏的“魔鬼”拉出来了！那是颗98磅重、像个氧气瓶似的大家伙。我们把它拉进了废弃的稻田里。半个月之后才爆炸了。
　　全师战士在一天一夜之间，就将遍布在施工现场的大大小小的定时炸弹一扫而光，又开始了热火朝天的抢建。敌人事先也许作了精密计算，他们曾在飞机场主跑道上每10平方米便均匀地投下一枚炸弹，摧毁了我们建成的工程；又投下了许多定时炸弹，断定我们在短时间里是不敢进场施工的，没想到大爆炸后的第三天我们就重新开工了。经过奋战，简易的飞机场工程两个多月就胜利完工了，我军的飞机已经起降在新建成的机场上，完全掌握了朝鲜战场的制空权，由空中劣势转变为空中优势。敌人的飞机无论白天还是夜间，再不敢肆意来捣乱了。我们入朝鲜时是晓驻夜行，三个月后班师回国，却是晓行夜驻。灿烂的阳光下，有我们的战机为我们护行，大队人马，军旗猎猎，浩浩荡荡，高歌凯旋。 （责编 周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