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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扬雄；赋论；文体自觉：儒学
摘 要：扬雄通过对“赋”体从形式到内容“双重谬误”(即“文体谬误”和“意图谬误”)的反思，得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结论。这不仅是其辞赋理论的总结，更是其文体意识的自觉。他的这一文体自觉意识内含着“明道、征圣、宗经”的实质和文用兼顾中注重功用的文学价值观，在两汉之际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
中图分类号： 122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07)05—0044一05
扬雄学识渊博，著述丰富，思想丰赡，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视角对之进行解读。从文论的角度看，可发现扬雄在对前人的赋作赋论和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著名观点“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内含着“明道、征圣、宗经”的实质和文用兼顾中注重功用的文学价值观。这表明自扬雄开始，文体意识已进入自觉阶段。
一、前人对赋体的认识和评价
赋体作品诞生于战国后期，始盛于两汉。在辞赋创作发展的同时，逐渐产生了关于辞赋的理论。在扬雄以前，司马相如、司马迁和汉宣帝都对辞赋进行了评价。《西京杂记》引相如《答盛览问作赋》云：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司马相如提出了“赋迹”和“赋心”两个概念。所谓“赋迹”，是就赋的形式而言的，认为作赋必须辞藻华丽，音律和谐，这是对赋文体特征的认识所谓“赋心”，是讲作赋的方法，指出创作时要运用想象对外界事物进行艺术概括。这种认识和概括与赋的文体特征及实际创作要求比较相符。
与司马相如几乎同时的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赋作如此评说：
《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史记·司马相如传》)。
《子虚》之事，《上林》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既肯定了司马相如赋作的成就与特点，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可谓褒贬分明，但更多的是赞誉，他认为，相如之赋虽然“多虚辞滥说”、“靡丽多夸”，但总体来看是在引导统治者走向节俭之途，起到了与“《诗》之风谏”相同的效果；扬雄的赋“言虽外殊”，但“其合德一也”，在基本旨趣上与五经一致，这就给了司马相如赋作极高的评价。
喜好辞赋的汉代统治者以司马相如、司马迁的赋论为依据，大力提倡鼓励辞赋创作。汉宣帝曾说：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者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而可喜。譬如女工有绮彀，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乌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汉宣帝认为，孔子既然认为博弈犹贤，那么“与古诗同义”、“辩丽可喜”，能够“虞说耳目”、“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的辞赋就“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应该予以鼓励倡导。这种说法尽管主要是为其个人喜好寻找理由，但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汉赋的一些特征，即汉赋既具有“风谕”功用，更具有“虞说耳目”即“愉悦耳目”的审美作用。
可见，除司马相如是从赋体特征和赋作方法着眼评价辞赋外，司马迁和汉宣帝都从汉赋的功用着眼对其“讽谏”功用进行了肯定。但这种肯定到了扬雄那里，得到了重新审视和颠覆性批评。
从战国到西汉，由屈原、宋玉到荀子再到枚乘、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由无到有并逐渐发展成熟，人们对赋体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在文体实践上不仅诗、赋分立，而且辞赋也有所区别了。
《汉书·艺文志》载：“至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刘向在《别录》中区分了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伎等类，认为赋的特征是“不歌而颂”(《汉书·艺文志》)。刘歆的《七略》则在其父六分法的基础上修订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六书略、术数略、方伎略等七略，把赋分为四种(《汉书·艺文志》)。刘向、刘歆父子在分类上虽不够细致科学，也未对赋进行文学理论层面的探讨，但已经把诗赋从其他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独立出来，开始了对赋体的分类及其特征的研究工作，为以后文体分类意识的自觉和文体论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扬雄的文体自觉意识
扬雄文体意识的自觉是建立在他列辞赋从实践到理论的认识转变的基础上的。他的辞赋理论既与前人赋作赋论有关，也与自己的创作实践及理论认识有关。他对辞赋从认识到创作总体上采取了先扬后抑的态度，初期强调辞赋的丽靡特质，后期则于文用兼顾中更加注重文学的功用。
扬雄的辞赋创作和理论与他对司马相如赋作赋论的认识紧密相关。起初，扬雄作为辞赋爱好者，十分推崇司马相如。
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日：“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子云学相如而弗逮，故雅服焉。(《西京杂记》卷三)
(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顾尝好辞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
由此可知，扬雄早年好赋，对于“典而丽”、“弘丽温雅”的司马相如赋由“心壮之”而“常拟之以为式”。由于学而难及，故惊叹相如之赋“不似从人间来”，乃“神化所至耶”!其所作四大赋，就是形式上模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之作。据此可知，在早期创作实践上扬雄是十分推崇司马相如之类“尚丽”的“辞人之赋”的。
在理论上，扬雄也看到了赋体“丽”的特质。如《汉书·扬雄传》所载：“雄以为赋者，将以讽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这既体现在扬雄的赋作实践中，也是他的理论主张。他对辞赋的分类，不管是“丽则”的“诗人之赋”，还是“丽淫”的“辞人之赋”，都首先赋予其“丽”的文学共同特性。扬雄认为，不“丽”即不成“赋”，不“丽”则不成“文”。《法言·吾子》又说：“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日：有”。这同样强调文学具有“丽”这一特征。不仅如此，扬雄还以儒家经典和圣人之言为例证，进一步从哲学乃至道德的高度论述“丽”对于文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一切文学，包括经典著作、圣人之言，都必须“丽”，必须富有文采，否则就不具有审美价值，也不成其 为经典著作或圣人之言。他说：
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太玄·解难》)
玉不雕，琪皤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法言·寡见》)
足言足容，德之藻也。(《法言·吾子》)
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日：以其硼中而彪外也。(《法言·君子》)
在“文必丽靡”中，扬雄认识到了文学的本质特征。由于自幼受儒家思想教育，扬雄为学处世都以儒者自居，“非圣哲之书不好，非其意，虽富贵不事”(《汉书·扬雄传》)。他虽以相如之赋为模习对象，追求闳衍侈丽的形式，但在思想上又深受儒家影响，很重视辞赋的政治教化作用，其四大赋在模仿相如之赋形式的同时，更为重视赋的讽谏意义。他在四赋的序言里，明确表达了这种看法。
与“文必丽靡”中强调“丽”一样，扬雄在“文以致用”中也突出强调“则”。何谓“则”?《法言·吾子》说：“女恶丹华之乱窈窕电；书恶淫词之淈法度也”。《汉书·扬雄传》说：“雄以为赋者，……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由此可知，扬雄所谓“则”，是指文学创作要合乎儒家“法度”，“归之于正”。可见，“丽”是对文学形式方面的要求，“则”是对文学内容方面的要求。
从扬雄的全部理论和其美学思想来看，他对“则”的基本要求在“济乎道”、“折诸圣”、“辩于经”，即“明道、征圣、宗经”上，它们共同构成了扬雄辞赋创作和批评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他说：
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法言·吾子》)
或问：“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日：“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法言·吾子》)
或问：“五经有辩乎?”日：“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辫亦小矣。”(《法言·寡见》)
扬雄指出，经与圣互为一体，二者都统一于道。对于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言论、著述，他的要求更为严格。他认为：“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法言·吾子》)。“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也”(《法言·问神》)。认为只要不是阐扬儒家之道，或背离了孔子的思想，一切言论著述都是毫无价值的累赘物。
在长期的赋作实践和对以往赋论的反思中，扬雄逐渐认识到辞赋丽而无用的种种弊端与局限。于是，他决心弃而不为，由推崇相如之赋转而否定之，并在理论上对无用之赋进行了批评：
《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君子》)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盂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日：“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日：“壮夫不为也。”或日：“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法言·吾子》)
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
扬雄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结合司马相如的赋作实际，首先提出_『辞赋这种偏重形式、铺陈夸饰的文学能否真正发挥其讽谏作用的问题。他从儒家“尚用”的立场出发，从赋在形式和内容、理想与现实功用之间的矛盾两个方面否定了前人认为赋具有“仁义风谕”功能的观点。
从文体特征来看，汉赋总是“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大量运用描绘、叙述手法，导致读者只注意欣赏那些夸张的词藻以愉悦自己的耳目，等到作者最后“归之于正”，作品结尾露出一点讽谏之意时，则“览者已过”，以致“劝百而风一”。譬如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本欲讽止武帝好神仙之事，不料武帝读了《大人赋》之后，“反缥缥有陵云之志”，原来的想法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强烈。因此，“劝百风一”的赋颇似俳优滑稽之徒的言辞，纵有所讽，也是隐藏在众多似是而实非的辞藻之中，“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赋这种文体本身就未能“得言之解，得书之体”，不仅过多地遮蔽了作者的讽喻意图，而且极易使其走向反面而“劝百而风一”。这就是扬雄对赋“文体谬误”的认识。
从赋作作者意图和作品实效之间的紧张关系来看，即使作者本有讽喻之意，但他既无法在赋中完全表达出其讽喻之意，也无法肯定读者一定能从中领会到讽喻之意。所以说“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作者根本无法左右读者，读者有可能理会作者的原有意图，但也可能会错意。在这方面扬雄可以说深有体会。他所上四赋，主观上是想讽谏成帝，客观上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成帝照旧奢侈玩乐，“劝而不止”。正如王充所说：“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赋》，妙称神怪，若日非人力所能为，鬼神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论衡·谴告》)…这就是扬雄对赋的“意图谬误”的认识。
由此可见，“文体谬误”则“言过其实”，“意图谬误”则“言不副实”，两者都易使读者产生误解。在这里，扬雄根据他对“言不尽意”的理解和阐发，在“文体谬误”与“意图谬误”两个方面否定了“赋可以讽”或赋有“仁义风谕”功能的观点。
“文体谬误”和“意图谬误”的发现，再加上赋家类似于“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的低劣地位，使扬雄将创作重心由侧重叙事写物的散体大赋转向述志言情的小赋，由早期推崇模拟司马相如赋转而拟经进行《法言》、《太玄》的创作。在他看来，作赋只是“童子雕虫篆刻”之举而非“壮夫”所为，因为辞赋之体既不能完全表达作者之心，也不能完全使读者领会理解作者意图，与小孩的文字游戏无异。而他撰作《法言》与《太玄》，则是希望通过模仿《论语》与《易经》，能够像圣人那样“得言之解，得书之体”，从而真正使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既能将自己的意图充分表达出来，也能让读者完全领会。
基于以上经历及认识，扬雄把辞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并作了不同的评价：“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日：‘必也淫。’‘淫则奈何?’日：‘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法言·吾子》)
扬雄认为，“丽”是一切辞赋的共同特点。但由 于作者有“诗人”、“辞人”之分，作品也就有“丽以则”和“丽以淫”之别。“则”指合乎儒家往圣先贤之法度，“淫”指过度追求华丽而失去法度。以此为标准，扬雄又将辞赋分为二种，“丽以则”的称为“诗人之赋”，“丽以淫”的称为“辞人之赋”，而且肯定前者，否定后者。同时，他把景差、唐勒、宋玉及西汉诸赋家所写作品都列人“辞人之赋”的范围。从儒家的文艺观出发，扬雄认为“丽以淫”的赋作未能发挥政治教化作用，所以，贾谊、司马相如之赋虽各有成就，也只能归人“辞人之赋”一类。扬雄分类评价辞赋，指出西汉辞赋存在忽视思想内容、崇尚靡丽形式的严重缺陷，这比较切合当时的赋作实际，对后人影响颇大。但他将“辞人之赋”一概视为“丽以淫”并予以否定，则具较大片面性和武断性。但总体说来，扬雄通过对“赋”体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双重谬误”(即“文体谬误”和“意图谬误”)的反思，得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结论，这不仅是其辞赋理论的总结，更意味着文体意识的自觉。他认为，“丽以淫”的汉代辞赋“前丽后风”，辞胜于事而不经，“意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劝百风一”，“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不合于“圣人”的“法度”或“正道”，使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甚至“欲风反劝”。而“丽以则”的“诗人之赋”则将美好的形式和正当的内容相统一，文质兼备，符合儒家之道，能够做到言达其心，书达其言。这样，扬雄就在刘向、刘歆把诗赋从其他门类中划分出来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肯定“丽以则”的“诗人之赋”、否定“丽以淫”的“辞人之赋”，将赋从诗中分立出来，并对辞赋本身进行区分和研究，使之具体化和理论化，从而在对赋的文体特征的认识和研究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扬雄的文体意识对后人的影响
扬雄尚丽尚用的辞赋理论对后人影响深远，其文体自觉意识对后人文体意识的进一步自觉乃至系统化更是意义重大。
班固将刘歆《七略》“删其要”…而作《汉书·艺文志》，分诗赋为五种：“屈原赋二十五篇……陆贾赋三篇……荀卿赋十篇……客主赋十八篇……高祖歌涛二篇”。关于赋体的特点，他继刘向的“不歌而颂谓之赋”(《汉书·艺文志·汉赋略》)之后，提出“或日：‘赋者，古诗之流也…(《汉书·两都赋序》)。这些都是继承扬雄精神并从赋的内容和形式特点出发提出来的。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从一切文章基本规则相同而具体功能、体裁、方式不同即“本同末异”的角度把文学体裁划分为四类八科，并从本末结合的角度对各体文章的特点进行了研究概括。其“诗赋欲丽”的特点正是承继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而来。
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则专门考察了各种文学体裁的源流和特征，他在对汉赋作两分后提出：“古诗之赋以义正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用“古诗之赋”概括那些较具现实意义的作品，而把过分追求形式、忽视内容的辞赋称之为“今之赋”，并指出“今之赋”的缺点是“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靡丽过美”。这些观点可以明显看出扬雄的影响。
南朝宋时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是文体自觉意识里程碑式的反映，也是继承发挥扬雄“征圣、宗经”思想和文体自觉意识的集大成之作。《总术》篇在“宗经”思想支配下，认定“经”以外的一切文章均可分为“文”、“笔”两大类：“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六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序志》篇提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宗经》篇提出：“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统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人环内者也”。二文都认为五经是文章的最高典范和后世一切文章的源头。于是刘勰在其“文体论”的20篇专文中，“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纵向观察文体发展脉络，横向比较探求各种文体的写作要领，两者的结合恰能体现赋在文体上“禀经制式”(《宗经》)、“变通适会”(《征圣》)的双向要求，明示了刘勰的文体意识及研究方法。面对当时文坛“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秀颦帨，离本弥盛，将遂讹滥”(《序志》)、“竞今疏古”、“近附而远疏”(《通变》)的现状，刘勰在《通变》篇中提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的对策。这正是对扬雄“征圣、宗经”思想和其文体自觉意识的继承和进一步发挥。《情采》篇指出：“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认为前者“志思蓄愤”，内容真挚而充实，形式“要约而写真”，长短适度，所以可贵；后者“心非郁陶”、“言与志反”，本末倒置，所以令人厌弃。这与扬雄所说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若合符契，都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
总之，扬雄从文体意识角度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认为“辞人之赋…‘劝百风一”、“文丽用寡”，以致言不达意，所以断然否定之；“诗人之赋”合乎儒家法度，能够言尽其意，故予以肯定。扬雄的文体意识中内含着“明道、征圣、宗经”的文论体系和文用兼顾中注重功用的文学价值观，在两汉之际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摘 要：扬雄通过对“赋”体从形式到内容“双重谬误”(即“文体谬误”和“意图谬误”)的反思，得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结论。这不仅是其辞赋理论的总结，更是其文体意识的自觉。他的这一文体自觉意识内含着“明道、征圣、宗经”的实质和文用兼顾中注重功用的文学价值观，在两汉之际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
中图分类号： 122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07)05—0044一05
扬雄学识渊博，著述丰富，思想丰赡，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视角对之进行解读。从文论的角度看，可发现扬雄在对前人的赋作赋论和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著名观点“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内含着“明道、征圣、宗经”的实质和文用兼顾中注重功用的文学价值观。这表明自扬雄开始，文体意识已进入自觉阶段。
一、前人对赋体的认识和评价
赋体作品诞生于战国后期，始盛于两汉。在辞赋创作发展的同时，逐渐产生了关于辞赋的理论。在扬雄以前，司马相如、司马迁和汉宣帝都对辞赋进行了评价。《西京杂记》引相如《答盛览问作赋》云：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司马相如提出了“赋迹”和“赋心”两个概念。所谓“赋迹”，是就赋的形式而言的，认为作赋必须辞藻华丽，音律和谐，这是对赋文体特征的认识所谓“赋心”，是讲作赋的方法，指出创作时要运用想象对外界事物进行艺术概括。这种认识和概括与赋的文体特征及实际创作要求比较相符。
与司马相如几乎同时的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赋作如此评说：
《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史记·司马相如传》)。
《子虚》之事，《上林》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既肯定了司马相如赋作的成就与特点，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可谓褒贬分明，但更多的是赞誉，他认为，相如之赋虽然“多虚辞滥说”、“靡丽多夸”，但总体来看是在引导统治者走向节俭之途，起到了与“《诗》之风谏”相同的效果；扬雄的赋“言虽外殊”，但“其合德一也”，在基本旨趣上与五经一致，这就给了司马相如赋作极高的评价。
喜好辞赋的汉代统治者以司马相如、司马迁的赋论为依据，大力提倡鼓励辞赋创作。汉宣帝曾说：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者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而可喜。譬如女工有绮彀，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乌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汉宣帝认为，孔子既然认为博弈犹贤，那么“与古诗同义”、“辩丽可喜”，能够“虞说耳目”、“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的辞赋就“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应该予以鼓励倡导。这种说法尽管主要是为其个人喜好寻找理由，但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汉赋的一些特征，即汉赋既具有“风谕”功用，更具有“虞说耳目”即“愉悦耳目”的审美作用。
可见，除司马相如是从赋体特征和赋作方法着眼评价辞赋外，司马迁和汉宣帝都从汉赋的功用着眼对其“讽谏”功用进行了肯定。但这种肯定到了扬雄那里，得到了重新审视和颠覆性批评。
从战国到西汉，由屈原、宋玉到荀子再到枚乘、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由无到有并逐渐发展成熟，人们对赋体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在文体实践上不仅诗、赋分立，而且辞赋也有所区别了。
《汉书·艺文志》载：“至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刘向在《别录》中区分了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伎等类，认为赋的特征是“不歌而颂”(《汉书·艺文志》)。刘歆的《七略》则在其父六分法的基础上修订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六书略、术数略、方伎略等七略，把赋分为四种(《汉书·艺文志》)。刘向、刘歆父子在分类上虽不够细致科学，也未对赋进行文学理论层面的探讨，但已经把诗赋从其他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独立出来，开始了对赋体的分类及其特征的研究工作，为以后文体分类意识的自觉和文体论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扬雄的文体自觉意识
扬雄文体意识的自觉是建立在他列辞赋从实践到理论的认识转变的基础上的。他的辞赋理论既与前人赋作赋论有关，也与自己的创作实践及理论认识有关。他对辞赋从认识到创作总体上采取了先扬后抑的态度，初期强调辞赋的丽靡特质，后期则于文用兼顾中更加注重文学的功用。
扬雄的辞赋创作和理论与他对司马相如赋作赋论的认识紧密相关。起初，扬雄作为辞赋爱好者，十分推崇司马相如。
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日：“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子云学相如而弗逮，故雅服焉。(《西京杂记》卷三)
(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顾尝好辞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
由此可知，扬雄早年好赋，对于“典而丽”、“弘丽温雅”的司马相如赋由“心壮之”而“常拟之以为式”。由于学而难及，故惊叹相如之赋“不似从人间来”，乃“神化所至耶”!其所作四大赋，就是形式上模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之作。据此可知，在早期创作实践上扬雄是十分推崇司马相如之类“尚丽”的“辞人之赋”的。
在理论上，扬雄也看到了赋体“丽”的特质。如《汉书·扬雄传》所载：“雄以为赋者，将以讽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这既体现在扬雄的赋作实践中，也是他的理论主张。他对辞赋的分类，不管是“丽则”的“诗人之赋”，还是“丽淫”的“辞人之赋”，都首先赋予其“丽”的文学共同特性。扬雄认为，不“丽”即不成“赋”，不“丽”则不成“文”。《法言·吾子》又说：“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日：有”。这同样强调文学具有“丽”这一特征。不仅如此，扬雄还以儒家经典和圣人之言为例证，进一步从哲学乃至道德的高度论述“丽”对于文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一切文学，包括经典著作、圣人之言，都必须“丽”，必须富有文采，否则就不具有审美价值，也不成其 为经典著作或圣人之言。他说：
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太玄·解难》)
玉不雕，琪皤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法言·寡见》)
足言足容，德之藻也。(《法言·吾子》)
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日：以其硼中而彪外也。(《法言·君子》)
在“文必丽靡”中，扬雄认识到了文学的本质特征。由于自幼受儒家思想教育，扬雄为学处世都以儒者自居，“非圣哲之书不好，非其意，虽富贵不事”(《汉书·扬雄传》)。他虽以相如之赋为模习对象，追求闳衍侈丽的形式，但在思想上又深受儒家影响，很重视辞赋的政治教化作用，其四大赋在模仿相如之赋形式的同时，更为重视赋的讽谏意义。他在四赋的序言里，明确表达了这种看法。
与“文必丽靡”中强调“丽”一样，扬雄在“文以致用”中也突出强调“则”。何谓“则”?《法言·吾子》说：“女恶丹华之乱窈窕电；书恶淫词之淈法度也”。《汉书·扬雄传》说：“雄以为赋者，……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由此可知，扬雄所谓“则”，是指文学创作要合乎儒家“法度”，“归之于正”。可见，“丽”是对文学形式方面的要求，“则”是对文学内容方面的要求。
从扬雄的全部理论和其美学思想来看，他对“则”的基本要求在“济乎道”、“折诸圣”、“辩于经”，即“明道、征圣、宗经”上，它们共同构成了扬雄辞赋创作和批评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他说：
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法言·吾子》)
或问：“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日：“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法言·吾子》)
或问：“五经有辩乎?”日：“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辫亦小矣。”(《法言·寡见》)
扬雄指出，经与圣互为一体，二者都统一于道。对于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言论、著述，他的要求更为严格。他认为：“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法言·吾子》)。“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也”(《法言·问神》)。认为只要不是阐扬儒家之道，或背离了孔子的思想，一切言论著述都是毫无价值的累赘物。
在长期的赋作实践和对以往赋论的反思中，扬雄逐渐认识到辞赋丽而无用的种种弊端与局限。于是，他决心弃而不为，由推崇相如之赋转而否定之，并在理论上对无用之赋进行了批评：
《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君子》)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盂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日：“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日：“壮夫不为也。”或日：“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法言·吾子》)
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
扬雄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结合司马相如的赋作实际，首先提出_『辞赋这种偏重形式、铺陈夸饰的文学能否真正发挥其讽谏作用的问题。他从儒家“尚用”的立场出发，从赋在形式和内容、理想与现实功用之间的矛盾两个方面否定了前人认为赋具有“仁义风谕”功能的观点。
从文体特征来看，汉赋总是“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大量运用描绘、叙述手法，导致读者只注意欣赏那些夸张的词藻以愉悦自己的耳目，等到作者最后“归之于正”，作品结尾露出一点讽谏之意时，则“览者已过”，以致“劝百而风一”。譬如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本欲讽止武帝好神仙之事，不料武帝读了《大人赋》之后，“反缥缥有陵云之志”，原来的想法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强烈。因此，“劝百风一”的赋颇似俳优滑稽之徒的言辞，纵有所讽，也是隐藏在众多似是而实非的辞藻之中，“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赋这种文体本身就未能“得言之解，得书之体”，不仅过多地遮蔽了作者的讽喻意图，而且极易使其走向反面而“劝百而风一”。这就是扬雄对赋“文体谬误”的认识。
从赋作作者意图和作品实效之间的紧张关系来看，即使作者本有讽喻之意，但他既无法在赋中完全表达出其讽喻之意，也无法肯定读者一定能从中领会到讽喻之意。所以说“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作者根本无法左右读者，读者有可能理会作者的原有意图，但也可能会错意。在这方面扬雄可以说深有体会。他所上四赋，主观上是想讽谏成帝，客观上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成帝照旧奢侈玩乐，“劝而不止”。正如王充所说：“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赋》，妙称神怪，若日非人力所能为，鬼神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论衡·谴告》)…这就是扬雄对赋的“意图谬误”的认识。
由此可见，“文体谬误”则“言过其实”，“意图谬误”则“言不副实”，两者都易使读者产生误解。在这里，扬雄根据他对“言不尽意”的理解和阐发，在“文体谬误”与“意图谬误”两个方面否定了“赋可以讽”或赋有“仁义风谕”功能的观点。
“文体谬误”和“意图谬误”的发现，再加上赋家类似于“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的低劣地位，使扬雄将创作重心由侧重叙事写物的散体大赋转向述志言情的小赋，由早期推崇模拟司马相如赋转而拟经进行《法言》、《太玄》的创作。在他看来，作赋只是“童子雕虫篆刻”之举而非“壮夫”所为，因为辞赋之体既不能完全表达作者之心，也不能完全使读者领会理解作者意图，与小孩的文字游戏无异。而他撰作《法言》与《太玄》，则是希望通过模仿《论语》与《易经》，能够像圣人那样“得言之解，得书之体”，从而真正使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既能将自己的意图充分表达出来，也能让读者完全领会。
基于以上经历及认识，扬雄把辞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并作了不同的评价：“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日：‘必也淫。’‘淫则奈何?’日：‘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法言·吾子》)
扬雄认为，“丽”是一切辞赋的共同特点。但由 于作者有“诗人”、“辞人”之分，作品也就有“丽以则”和“丽以淫”之别。“则”指合乎儒家往圣先贤之法度，“淫”指过度追求华丽而失去法度。以此为标准，扬雄又将辞赋分为二种，“丽以则”的称为“诗人之赋”，“丽以淫”的称为“辞人之赋”，而且肯定前者，否定后者。同时，他把景差、唐勒、宋玉及西汉诸赋家所写作品都列人“辞人之赋”的范围。从儒家的文艺观出发，扬雄认为“丽以淫”的赋作未能发挥政治教化作用，所以，贾谊、司马相如之赋虽各有成就，也只能归人“辞人之赋”一类。扬雄分类评价辞赋，指出西汉辞赋存在忽视思想内容、崇尚靡丽形式的严重缺陷，这比较切合当时的赋作实际，对后人影响颇大。但他将“辞人之赋”一概视为“丽以淫”并予以否定，则具较大片面性和武断性。但总体说来，扬雄通过对“赋”体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双重谬误”(即“文体谬误”和“意图谬误”)的反思，得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结论，这不仅是其辞赋理论的总结，更意味着文体意识的自觉。他认为，“丽以淫”的汉代辞赋“前丽后风”，辞胜于事而不经，“意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劝百风一”，“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不合于“圣人”的“法度”或“正道”，使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甚至“欲风反劝”。而“丽以则”的“诗人之赋”则将美好的形式和正当的内容相统一，文质兼备，符合儒家之道，能够做到言达其心，书达其言。这样，扬雄就在刘向、刘歆把诗赋从其他门类中划分出来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肯定“丽以则”的“诗人之赋”、否定“丽以淫”的“辞人之赋”，将赋从诗中分立出来，并对辞赋本身进行区分和研究，使之具体化和理论化，从而在对赋的文体特征的认识和研究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扬雄的文体意识对后人的影响
扬雄尚丽尚用的辞赋理论对后人影响深远，其文体自觉意识对后人文体意识的进一步自觉乃至系统化更是意义重大。
班固将刘歆《七略》“删其要”…而作《汉书·艺文志》，分诗赋为五种：“屈原赋二十五篇……陆贾赋三篇……荀卿赋十篇……客主赋十八篇……高祖歌涛二篇”。关于赋体的特点，他继刘向的“不歌而颂谓之赋”(《汉书·艺文志·汉赋略》)之后，提出“或日：‘赋者，古诗之流也…(《汉书·两都赋序》)。这些都是继承扬雄精神并从赋的内容和形式特点出发提出来的。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从一切文章基本规则相同而具体功能、体裁、方式不同即“本同末异”的角度把文学体裁划分为四类八科，并从本末结合的角度对各体文章的特点进行了研究概括。其“诗赋欲丽”的特点正是承继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而来。
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则专门考察了各种文学体裁的源流和特征，他在对汉赋作两分后提出：“古诗之赋以义正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用“古诗之赋”概括那些较具现实意义的作品，而把过分追求形式、忽视内容的辞赋称之为“今之赋”，并指出“今之赋”的缺点是“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靡丽过美”。这些观点可以明显看出扬雄的影响。
南朝宋时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是文体自觉意识里程碑式的反映，也是继承发挥扬雄“征圣、宗经”思想和文体自觉意识的集大成之作。《总术》篇在“宗经”思想支配下，认定“经”以外的一切文章均可分为“文”、“笔”两大类：“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六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序志》篇提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宗经》篇提出：“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统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人环内者也”。二文都认为五经是文章的最高典范和后世一切文章的源头。于是刘勰在其“文体论”的20篇专文中，“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纵向观察文体发展脉络，横向比较探求各种文体的写作要领，两者的结合恰能体现赋在文体上“禀经制式”(《宗经》)、“变通适会”(《征圣》)的双向要求，明示了刘勰的文体意识及研究方法。面对当时文坛“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秀颦帨，离本弥盛，将遂讹滥”(《序志》)、“竞今疏古”、“近附而远疏”(《通变》)的现状，刘勰在《通变》篇中提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的对策。这正是对扬雄“征圣、宗经”思想和其文体自觉意识的继承和进一步发挥。《情采》篇指出：“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认为前者“志思蓄愤”，内容真挚而充实，形式“要约而写真”，长短适度，所以可贵；后者“心非郁陶”、“言与志反”，本末倒置，所以令人厌弃。这与扬雄所说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若合符契，都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
总之，扬雄从文体意识角度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认为“辞人之赋…‘劝百风一”、“文丽用寡”，以致言不达意，所以断然否定之；“诗人之赋”合乎儒家法度，能够言尽其意，故予以肯定。扬雄的文体意识中内含着“明道、征圣、宗经”的文论体系和文用兼顾中注重功用的文学价值观，在两汉之际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