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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厚枢,编审。曾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出版年鉴》主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著有《中国出版史话》、《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高校专业教材《中国编辑出版史》和《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两书中的1949-1979年部分。
我已进入耄耋之年,回首往事,从我参加工作时算起,我走过的近70年的人生旅途,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从卖书、宣传书到编书、著书的漫长岁月,始终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少年时期因家境贫困,仅断断续续地勉强读了两年多的初中就辍学就业。1943年初,我进了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当练习生。我自知文化底子差,又不甘落后,于是比别人加倍努力寻求知识。我利用早晚和节假日的业余时间,曾花了两年多时间,熟悉书店门市部近万种图书的书名、作者,阅读各书的前言、后记,记下准备日后要看的书名;然后有重点地读了一大批文史类图书,借助于馆中丰富的辞典、工具书,自学了高中、大学的文史类教材和辅导读物,迅速地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
1956年,我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担任宣传科科长,这时期,我的读书重点放在选读北京各出版社出版了哪些应该宣传的好书。1958、1959年京沪两地在青年中开展了群众性的读书活动。这一时期,《青春之歌》、《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等一批优秀文学作品出版。为了扩大宣传,我编辑了《多读好书》等4本宣传小册子,内容选刊了被推荐的书的作者谈写作经过的文章,写得较好的书评,还刊载了辅导读书的文章,以及名人刻苦读书的故事、诗歌、读书格言和美术作品,做到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这项工作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委员长专门写来“认真读书”的题词,郭沫若同志题了“多读好书”的题名,茅盾同志写了《推荐好书还需好文章》作为“代发刊词”,臧克家同志写了“读好书像交了益友”的诗篇,曾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周世钊同志应约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二三事》长文。这4本小册子以16开32～64面双色套印,每册收费一角至二角,在全国新华书店门市部公开出售,共印了47.1万册,都于短期内售完,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我于1962年调至文化部出版局后,第一次完整地看到张静庐先生花费近20年时间收集、整理、辑注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料,我在学习、研究后,萌发了收集当代中国出版史料的愿望,便结合工作,广泛收集,30年间没有中断过。1980年上半年受到领导同志的鼓励和支持,我利用业余时间,试写了《中国出版简史(初稿)》,从当年9月起在《出版工作》月刊上连载。后来经过修改、补充,完成《中国出版史话》,1996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在完成这本29万字的小书前后,是我前半生中读书最多、在知识上获得大丰收的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2年到2009年,我在书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书的历史、书刊评介、书籍宣传等方面的文章、资料,累计有240余万字;我主编的有关出版工作的图书、报刊有15种、50册,累计字数2933万字。
在多年经历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觉到:是书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坚持“干什么,学什么,不怕苦、不怕累,力求每项工作都要做出好成绩。”读书使我进步,读书伴随我成长,帮助我克服种种困难,能够愉快地度过每一天。
我已进入耄耋之年,回首往事,从我参加工作时算起,我走过的近70年的人生旅途,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从卖书、宣传书到编书、著书的漫长岁月,始终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少年时期因家境贫困,仅断断续续地勉强读了两年多的初中就辍学就业。1943年初,我进了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当练习生。我自知文化底子差,又不甘落后,于是比别人加倍努力寻求知识。我利用早晚和节假日的业余时间,曾花了两年多时间,熟悉书店门市部近万种图书的书名、作者,阅读各书的前言、后记,记下准备日后要看的书名;然后有重点地读了一大批文史类图书,借助于馆中丰富的辞典、工具书,自学了高中、大学的文史类教材和辅导读物,迅速地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
1956年,我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担任宣传科科长,这时期,我的读书重点放在选读北京各出版社出版了哪些应该宣传的好书。1958、1959年京沪两地在青年中开展了群众性的读书活动。这一时期,《青春之歌》、《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等一批优秀文学作品出版。为了扩大宣传,我编辑了《多读好书》等4本宣传小册子,内容选刊了被推荐的书的作者谈写作经过的文章,写得较好的书评,还刊载了辅导读书的文章,以及名人刻苦读书的故事、诗歌、读书格言和美术作品,做到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这项工作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委员长专门写来“认真读书”的题词,郭沫若同志题了“多读好书”的题名,茅盾同志写了《推荐好书还需好文章》作为“代发刊词”,臧克家同志写了“读好书像交了益友”的诗篇,曾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周世钊同志应约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二三事》长文。这4本小册子以16开32～64面双色套印,每册收费一角至二角,在全国新华书店门市部公开出售,共印了47.1万册,都于短期内售完,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我于1962年调至文化部出版局后,第一次完整地看到张静庐先生花费近20年时间收集、整理、辑注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料,我在学习、研究后,萌发了收集当代中国出版史料的愿望,便结合工作,广泛收集,30年间没有中断过。1980年上半年受到领导同志的鼓励和支持,我利用业余时间,试写了《中国出版简史(初稿)》,从当年9月起在《出版工作》月刊上连载。后来经过修改、补充,完成《中国出版史话》,1996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在完成这本29万字的小书前后,是我前半生中读书最多、在知识上获得大丰收的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2年到2009年,我在书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书的历史、书刊评介、书籍宣传等方面的文章、资料,累计有240余万字;我主编的有关出版工作的图书、报刊有15种、50册,累计字数2933万字。
在多年经历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觉到:是书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坚持“干什么,学什么,不怕苦、不怕累,力求每项工作都要做出好成绩。”读书使我进步,读书伴随我成长,帮助我克服种种困难,能够愉快地度过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