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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在纸一方》
徐海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故人”这个词，在今天的口语环境中，似乎已经不常用了。不可否认，這种带着文言意味、颇有点老气的词汇，有点难以嵌入口语句子。所以，当你从口中蹦出“故人”这个词的时候，你要有心理准备，听者可能语言系统需要迟滞两秒钟，才能展开下面的交流。
然而“故人”实在是一个有温度的词汇。当你吟诵着王勃“故人故情怀故宴，相望相思不相见”，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样的句子，婉转清扬的韵律，浓烈馥郁的情感，是否会让你怀念那些生命中曾经的故人？
时值盛夏，展读徐海蛟先生的《故人在纸一方》，颇有清凉劲爽之感。平心而论，作者舍弃了对宏大历史的迷恋和许多人云亦云的评述，但如果收回平话式的“戏说”而致力于精英化的“细说”，考验的是一个说者戴着脚镣跳舞的能力。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在书中，对于关乎人物命运、成为人物重要履历的事件，除了叙述与论评，作者“纹丝不敢动”。但这并不影响作者努力尝试各种手法，“像一个厨师不惜动用了全部的技艺”。至于是不是有“小说的匠心”和“诗歌的轻灵”，读者可以见仁见智，但至少，当这些故人在作者的笔下渐渐变得鲜活并挺立起来，“让走失的人找到回归的方式”，应该说作者这一努力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本书的副题为“致故人的二十四封书简”。作者所拣择的24位故人，有的名头实在大到不需要任何定语，比如李白；有的似乎并不那么让人耳熟能详，比如羊续。按照作者的说法，他们共同的特性—悲剧的生命意识、灵魂里那种常人触不可及的高远梦想—是其“费了一番功夫”选择的原因。在我看来，作者的这些选择，与其说是在个体的层面重新解构了这些故人，不如说是在历史的层面反照人类古今同息的命运。历史与当下，在互文语境里彼此呼应寒暄，我们在用上帝视角观看他者的同时，何尝不是在揽镜自照。
比如沈从文与张兆和那场被反复书写的爱情故事，作者似乎并没有刻意猎奇新的“史料”，只是在平淡无奇的现有素材基础上排列组合。但是，就在这样的拼贴式文章里，隐然有一条与众不同的线索贯穿：在爱情的世界里，永远不要低估了情书的力量！“情书圣手”与“乡巴佬”这两个关键词，奇妙地构成了沈从文的灵与肉。作者说，最好的情书除了才华和好文字外，一定是有一颗炽热的心藏在里头的。所以，无论多少封情书会石沉大海，沈从文都会坚持不懈地书写；无论湘行的路途多么寂寞无聊和相思成灾，他给予“最好的人”只有一段最好的水光山色；无论他个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情书成了他隐忍活下去的慰藉。沈从文给了他的“三三”一个情书构筑的世界，一个“赤子”，这些就在作者带着我们漫不经心地观云、过桥、饮酒的过程中，凸显了出来。而今天的我们，恐怕已经很难理解情书的力量了。
又比如林觉民致书妻子陈意映的故事，虽然《与妻书》被收入高中课本，但事情的本来并非为今天的读者耳熟能详。在作者的笔下，《与妻书》不是一场叙述的起点，也不是叙述的目的，而是叙述的触媒。它建构了我们对林觉民的死亡想象，这才是作者充满诗意化表达的灵感源泉。在《与妻书》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24岁的林觉民在起义的战斗中，面对战友的牺牲，他的“脑海里现出了妻子的模样”；被俘后面对行刑队，心中“妻子那张圆圆的脸又浮现出来”；看到20岁的林觉民身体力行地感染着妻子，促使她学习新学，听丈夫慷慨激昂的讲演，“他是那么热烈、明亮，像水洗过的太阳”；还看到了18岁的林觉民和14岁的陈意映在父母之命的安排下，确认了眼神，“第一次目光相对后，他们就下了一生的决定，彼此在欣喜的静默里交付了一生的契约”。然而，倒错的时空书写对往事的回溯愈美好，愈凸显了历史的残酷与真实。决意赴死的林觉民为自己深爱的妻子留下一封绝笔信，所有的誓言和承诺戛然而止。“他是以爱她的心去爱天下人，以疼惜她的心去疼惜天下人。他将生命看得如此通透，将生死看得如此淡然。”
在作者冷静的叙述里，我们隐然可以看到某种批判的意味：在充斥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当下，这种“珍贵的理想主义”已经遥不可及。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遥不可及，让《与妻书》里的林觉民成为一颗也许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的“明亮的灵魂”。
在林林总总的“历史大散文”序列里，作者这样带有文体实验性质的写作其实并不讨巧，要将长短不一的文章写得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殊为不易，但我们能感受到作者的诚恳和努力。如论张苍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英雄一定是寂寞的；在没有信仰的年代里，坚守信仰一定是需要无尽的勇气的。”论李白，“成不成仙有什么关系呢？他总有办法留在这温暖的人世上，1300年后，我们还能在古籍里找到一个俊逸的灵魂。”具有多年阅读史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进入文字编织的历史，纸上苍生，他们有的笑傲歌哭，有的穷愁潦倒，有的流芳百世，有的遗臭万年。亦仿佛我们熟悉的故人，与其说他们是在书写中复活，不如说他们是在书写中生活，仅此而言，这样的书写，就令人尊敬。
（摘自《光明日报》）
徐海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故人”这个词，在今天的口语环境中，似乎已经不常用了。不可否认，這种带着文言意味、颇有点老气的词汇，有点难以嵌入口语句子。所以，当你从口中蹦出“故人”这个词的时候，你要有心理准备，听者可能语言系统需要迟滞两秒钟，才能展开下面的交流。
然而“故人”实在是一个有温度的词汇。当你吟诵着王勃“故人故情怀故宴，相望相思不相见”，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样的句子，婉转清扬的韵律，浓烈馥郁的情感，是否会让你怀念那些生命中曾经的故人？
时值盛夏，展读徐海蛟先生的《故人在纸一方》，颇有清凉劲爽之感。平心而论，作者舍弃了对宏大历史的迷恋和许多人云亦云的评述，但如果收回平话式的“戏说”而致力于精英化的“细说”，考验的是一个说者戴着脚镣跳舞的能力。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在书中，对于关乎人物命运、成为人物重要履历的事件，除了叙述与论评，作者“纹丝不敢动”。但这并不影响作者努力尝试各种手法，“像一个厨师不惜动用了全部的技艺”。至于是不是有“小说的匠心”和“诗歌的轻灵”，读者可以见仁见智，但至少，当这些故人在作者的笔下渐渐变得鲜活并挺立起来，“让走失的人找到回归的方式”，应该说作者这一努力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本书的副题为“致故人的二十四封书简”。作者所拣择的24位故人，有的名头实在大到不需要任何定语，比如李白；有的似乎并不那么让人耳熟能详，比如羊续。按照作者的说法，他们共同的特性—悲剧的生命意识、灵魂里那种常人触不可及的高远梦想—是其“费了一番功夫”选择的原因。在我看来，作者的这些选择，与其说是在个体的层面重新解构了这些故人，不如说是在历史的层面反照人类古今同息的命运。历史与当下，在互文语境里彼此呼应寒暄，我们在用上帝视角观看他者的同时，何尝不是在揽镜自照。
比如沈从文与张兆和那场被反复书写的爱情故事，作者似乎并没有刻意猎奇新的“史料”，只是在平淡无奇的现有素材基础上排列组合。但是，就在这样的拼贴式文章里，隐然有一条与众不同的线索贯穿：在爱情的世界里，永远不要低估了情书的力量！“情书圣手”与“乡巴佬”这两个关键词，奇妙地构成了沈从文的灵与肉。作者说，最好的情书除了才华和好文字外，一定是有一颗炽热的心藏在里头的。所以，无论多少封情书会石沉大海，沈从文都会坚持不懈地书写；无论湘行的路途多么寂寞无聊和相思成灾，他给予“最好的人”只有一段最好的水光山色；无论他个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情书成了他隐忍活下去的慰藉。沈从文给了他的“三三”一个情书构筑的世界，一个“赤子”，这些就在作者带着我们漫不经心地观云、过桥、饮酒的过程中，凸显了出来。而今天的我们，恐怕已经很难理解情书的力量了。
又比如林觉民致书妻子陈意映的故事，虽然《与妻书》被收入高中课本，但事情的本来并非为今天的读者耳熟能详。在作者的笔下，《与妻书》不是一场叙述的起点，也不是叙述的目的，而是叙述的触媒。它建构了我们对林觉民的死亡想象，这才是作者充满诗意化表达的灵感源泉。在《与妻书》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24岁的林觉民在起义的战斗中，面对战友的牺牲，他的“脑海里现出了妻子的模样”；被俘后面对行刑队，心中“妻子那张圆圆的脸又浮现出来”；看到20岁的林觉民身体力行地感染着妻子，促使她学习新学，听丈夫慷慨激昂的讲演，“他是那么热烈、明亮，像水洗过的太阳”；还看到了18岁的林觉民和14岁的陈意映在父母之命的安排下，确认了眼神，“第一次目光相对后，他们就下了一生的决定，彼此在欣喜的静默里交付了一生的契约”。然而，倒错的时空书写对往事的回溯愈美好，愈凸显了历史的残酷与真实。决意赴死的林觉民为自己深爱的妻子留下一封绝笔信，所有的誓言和承诺戛然而止。“他是以爱她的心去爱天下人，以疼惜她的心去疼惜天下人。他将生命看得如此通透，将生死看得如此淡然。”
在作者冷静的叙述里，我们隐然可以看到某种批判的意味：在充斥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当下，这种“珍贵的理想主义”已经遥不可及。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遥不可及，让《与妻书》里的林觉民成为一颗也许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的“明亮的灵魂”。
在林林总总的“历史大散文”序列里，作者这样带有文体实验性质的写作其实并不讨巧，要将长短不一的文章写得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殊为不易，但我们能感受到作者的诚恳和努力。如论张苍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英雄一定是寂寞的；在没有信仰的年代里，坚守信仰一定是需要无尽的勇气的。”论李白，“成不成仙有什么关系呢？他总有办法留在这温暖的人世上，1300年后，我们还能在古籍里找到一个俊逸的灵魂。”具有多年阅读史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进入文字编织的历史，纸上苍生，他们有的笑傲歌哭，有的穷愁潦倒，有的流芳百世，有的遗臭万年。亦仿佛我们熟悉的故人，与其说他们是在书写中复活，不如说他们是在书写中生活，仅此而言，这样的书写，就令人尊敬。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