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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晴天霹雳
2006年9月5日晚，陆怡意外接到一条手机短信，发信者匿名，内容为：您宝宝的脐带血检验结果是厌氧菌(＋)性，保存是毫无价值的，你被欺骗了。
陆怡的女儿当年1月在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出生。在那里，待产的妈妈经上海脐带血库销售人员的热情推荐，参与了一种被誉为“生命银行”的脐带血自存业务。
陆怡在销售人员派发的介绍单上，看到了诸如“上海地区惟一经卫生部批准设置并通过执业验收”的介绍，以及上海市红十字会、上海市血液中心等机构成立，上海市国资委、科委、卫生局批准等内容，她本能地相信，这些等同于安全无虞。她当时并不清楚，保存脐带血其实可分捐赠公共库和自存自体库两种方式，因为“当时，捐赠几乎绝口不提，推销人员反复强调的是，自存自用的好处”。按照对方极力推荐的一次性付费可以打折的方式，年轻的妈妈签署了储存协议，支付了1.6万余元，孩子的脐带血被允诺保存20年。
类似的经历，自2005年8月到2007年4月，至少在3000位待产妈妈身上重演，上海脐带血库的统计数据显示，这期间共有3000余份脐带血，以付费自存的方式入库。
为了尽量保证脐带血的安全洁净，有些妈妈甚至放弃顺产而选择剖腹产，工作人员告诉她们，后者可以最大限度避免脐带血遭受产道细菌的污染。
在陆怡经常光顾的上海篱笆论坛的一处名为“初为人母”的分论坛上，为孩子存一份生命保险，曾一度作为流行的爱心礼物，被初为人母的妈妈们效仿。一直到9月初的这个夜晚，这条晴天霹雳般的匿名短信出现。
陆怡立即循着短信号码回电过去，但神秘人没有接，她只能通过短信惶恐地与对方交流，获悉和她同等遭遇的妈妈有二百多名。
这个周末，十余位接到短信的妈妈在上海人民广场碰了头。
在上海血液中心9楼，妈妈们第一次见到了脐带血库的领导，对方的回答却是出人意料：这是一场内部员工恶意报复单位的阴谋。
停职：祸起萧墙
上海脐带血库认定，散发匿名短信的神秘人应是下属员工屠丽敏、刘玲、余光明(化名)。
2007年7月底，在事发近一年后，刘玲、屠丽敏面对本报记者表示，出于对其损坏单位名誉的惩罚，上海脐带血库一年前辞退了她们。
刘玲自言，她原先供职于天津协和脐带血库上海办事处，数年前的中国，脐带血采集并无具体规范可循，使得异地采血大行其道，2004年，上海叫停跨区域采集脐带血，天津协和被迫终止在上海的业务，次年7月，失业的刘玲得以进入彼时成立不久的上海脐带血库。她和屠、余三人一度是上海脐带血库最得力的销售人员，业务量超过总量的近一半。每例成功入库，她们将获得35元的业务提成。
在工作数月后，刘玲发现了不妥之处，依照此前在天津协和的经验，每月总会有10％左右的血样因为无菌检测阳性而废弃。阳性，意味着血样受到细菌污染，无保存价值。
可是，在上海脐带血库，从2005年8月一直到2006年8月，刘玲等三人吃惊地发现，凡经三人之手的血样百分百都可入库。
屠丽敏回忆，有一次她曾陪同血库驾驶员去检测机构（上海六院）取化验单，亲眼目睹数份无菌检测呈阳性的血样检测单，结果仍被加盖合格章收入库中。她曾私下提醒血库负责人，但于事无补，还被苛责，甚至排挤。
出于自保，三位业务员开始留心相关的检测报告和数据，并私下收集，这成为后来她们揭露内幕、反戈一击最重要的证据。
2006年8月5日，屠、刘、余三人匿名写信向上级部门反映血库不规范之事，在信中她们说，“入库的两千多份自存的脐带血样本中，已有两百多份被细菌和病毒污染，而脐带血库只顾眼前的金钱利益，弄虚作假。”
刘玲对举报动机的解释是，既是良心上不安，也是期望个人工作稳定，而只有公司操作规范，市场才做得长。
举报信第二天落入血库负责人章毅手中，她们的“叛举”被公然曝光。8月10日，三人正式被停职。
血疑：蹊跷重重
陆怡和其他数十位收到同样短信的妈妈们这个时候才开始郑重打量这家“生命银行”。她们吃惊地发现，这是一家私人企业控股的商业公司，并非她们理解的慈善性、公益性的机构。
记者查证的工商资料显示，上海脐带血库隶属于上海干细胞有限公司名下，该公司股份构成比例如下：上海聚康生物公司占70％股份，上海红十字会20％股份，上海血液中心10％股份。在公司章程里，分明写着所得利润按照公司法由各股东分配的方案。而干细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章毅也正是这家私营公司聚康生物的法定代表人。而此前，所有公开宣传资料上，聚康公司都被隐去。
如果说私人企业控股并不全然注定操作不规范的话，更多被发现的事情则令妈妈们陷入惊恐。
为了确认盖合格章的血样是否如业务员所说已受污染，妈妈们要求血库提供原始的化验单据核查，但数度交涉，对方始终拒绝。而检测机构上海六院亦复如此。一位妈妈通过私人关系最终从上海六院获得了自己的原始化验单，果然发现，无菌检测显示阳性，这意味着脐带血带菌，已受污染。但她的协议上分明盖着合格章，业已付费入库。
据记者和妈妈们的查实，截止到2006年8月15日，上海脐带血库自体保存数量2052份，其中两百多份细菌检测不合格，可后来，这些不合格样本又都进行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复检，全部作为合格样本入库保存。这一数据后来也得到上海脐带血库的承认。
妈妈们提供的早期交涉录音显示，上海脐带血库对此的解释是，自体库奉行两次排查标准，第一次细菌检测呈阴性则一次检测过关盖无菌生长章入库，若第一次检测呈阳性，视为假阳性，则做第二次复检，呈阴性的盖合格章继续保存，呈阳性的则废弃。
“很显然，复检的目的就像是为了推翻初检结果而达到合格入库。”一位妈妈葛剑敏说。
2006年12月，一份脐带血库内部血样检测表被知情人士透露出来，证实了妈妈们的猜测。对于此表的真实性，本报记者曾随机抽取了其间数位样本的时间、编号、姓名与当事妈妈核对，结果吻合。
在表格所列的两百多份样本中，有22份样本在两次检测都呈阳性的情况下进行了第三次检测，而不是像脐带血库宣称的那样，按照“二次排查”标准予以废弃；有77份样本，在初检三个月后才得到阴性的复检结论，甚至有8份样本，复检时间和初检时间相隔一年以上。
其中大部分复检时间发生在匿名短信发出前后，2006年8、9、10这三个月突击完成。
陆怡坚信，血库有可能根本无视初检结论，一律入库，所谓的复检只是在事发后遮人耳目的行为，“要不然如何解释，初检和复检竟可以相差数月乃至一年之久？”
已经有妈妈惊诧地发现，在自己拿到显示合格入库的储存协议的时候，自己的血样复检结论还没有给出。
而另一位妈妈向记者出示了她的检测报告，显示脐带血带有乙肝病毒，但脐带血库在加收了她1000元特别保管费后照收不误。
陆怡不无愤慨的同时，却也意外发现了另一件蹊跷事，在一些涉嫌造假的盖合格章的储存协议上，技术主管的签字栏上都做了记号，或小横线，或小圆圈。是谁刻意留下了记号，又是为了什么？
2007年7月底，记者在上海采访期间，几番查证，记号的留存者终于浮出水面，正是在协议上签名的上海脐带血库的一位技术主管。2004年至2006年间，他曾在这家脐带血库工作两年，2006年5月，被辞退。此前他拒绝任何采访，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却陷于因为签名而难辞其咎的担忧之中。依其自述，血库的工作时光并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他说，博士出身的他虽身为技术主管，实际上并无权干涉太多检测事务，每天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一叠储存协议上签字。
最初，协议书还夹着原始化验单，他尚可在审阅检测结论后才签名，等到后来，送来的就是简单的协议书，什么原始检测单据也没了，有时就是一纸空白的协议书，只需其签字即可。
这位主管觉得不对，曾试图追问，但答复是“老板让你签，你就签吧”。出于谨慎，他在但凡自己没对照过原始单据就签名的协议书上，刻意留下了记号，随手而就，有时横线，有时画圈，“也算是为自己留存一条后路”。
现在看来，这些被其加注记号的协议书，均是初检不合格而又复检入库的样本。
担忧：真相有多远
2006年10月31日，上海《第一财经日报》披露上海脐带血库涉嫌污染一事。半个月后，陆怡收到了上海脐带血库诉其名誉侵害的诉状，此前，她曾将自己的遭遇公布于网络论坛，血库认为其蓄意破坏血库的名誉。
上海市卫生局紧急介入调查，2007年5月，上海卫生行政部门有了调查结论，称联合调查组采取双盲法监督检查，表明上海脐带血库从采集到检测、运输、制备、运输、保存等环节是受控的。惟一认定的疏漏是，该库在个别初检阳性、复检阴性的脐带血标本检验过程中，违法出具检验报告的规定程序，也就是妈妈们质疑的检测结果未出，而合格结论已下的瑕疵。并称已作行政处罚。
面对汹涌而起的社会质疑，继“二次排查标准说”之后，脐带血库又提出了“有菌脐带血也可移植”的观点。
在妈妈们提供的一次交涉的现场录音显示，血库负责人章毅称，“现在国内外有大量的文献，就是在临床用的时候，细菌是可以控制的，可以处理的，而且放在零下200度当中，细菌绝大部分是死掉的，也有一部分菌种不会生长。”
记者就上述技术问题咨询了多位国内脐带血移植权威，为了力求专家们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发表观点，记者刻意淡化了上海脐带血库的事件背景，纯以技术问题咨询。但答案依然与上海脐带血库的说法相左。
唐佩弦，中国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脐带血权威，明确否定了脐带血细菌检测所谓二次排查标准，他说，只要一次阳性结果，就应该废弃，做再多的检测，呈现再多阴性结果，都无法推翻已有的阳性结论。
这一观点，被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道培同样秉持，即便他认同自体库的标准略低于公共库，但一旦检测呈阳性就该废弃，也被其视为原则问题。
而至于所谓的“有菌脐带血也可以移植”的观点，则被一些专家视为不讲常识。“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是最基本的医学常识，不单脐带血，其他血液制品也如此。”唐佩弦说。
此后，2007年7月，上海脐带血库负责人章毅拒绝记者的采访，称一切以卫生行政部门的调查结论为准，对于待解的诸多悬疑，不予回应。
上海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重申此前所做的调查结论是严肃的、负责的，并指出脐带血库尚属新生事物，正在逐渐探索和完善中。并透露，已着手考虑脐带血检测由第三方检测机构介入一事。
卫生局的一纸调查结论并不能终结妈妈们的疑惑，她们要求公布具体调查的程序和内容，甚至有妈妈提出，愿将自己入库的血样拿出来请第三方机构公开检测，但均未有回应。
2006年12月17日，妈妈们将上海脐带血库告上了上海市长宁区法院。但在能否立案的第一个环节，便僵持住了。长宁法院以案情属于群体性和高科技为由，一直未给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并力劝双方进行调解。
陆怡说，不为一万多块钱，也不为自己，她们要为所有宝宝和妈妈着想。她们要求血库公开原始检测报告，公开事件真相，公开赔礼道歉。调解最终破裂。
2007年11月，在递交诉状一年后，十余位妈妈们再度聚集长宁法院要求立案，一位分管领导称，需与其他部门协调后才能决定，时间表未知。
妈妈们再次陷入无休止的等待，她们不知道真相究竟离自己多远，但虹桥路上血液中心大楼里，脐带血库的咨询电话声依旧不断。
体制矛盾下的监管漏洞
2008年1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进行了有关报道后，上海市卫生局已要求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和市血液管理办公室进一步加大对上海市脐血库的日常督查和管理力度，确保脐血质量和安全。然而，上海脐带血库的私营公司控股现状已是事实，这背后不仅是简单的监管问题，更指向中国整个脐带血存储行业内在的体制矛盾。
脐带血库的公开声明是：“在当前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和严控事业单位规模的情况下，引进社会资金筹办脐带血库，并进行法人登记，是国内通行的办法”。
目前全国有卫生部许可设置的十家脐带血库，除广州市脐带血库由政府全额拨款，只接受捐赠外，其他的均有社会资金入股或控股，均开设付费自存的业务。
尽管1999年实施的《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管理办法》就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进行脐带血采供活动”，但正如上海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所言，国家对于非营利的概念无清晰的法律界定。
而同时，该办法中对血库设置条件要求“具备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和运转经费的能力”，却为商业资本逐利提供了制度漏洞.
上海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称，上海市政府拨付的经费只有400万，远不够脐带血库正常的设置和运转费用。正是基于多渠道筹资考虑，才引进上海聚康公司入股。
目前国内绝大部分脐带血库的架构多是一个公共库，一个自体库。公共库奉行公益原则，接受公众脐带血捐赠，免费保存，以作日后提供给病患进行异体移植；而自体库，实行收费保存，脐带血也只用于保存者自体移植所用。
目前国内大部分脐带血库的架构多是一公共库接受捐赠，一自体库用于收费自存。监管者也默认了此种折中方式，并希望以自体库的盈余来扶持公共库的发展，弥补国家对于公共库的投入不足。
在2000年前后，对于是否该设置盈利性自体库，医学界一度争议纷然，赞同者称，公共库的发展及脐带血科学研究才是最重要的，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这是一条创新的途径；而反对者则认为，自体库的初衷就是一场商业资本的逐利行为，期望其扶持公共库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在，上海脐带血库的涉嫌污染事件，无疑令反对者的担忧部分成为现实。
以上海脐带血库为例，内部业务员透露，在达到国家对于公共库的验收标准1000例，以确保验收合格后，血库便蓄意抬高了公共库的入库门槛，比如血量提高标准，供体的检查更趋严格，被质疑的内在逻辑是，因为免费保存，每多一份捐赠则意味着血库得额外永久地承担一笔保存费用。
甚至一位签署捐赠协议的上海妈妈，竟然在孩子还未出生的时候就收到了脐带血库作出的血量不够已作废弃的决定，她气得哭笑不得。
而同期自体库的业务则一路飙升，存储量已近公共库的三倍，且自体库的入库标准也较公库大为降低，以增加收费入库的可能性。
助力公共库及科研的愿望正在变得渺茫。唐佩弦教授感慨，近年来，国内脐带血库方面的科研成果以及供血移植案例，除了广州脐带血库还时常出现，其他库则大多寂无声息了。唐佩弦教授数年前曾是激烈的脐带血库自存业务的反对者，面对许多脐带血库以科学为名，实际异化为商业牟利的现状，他对记者说，脐带血的应用价值前景广泛，只有国家完全投资，倡导捐赠公共库，科学研究才能走上正途。
（据《南方周末》）
编辑/吴雨
2006年9月5日晚，陆怡意外接到一条手机短信，发信者匿名，内容为：您宝宝的脐带血检验结果是厌氧菌(＋)性，保存是毫无价值的，你被欺骗了。
陆怡的女儿当年1月在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出生。在那里，待产的妈妈经上海脐带血库销售人员的热情推荐，参与了一种被誉为“生命银行”的脐带血自存业务。
陆怡在销售人员派发的介绍单上，看到了诸如“上海地区惟一经卫生部批准设置并通过执业验收”的介绍，以及上海市红十字会、上海市血液中心等机构成立，上海市国资委、科委、卫生局批准等内容，她本能地相信，这些等同于安全无虞。她当时并不清楚，保存脐带血其实可分捐赠公共库和自存自体库两种方式，因为“当时，捐赠几乎绝口不提，推销人员反复强调的是，自存自用的好处”。按照对方极力推荐的一次性付费可以打折的方式，年轻的妈妈签署了储存协议，支付了1.6万余元，孩子的脐带血被允诺保存20年。
类似的经历，自2005年8月到2007年4月，至少在3000位待产妈妈身上重演，上海脐带血库的统计数据显示，这期间共有3000余份脐带血，以付费自存的方式入库。
为了尽量保证脐带血的安全洁净，有些妈妈甚至放弃顺产而选择剖腹产，工作人员告诉她们，后者可以最大限度避免脐带血遭受产道细菌的污染。
在陆怡经常光顾的上海篱笆论坛的一处名为“初为人母”的分论坛上，为孩子存一份生命保险，曾一度作为流行的爱心礼物，被初为人母的妈妈们效仿。一直到9月初的这个夜晚，这条晴天霹雳般的匿名短信出现。
陆怡立即循着短信号码回电过去，但神秘人没有接，她只能通过短信惶恐地与对方交流，获悉和她同等遭遇的妈妈有二百多名。
这个周末，十余位接到短信的妈妈在上海人民广场碰了头。
在上海血液中心9楼，妈妈们第一次见到了脐带血库的领导，对方的回答却是出人意料：这是一场内部员工恶意报复单位的阴谋。
停职：祸起萧墙
上海脐带血库认定，散发匿名短信的神秘人应是下属员工屠丽敏、刘玲、余光明(化名)。
2007年7月底，在事发近一年后，刘玲、屠丽敏面对本报记者表示，出于对其损坏单位名誉的惩罚，上海脐带血库一年前辞退了她们。
刘玲自言，她原先供职于天津协和脐带血库上海办事处，数年前的中国，脐带血采集并无具体规范可循，使得异地采血大行其道，2004年，上海叫停跨区域采集脐带血，天津协和被迫终止在上海的业务，次年7月，失业的刘玲得以进入彼时成立不久的上海脐带血库。她和屠、余三人一度是上海脐带血库最得力的销售人员，业务量超过总量的近一半。每例成功入库，她们将获得35元的业务提成。
在工作数月后，刘玲发现了不妥之处，依照此前在天津协和的经验，每月总会有10％左右的血样因为无菌检测阳性而废弃。阳性，意味着血样受到细菌污染，无保存价值。
可是，在上海脐带血库，从2005年8月一直到2006年8月，刘玲等三人吃惊地发现，凡经三人之手的血样百分百都可入库。
屠丽敏回忆，有一次她曾陪同血库驾驶员去检测机构（上海六院）取化验单，亲眼目睹数份无菌检测呈阳性的血样检测单，结果仍被加盖合格章收入库中。她曾私下提醒血库负责人，但于事无补，还被苛责，甚至排挤。
出于自保，三位业务员开始留心相关的检测报告和数据，并私下收集，这成为后来她们揭露内幕、反戈一击最重要的证据。
2006年8月5日，屠、刘、余三人匿名写信向上级部门反映血库不规范之事，在信中她们说，“入库的两千多份自存的脐带血样本中，已有两百多份被细菌和病毒污染，而脐带血库只顾眼前的金钱利益，弄虚作假。”
刘玲对举报动机的解释是，既是良心上不安，也是期望个人工作稳定，而只有公司操作规范，市场才做得长。
举报信第二天落入血库负责人章毅手中，她们的“叛举”被公然曝光。8月10日，三人正式被停职。
血疑：蹊跷重重
陆怡和其他数十位收到同样短信的妈妈们这个时候才开始郑重打量这家“生命银行”。她们吃惊地发现，这是一家私人企业控股的商业公司，并非她们理解的慈善性、公益性的机构。
记者查证的工商资料显示，上海脐带血库隶属于上海干细胞有限公司名下，该公司股份构成比例如下：上海聚康生物公司占70％股份，上海红十字会20％股份，上海血液中心10％股份。在公司章程里，分明写着所得利润按照公司法由各股东分配的方案。而干细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章毅也正是这家私营公司聚康生物的法定代表人。而此前，所有公开宣传资料上，聚康公司都被隐去。
如果说私人企业控股并不全然注定操作不规范的话，更多被发现的事情则令妈妈们陷入惊恐。
为了确认盖合格章的血样是否如业务员所说已受污染，妈妈们要求血库提供原始的化验单据核查，但数度交涉，对方始终拒绝。而检测机构上海六院亦复如此。一位妈妈通过私人关系最终从上海六院获得了自己的原始化验单，果然发现，无菌检测显示阳性，这意味着脐带血带菌，已受污染。但她的协议上分明盖着合格章，业已付费入库。
据记者和妈妈们的查实，截止到2006年8月15日，上海脐带血库自体保存数量2052份，其中两百多份细菌检测不合格，可后来，这些不合格样本又都进行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复检，全部作为合格样本入库保存。这一数据后来也得到上海脐带血库的承认。
妈妈们提供的早期交涉录音显示，上海脐带血库对此的解释是，自体库奉行两次排查标准，第一次细菌检测呈阴性则一次检测过关盖无菌生长章入库，若第一次检测呈阳性，视为假阳性，则做第二次复检，呈阴性的盖合格章继续保存，呈阳性的则废弃。
“很显然，复检的目的就像是为了推翻初检结果而达到合格入库。”一位妈妈葛剑敏说。
2006年12月，一份脐带血库内部血样检测表被知情人士透露出来，证实了妈妈们的猜测。对于此表的真实性，本报记者曾随机抽取了其间数位样本的时间、编号、姓名与当事妈妈核对，结果吻合。
在表格所列的两百多份样本中，有22份样本在两次检测都呈阳性的情况下进行了第三次检测，而不是像脐带血库宣称的那样，按照“二次排查”标准予以废弃；有77份样本，在初检三个月后才得到阴性的复检结论，甚至有8份样本，复检时间和初检时间相隔一年以上。
其中大部分复检时间发生在匿名短信发出前后，2006年8、9、10这三个月突击完成。
陆怡坚信，血库有可能根本无视初检结论，一律入库，所谓的复检只是在事发后遮人耳目的行为，“要不然如何解释，初检和复检竟可以相差数月乃至一年之久？”
已经有妈妈惊诧地发现，在自己拿到显示合格入库的储存协议的时候，自己的血样复检结论还没有给出。
而另一位妈妈向记者出示了她的检测报告，显示脐带血带有乙肝病毒，但脐带血库在加收了她1000元特别保管费后照收不误。
陆怡不无愤慨的同时，却也意外发现了另一件蹊跷事，在一些涉嫌造假的盖合格章的储存协议上，技术主管的签字栏上都做了记号，或小横线，或小圆圈。是谁刻意留下了记号，又是为了什么？
2007年7月底，记者在上海采访期间，几番查证，记号的留存者终于浮出水面，正是在协议上签名的上海脐带血库的一位技术主管。2004年至2006年间，他曾在这家脐带血库工作两年，2006年5月，被辞退。此前他拒绝任何采访，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却陷于因为签名而难辞其咎的担忧之中。依其自述，血库的工作时光并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他说，博士出身的他虽身为技术主管，实际上并无权干涉太多检测事务，每天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一叠储存协议上签字。
最初，协议书还夹着原始化验单，他尚可在审阅检测结论后才签名，等到后来，送来的就是简单的协议书，什么原始检测单据也没了，有时就是一纸空白的协议书，只需其签字即可。
这位主管觉得不对，曾试图追问，但答复是“老板让你签，你就签吧”。出于谨慎，他在但凡自己没对照过原始单据就签名的协议书上，刻意留下了记号，随手而就，有时横线，有时画圈，“也算是为自己留存一条后路”。
现在看来，这些被其加注记号的协议书，均是初检不合格而又复检入库的样本。
担忧：真相有多远
2006年10月31日，上海《第一财经日报》披露上海脐带血库涉嫌污染一事。半个月后，陆怡收到了上海脐带血库诉其名誉侵害的诉状，此前，她曾将自己的遭遇公布于网络论坛，血库认为其蓄意破坏血库的名誉。
上海市卫生局紧急介入调查，2007年5月，上海卫生行政部门有了调查结论，称联合调查组采取双盲法监督检查，表明上海脐带血库从采集到检测、运输、制备、运输、保存等环节是受控的。惟一认定的疏漏是，该库在个别初检阳性、复检阴性的脐带血标本检验过程中，违法出具检验报告的规定程序，也就是妈妈们质疑的检测结果未出，而合格结论已下的瑕疵。并称已作行政处罚。
面对汹涌而起的社会质疑，继“二次排查标准说”之后，脐带血库又提出了“有菌脐带血也可移植”的观点。
在妈妈们提供的一次交涉的现场录音显示，血库负责人章毅称，“现在国内外有大量的文献，就是在临床用的时候，细菌是可以控制的，可以处理的，而且放在零下200度当中，细菌绝大部分是死掉的，也有一部分菌种不会生长。”
记者就上述技术问题咨询了多位国内脐带血移植权威，为了力求专家们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发表观点，记者刻意淡化了上海脐带血库的事件背景，纯以技术问题咨询。但答案依然与上海脐带血库的说法相左。
唐佩弦，中国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脐带血权威，明确否定了脐带血细菌检测所谓二次排查标准，他说，只要一次阳性结果，就应该废弃，做再多的检测，呈现再多阴性结果，都无法推翻已有的阳性结论。
这一观点，被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道培同样秉持，即便他认同自体库的标准略低于公共库，但一旦检测呈阳性就该废弃，也被其视为原则问题。
而至于所谓的“有菌脐带血也可以移植”的观点，则被一些专家视为不讲常识。“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是最基本的医学常识，不单脐带血，其他血液制品也如此。”唐佩弦说。
此后，2007年7月，上海脐带血库负责人章毅拒绝记者的采访，称一切以卫生行政部门的调查结论为准，对于待解的诸多悬疑，不予回应。
上海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重申此前所做的调查结论是严肃的、负责的，并指出脐带血库尚属新生事物，正在逐渐探索和完善中。并透露，已着手考虑脐带血检测由第三方检测机构介入一事。
卫生局的一纸调查结论并不能终结妈妈们的疑惑，她们要求公布具体调查的程序和内容，甚至有妈妈提出，愿将自己入库的血样拿出来请第三方机构公开检测，但均未有回应。
2006年12月17日，妈妈们将上海脐带血库告上了上海市长宁区法院。但在能否立案的第一个环节，便僵持住了。长宁法院以案情属于群体性和高科技为由，一直未给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并力劝双方进行调解。
陆怡说，不为一万多块钱，也不为自己，她们要为所有宝宝和妈妈着想。她们要求血库公开原始检测报告，公开事件真相，公开赔礼道歉。调解最终破裂。
2007年11月，在递交诉状一年后，十余位妈妈们再度聚集长宁法院要求立案，一位分管领导称，需与其他部门协调后才能决定，时间表未知。
妈妈们再次陷入无休止的等待，她们不知道真相究竟离自己多远，但虹桥路上血液中心大楼里，脐带血库的咨询电话声依旧不断。
体制矛盾下的监管漏洞
2008年1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进行了有关报道后，上海市卫生局已要求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和市血液管理办公室进一步加大对上海市脐血库的日常督查和管理力度，确保脐血质量和安全。然而，上海脐带血库的私营公司控股现状已是事实，这背后不仅是简单的监管问题，更指向中国整个脐带血存储行业内在的体制矛盾。
脐带血库的公开声明是：“在当前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和严控事业单位规模的情况下，引进社会资金筹办脐带血库，并进行法人登记，是国内通行的办法”。
目前全国有卫生部许可设置的十家脐带血库，除广州市脐带血库由政府全额拨款，只接受捐赠外，其他的均有社会资金入股或控股，均开设付费自存的业务。
尽管1999年实施的《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管理办法》就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进行脐带血采供活动”，但正如上海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所言，国家对于非营利的概念无清晰的法律界定。
而同时，该办法中对血库设置条件要求“具备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和运转经费的能力”，却为商业资本逐利提供了制度漏洞.
上海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称，上海市政府拨付的经费只有400万，远不够脐带血库正常的设置和运转费用。正是基于多渠道筹资考虑，才引进上海聚康公司入股。
目前国内绝大部分脐带血库的架构多是一个公共库，一个自体库。公共库奉行公益原则，接受公众脐带血捐赠，免费保存，以作日后提供给病患进行异体移植；而自体库，实行收费保存，脐带血也只用于保存者自体移植所用。
目前国内大部分脐带血库的架构多是一公共库接受捐赠，一自体库用于收费自存。监管者也默认了此种折中方式，并希望以自体库的盈余来扶持公共库的发展，弥补国家对于公共库的投入不足。
在2000年前后，对于是否该设置盈利性自体库，医学界一度争议纷然，赞同者称，公共库的发展及脐带血科学研究才是最重要的，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这是一条创新的途径；而反对者则认为，自体库的初衷就是一场商业资本的逐利行为，期望其扶持公共库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在，上海脐带血库的涉嫌污染事件，无疑令反对者的担忧部分成为现实。
以上海脐带血库为例，内部业务员透露，在达到国家对于公共库的验收标准1000例，以确保验收合格后，血库便蓄意抬高了公共库的入库门槛，比如血量提高标准，供体的检查更趋严格，被质疑的内在逻辑是，因为免费保存，每多一份捐赠则意味着血库得额外永久地承担一笔保存费用。
甚至一位签署捐赠协议的上海妈妈，竟然在孩子还未出生的时候就收到了脐带血库作出的血量不够已作废弃的决定，她气得哭笑不得。
而同期自体库的业务则一路飙升，存储量已近公共库的三倍，且自体库的入库标准也较公库大为降低，以增加收费入库的可能性。
助力公共库及科研的愿望正在变得渺茫。唐佩弦教授感慨，近年来，国内脐带血库方面的科研成果以及供血移植案例，除了广州脐带血库还时常出现，其他库则大多寂无声息了。唐佩弦教授数年前曾是激烈的脐带血库自存业务的反对者，面对许多脐带血库以科学为名，实际异化为商业牟利的现状，他对记者说，脐带血的应用价值前景广泛，只有国家完全投资，倡导捐赠公共库，科学研究才能走上正途。
（据《南方周末》）
编辑/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