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的前身，是二十世纪之初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所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初建时名为“清华学堂”，因校址设立在清室遗园清华园而得名。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清华学校”。一九二五年。清华增设大学部。一九二八年夏，正式改为国立大学。翌年开办研究院。据《清华人文学科年谱》云：“研究院按照大学所设学系分别设立研究所，其主任由系主任兼任之。”
　　清华研究院的外国语文学部，其实与外文系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当时教授有十余人：王文显、吴宓、朱传霖、陈福田、黄中定、黄学勤、张杰民、楼光来、温德(R.Winter)、吴可读(A.L.Pollard)、施美士(E.K.Smith)、毕莲(A.M.Bille)、翟孟生(R.D.Jameson)、谭唐(C.H.Danton)、谭唐夫人(A.P.Danton)等。主任由王文显兼任。学部的课由各教授开设，研究生选修研习。
　　在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毕业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从事剧本创作和演剧活动者，其中不乏杰出的话剧人才，如洪深(留美预备部时的学生)、陈铨、石华父(即陈麟瑞)、李健吾、曹禺、张骏祥以及杨绛等。这就不能不提及给予他们很大影响的王文显先生。
　　王文显是著名戏剧家，杨绛后来从事剧本创作，与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王文显(1886～1968年)，号力山，江苏昆山人。长期生活在英国，从小就由一位英国人抚养，在英国受教育，获伦敦大学学士学位，曾任中国驻欧洲财政委员、伦敦《中国报》编辑、英国报界公会会员。归国后在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任教，一九二一年晢兼代理校长，一九二二年四月改兼副校长，十二月奉部令免兼职。清华改为大学后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开设《外国戏剧》、《戏剧专题研究》、《戏剧概要》、《莎士比亚研读》、《莎士比亚》、《近代戏剧》等课程。学生中如洪深、陈铨、石华父、李健吾、曹禺、张骏祥和本书的传主杨绛，都是在听了王文显的课之后，受其影响，开始接触西洋戏剧，并在以后陆续走上戏剧之路的。
　　王文显在教书的同时，还从事戏剧创作，他先后写过《委曲求全》、《皮货店》、《北京政变》等剧本。王文显的外语娴熟，特别是对西洋戏剧感悟独特，造诣颇深，听他的课无疑是一种享受，一位清华校友这样说过：“他的英文讲得太好了，不但纯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听他叙述英国威尔逊教授如何考证莎士比亚的版本，头头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国文学的知识之渊博。”杨绛除了听过王文显的课之外，还亲受吴宓等名家的教诲。吴宓在杨绛记忆的屏幕是这样的：
　　我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引者按：应为研究院)在清华当研究生的时候，钱钟书已离开清华。我们经常通信。钟书偶有问题要向吴宓先生请教，因我选修吴先生的课，就央我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我有时在课后传信，有时到他居住的西客厅去。
　　记得有一次我到西客厅，看见吴先生的书房门开着，他正低头来来回回踱步。我在门外等了一会儿，他也不觉得。我轻轻地敲敲门。他猛抬头，怔一怔，两食指抵住两太阳穴对我说：“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这就是说，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他当然认识我。我递上条子略谈钟书近况，忙就走了。
　　钟书崇敬的老师，我当然倍加崇敬。但是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