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已蜕化为一种意义空洞的表演仪式。那些真正改变人们命运的选拔机制，却没有多少人去关注
　　
　　轰轰烈烈的高考结束了。年年高考，年年都兴师动众，场面宏大。千百万人都信奉高考是一场改变命运的公平竞争。但与此同时，“读书无用论”却在中国乡村流传，揭示了这样一个冷酷的真相：高考已经不能改变命运。高考已经蜕化为一种名不副实的意义空洞的表演仪式。
　　由于在世界上最早建立了公平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读书与考试能够改变命运，这一观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深层意识之中。自隋唐正式设立科举制度以来，传统中国社会一个人、一个家族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都与科场考试的成败紧密相关。比如，一个人通过考试有了秀才这一等级的功名后，就有许多东西来显示他高出常人的地方：诉讼时在县太爷面前可以站立回话而不用下跪，遇有大罪先要革去秀才功名才可以动刑，屋门可以比一般人家高出三寸，还可以少出一些地丁钱粮，等等。
　　1905年，在欧洲文明前所未有的冲击下，晚清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一个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精英选拔制度就此宣告终结。中国进入革命与内战时期，军人、党人和革命者成为社会精英。这时，社会就成为一所最权威的大学。
　　1949年之后，全国实行了高考制度。当时，上大学免费，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虽不能说考上大学就等于富贵，但大学毕业后就成为国家干部编制中的一员，工作好，收入高，比起那些没有上大学的人来，地位自然要高不少。
　　中国民间将这种命运的改变，比喻为鲤鱼跳龙门。不过，同样是读书、考试改变命运，一位业界前辈曾经指出过这样一种区别：在传统社会，一户人家往往要通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才能供养出一位有功名的读书人。因此，一个人一旦出人头地之后，就不能只对自己负责，而且要对整个家族负责。到了新中国，由于国家实行免费教育，一户人家往往一代人就能考出来一位大学生，并不需要几代人供养，这意味着个人凭借自己的素质就能改变命运，而家族功能在无形中就弱化了。
　　新变革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高等教育出现产业化倾向，大学开始实行收费制度，扩大了招生名额，同时取消了毕业分配制度。不知不觉之间，中国社会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一考不再定终身，高考不再改变命运。
　　这一转折本来可以给中国带来一场教育革命。首先，由于高考不再充当直接为全社会选拔人才的工具，这一作用已经由其他社会选拔机制来替代，因此，高考可以改革为两三门基础课程的考试，录取过程也可以变得简明，从而使小学、中学可以随之摆脱应试教育的困境，使我们社会的教育品质更健全，具有更高创造性。其次，高等教育可以走向大众化、普及化、低廉化，让更多人有机会跨进大学校门，接受高等教育。由于大学毕业之后，还要经历社会上其他选拔机制的挑选，才能确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专业位置，因此，大学不过就是在小学、中学之后，一个继续改变人的文化素质的阶段罢了，用不着那么高不可攀，费用昂贵。
　　历史有惯性，利益需要维持。人们仍然在神化高考，炒作名牌大学，滥收教育费用，这一切都打着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旗帜进行。但是，当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跳过高考这道龙门，花费巨大代价读完大学之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变成龙，而仍然是一条鱼。要想变成龙，前面还有很多道龙门，有形的，无形的，在等待他们。但是，许多人已经无力再去跳越了。
　　的确，高考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公平的一道选拔机制。但是，因为不再直接改变命运，高考公平的意义就显得空洞而虚弱了。难道除了高考之外，我们就没有普及全社会的公平选拔机制了吗？难道只有听凭家族竞争重新来临，让家庭地位、金钱和社会关系成为决定命运的因素吗？难道我们就无法阻止社会阶层的断裂继续加大吗？
　　实际上，今天那些真正能够改变人们命运的选拔机制，比如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录用和国营企业招聘等等，都分散在社会各个领域，处于一种半明半暗的状态。这些选拔机制与选拔过程是否公平，是否需要整合成一种全新制度，以承担起社会上下层之间对流的功能，并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监督和思考。由于现实的遮蔽与思维的惯性，人们仍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意义已经空洞化的高考这一关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