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竹林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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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作为唐代文化的瑰宝,既是时代精神的彰显,也是六朝思想的传承与光大.竹林七贤是魏晋风度的代表,其人格精神对于唐代诗人的影响至深,他们身上呈现出来的放诞、散淡的行为方式以及诗酒精神,感染了唐诗作者的思想与书写方式.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创作群体与竹林七贤在精神上的共鸣,说明任何一种文学艺术形态都离不开对于前代的继承与发展.
其他文献
作为一类文化活动,翻译指的是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交流问题.在这类交流实践中,译者代表着自身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也就是所谓的“本土文化价值”.译者所代表的是本土文化价值及其地位,以及译者对该文化价值的认识与所持的态度,这些认识和态度均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影响和制约其翻译模式的选择.针对翻译问题的研究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来时,当时在学术界发出了学科成立的宣言.在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实现了多次转向之后,学者和译者以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诸多视角对其进行了充分的解释和描述,呈现出了百家争鸣
期刊
以翁心存、翁同龢为代表的翁氏家族作为晚清一大望族,在其发展中必然有某种精神文化方面的驱动力,书籍在这一过程中正扮演了重要角色.翁氏家族藏书甚夥,其中不少来自陈揆、刘喜海、彭元瑞等藏书家流散的书籍,这些信息在翁氏日记中均有详细记述.同时,日记中也留下翁氏父子众多读书、校书的记录,并在不少藏书题跋中可以看到诸多翁氏家族成员的笔墨,或是父子同撰,或是叔侄联题,呈现出的是家族共同读书的文化景象.
台北“国家图书馆”孤本明《太古遗音》为目前仅见古代彩绘琴谱,其第三卷《手势图》绘制精美,亦作为介绍古琴指法的影像资料见诸媒体.但该谱《手势图》中“指法图”对应的“象形图”与诸家琴谱存在多处不同,结合文字、图像判断应为重装时的错排.
将《高僧传》中的“材理”释为“裁断”“整理”或“制弓材料的质地纹理”均有不妥.通过辨析已有解释存在的主要问题、梳理“材”和“理”的主要意义、检视“材理”的文献用例及出现语境,发现“材理”一词自西晋至清代都有使用,主要表示树木或木材的质地、树木或木材的纹理、人的“才能”等义.比照历史文献中“材理”的出现语境,研读《高僧传》的上下文意,其中的“材理”当指封函材质的纹理,“材理自成字”指封函材质的纹理自然呈现出文字,借以彰显安世高的神通广大.
中国近代画家任伯年被徐悲鸿赞誉为明代画家仇英之后中国画家第一人.有“胡椒大王”之称的新加坡收藏家陈之初香雪庄藏品中,便有一件颇具特色的任伯年《八仙图》四条屏.陈之初去世后,《八仙图》和一些香雪庄藏品捐赠给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中国历史上合称“八仙”的八位神仙出现于唐宋小说,起初人物并不一致,在明代吴元泰的《上洞八仙传》中(又名《八仙出处东游记》)定型为:张果老、韩湘子、蓝采和、吕洞宾、锺离权、何仙姑、铁拐李、曹国舅.八位仙人手持的宝物(法器)称为“暗八仙”,暗八仙和八仙的从属关系不固定,造成理解八仙图的困
钱东垣,字既勤,号亦轩,钱大昭长子,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嘉庆三年(1798)举人.历官浙江松阳、上虞县知县.钱东垣少承家学,与其弟钱绎、钱侗三人以经史、金石相切劘,时人有“钱氏三凤”之称,父子四人皆为清代著名学者.著有《孟子解谊》《小尔雅校证》《补经义考》《列代建元表》《勤有堂文集》等.
期刊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街居体系负担过重、社区议事和自主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改进社区治理需要在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构建混合形态的共同治理新格局.社区共治既要推进社区赋权,构建议事、互惠和规约机制,也要发挥协调引领的作用,依靠组织嵌入、社会动员和冲突解决机制,提升意见整合和问题解决能力.与行政秩序、市场秩序、自治秩序相比,共治秩序更具包容性,它将更广泛的行动主体纳入社区治理体系.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需要基于有限政府的职能定位,构建社区议事平台,在多元主体之间增进沟通、协商和谈判,
历史主动精神是党在百年奋斗中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勇担历史重任的精神品格.百年来,党能够团结带领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党始终坚持和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在重大历史关头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主动作为,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总结党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成功经验,对我们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意义.
淮南书局重刻《十三经注疏》是经何绍基提议,在曾国藩、方浚颐的支持下,以何绍基、莫友芝为中心,汇集淮南书局编校士人群体共同展开的工程.自同治十年春筹备校刻,至光绪四年刊成《毛诗注疏》一种而罢,淮南书局重刻《十三经注疏》未竟而殇,其直接原因是书局人事变故所致,更深层原因则在于同光年间学术风气的转变.淮南书局重刻《十三经注疏》作为偶发性挫折事件,为考察晚清经学与学术衍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从中既能看到晚清经学的延续与学者的固守,也真切映照出经学渐趋衰落的时代变迁.
所谓陶渊明忠于东晋、愤恨刘宋新政权的论断意见,是宋人汤汉在《陶靖节先生诗注》一书中率先明确提出的,其影响至今不衰.这一陶诗“忠愤”说虽然多少有一点根据,但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不符合陶渊明的实际,是不恰当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汤汉此书在著录异文、提供注释和分析方面,都有相当的贡献.宋刻本汤氏《诗注》亦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