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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强势生存发展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是支撑、促进、引领、推动近代中华民族追寻现代化实践的生命之根。其时代性与历史性形成了有机统一，成为表现出众多要素的复合体。中国现代化是后发外源型的，这就决定了现代化探索的曲折与艰辛。强势生存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历练和积淀，形成了其特有的时代。内涵和当代价值意蕴，并成为中国现代化之路最终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关键词：强势生存；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时代内涵；价值意蕴
中国在追寻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为中华民族精神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保障。而强势生存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也成为支撑、引领、推动近代中华民族追寻现代化实践的生命之根。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屡遭劫难的民族。多难兴邦，中华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在战胜灾难的斗争和民族进一步发展中获得补偿。困难只会激发更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灾难促成了民族精神的养成。在民族前行的历程中，民族成就、民族危机都能够从正面或是反面激起强势生存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自觉中，得到了不断提升和反复超越的内在动力，使中华民族精神远离狭隘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藩篱，形成了以锲而不舍、知难而进、奋发进取、刚健有为、与时俱进、革故鼎新、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精神特质。正是凭借这种强势生存的精神力量的支撑和推动，中华民族才能在无数灾难面前不气馁、不屈服、不沉沦、不怯懦，历尽千辛万险不退缩、不放弃，愈挫愈勇。
一、强势生存发展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内涵及其表现
民族精神是通过若干世纪的缓慢积累，从思想、情感、惯例逐步汇集。赋予一个民族以力量，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持有的根本的禀性，并为大多数成员接受并信守。
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实践的反映和升华，其形成和发展都以中华民族的实践为现实背景，不断重新建构，不断整合重组，不断推陈出新，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华民族发展的现实走向。作为强势生存发展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首先联系的内容是近代中华民族追寻现代化的实践。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嬗变，“现代化是一个具有某种独特性质的过程，它是一个连贯一致的整体；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教育以及传播媒介的参与等等，并不是凌乱偶然发生的；这些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人们难以相信他们是完全独立的因素，他们经常有规则的一起出现，从历史上看，他们必须并肩同行。”这说明，现代化的各个方面是彼此联结的，每一个方面可以暂时领先或滞后于变革，其最终的结果，不是带动其他方面的变革，就是被其他方面的变革所促成。在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中，我们不可否认，经济因素作为最终决定力量是基于它的根本和终极意义而言的，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因素……这一切因素的相互作用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的，而诸如“理性”、“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等启蒙思想则是了解现代化的起点，同时，现代化也是实现启蒙理想的历史过程。
非西方国家由于受到现代性的挑战比较晚，加之面对西方的威胁或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境遇，使得启蒙的内容不尽相同，他们大多围绕民族独立、民族自强的精神层面而展开，而反对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恰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体目标和主要’动力之一，这种目标的追求方式和动力作用的发挥与列强的侵略状况和人们所持的民族精神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精神是现代化变迁中的非经济因素内质，通常不易被察觉，但却是最能突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现代化特性的因素。因此，作为“思想行为层面的现代化牵扯到一个文化的信仰系统、价值系统和社会习俗等最内层的质素，它是最难的、最深刻的，也是最不容易的，最缓慢的”。
由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控制和影响下发生的，决定了中国的启蒙也具有外源性特点，人们固守着已失去优势的传统文化的同时，还从情感上抵制着工业文明的理性文化：形成了近代中国从感性上排斥，在理性上选择的现代化转型的痛苦及挣扎的变迁过程。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历经磨难，沉积并结晶，形成了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精神相迥异的传承和发展道路，并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
华东师范大学的高瑞泉教授曾对中国现代精神传统问题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现代精神传统是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发育起来的一组现代性观念所代表的精神传统。它包括进步、竞争、创造、平等、民主、科学、大同式的社会理想和平民化的人格理想等等。它们不同于古代传统，主要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渐次发展起来的，不仅超越了党派、政见、思潮的分歧，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公共意识；而且历经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至今成为当代大多数人的直接精神背景。离开了它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高瑞泉的这段对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描述，很好地结合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层面精神要素的构成，而且揭示了这些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说较为全面地解释了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而强势生存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则更加突显出其中有关的爱国主义、团结一致、自强不息、悠久坚韧、融合创新等精神特质。
1.维护主权、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觉醒，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一种国家民族处于危难时深沉的忧患意识，一种以中华民族的兴旺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一种为中华民族利益不怕牺牲个人的崇高奉献精神，一种作为中华儿女所应具有的民族气节与民族尊严。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作为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它使中华民族经受住了无数次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保持着坚强的团结和旺盛的生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每一次对外抵抗的失败，都强烈地刺激着中华民族的抗争；面对亡国灭种的灾难，中华民族没有屈服，反而空前地弘扬和发展了强势生存的中华民族精神。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到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需把乾坤力挽回”；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振兴中华”，到毛泽东的“人间正道是沧桑”，爱国主义成为千百年来形成和积淀起来的中华民族儿女对祖国的深厚的情感，流淌于血液中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和关爱。这种精神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信念，它指引着方向，激发人民群众的危机感、责任感。可以说，近代独特的历史背景为爱国主义赋予了独特的时代主题，同时也促进其表现出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在抵御侵略、振兴中华的过程中，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只有推翻腐朽的旧制度，中华民族才能彻底摆脱被侵略、被压迫的境地，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谭嗣同的“我中国欲独立， 不可不革命”道出了当时爱国志士的普遍心声；陈毅以革命为己任的“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崖。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正是这些慷慨的言辞使得中华儿女用青春和热血前赴后继投入到中华民族救国救民的真理行动中去。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维新派的变革主张和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精神突破“师夷长技”的范围，将目光从“船坚炮利”器物层面扩展到制度层面，达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觉醒，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源泉。辛亥革命后，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给新文化的启蒙思想拓展了空间维度，将爱国、反帝、民主、科学融为一体，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素注入爱国主义精神，使人们的思想解放过渡到更高层次的文化阶段，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a自此以后，从大革命开始到土地革命，从八年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又历经磨难，用不可征服的民族意志上演了一部部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剧。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以弱胜强，所依靠的就是坚不可摧的民族意志这种无形的国力，中华英烈们以鲜红的热血浇灌了爱国主义精神的花蕾，以英勇的献身换来了民族生命的延续。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不亡、民族不灭的精神依托。
2.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大爱互助精神
中华民族有团结一致的优良传统，信奉天下一家，相依共存。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出自《国语·周语下》：“众心成城，众口铄金。”比喻众人统一的意志，像坚固的城墙一样不可摧毁，特指团结一致，力量无比强大。毛泽东曾在《西江月·井冈山》词中引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象征根据地百姓与军队团结一致。构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从本质来讲，“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是要求通过整体内部各个部分力量的凝聚，使整体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认识事物过程中形成的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整合，讲求全面、整体、综合地处理问题。《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淮南子》中的“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无不体现出整体为上的群体意识，个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必须以个体和群体的协调为前提，从而建立起立足于群体运转之上的集体主义准则，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为了从整体存在和心理满足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完成生存的意义，人们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从而形成一种以他人为重、以集体为怀的高尚情操，表现出中华民族以小我成全大我，以牺牲局部利益成全整体利益的高尚品格。要使民族整体利益得到实现，就必然要求民族内部每一个成员相互团结。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到1998年抗击百年不遇的长江特大洪水。到2003年的抗击非典，再到2008年决战暴雪、汶川大地震以及今年4.14青海玉树县强地震，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面对灾难，全民聚力，把强势生存的现代民族精神发扬光大，越是危难当头，越要弘扬民族精神，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中国人民的坚韧和信心、力量和品格，这种精神，已经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天长地久，日月永驻。
3.奋发有为、革敌鼎新的自强不息精神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世界生存发展下去，就必须根据历史与现实的实际，不断前进、不断革新、自主自立、有所作为。这就决定了民族精神是常建常新的，而正因为如此，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就成为强势生存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应有之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一种主体精神，自强不息不仅体现为个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的价值取向，同时更体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意识与根本的行为原则。首先，自立自强是一种对独立人格尊严的坚守、对自我的信心与自主的决心和刚健进取的精神。从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到《礼记》的“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杀而不可辱也……其刚毅有如此者”；从孔子的“为仁由己”到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敬其在己”；从曾参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㈣到“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都体现了这一精神。其次，自立自强精神不仅表现在个人身上，更表现在整个民族的近代发展之中，在艰苦的环境中，中华民族养成了依靠自身努力、吃苦耐劳、不怨天尤人、不畏艰险、勤俭勤奋、不盲目崇拜、勇于攀登的民族自信与尊严。在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形成了勇于求索、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井冈山精神”成为根据地建设和反围剿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在“反围剿”失败后的战略转移中，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沿着长征路线这一红色轨迹，我们看到了中华儿女“独立自主探求中国革命道路的唯实创新的气魄；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胆识；对崇高的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坚信必胜，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操守”，从而使得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转入延安根据地建设和领导抗日战争之后，以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共赴国难、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坚持正义为特征的“抗战精神”和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特征的“延安精神”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撑；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国家的战略重点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建设与发展。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围绕恢复国民经济、保卫国家政权和抗美援朝等任务，中华民族形成了艰苦创业精神和以国际主义、爱国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抗美援朝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儿女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培育了不为名利、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一心一意为了国家、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特别是科技工作者们在杳无人烟的戈壁峡谷，克服各种艰难困苦最终实现强国理想的“两弹一星”精神，都大力推动了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中华民族正是依靠这种自尊、自信、自强精神及其产生的巨大创造力，才实现了民族顽强的生命力。
4.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理性觉醒精神
强势生存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延续性和继承性，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递和拓展。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精神有一个从起源形成到丰富发展的过程，在上古的神话传说中，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体现出中华先祖的开拓精神和为拯救天下苍生的自我牺牲精神；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和愚公移山则体现了中华先祖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积极改造客观环境的信仰，这些精神和理念经过反复实践和沉淀，凝聚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中华民族遭遇挫折不气馁，面对逆境更坚强，在困境中获得精神的成长和理性的觉醒。特别是在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由于现代化的发展资源有限、国际环境的不利影响、平均主义价值观念的扩张等因素的作用。 中国的赶超式发展已经偏离正常轨道并且愈演愈烈，经济建设急于求成，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浮夸风的“大跃进运动”；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在意识形态领域，最后演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个人崇拜的盛行、“革命”的斗争哲学、“左”倾理论的扩大、从众心理的影响、社会关系的非民主化、政治上的“皇权”思想、经济上的集权化、官僚主义家长制的作风、法治遭到严重的破坏，“文革”给党、国家和中华民族带来了建国以来最全面、最深刻的社会危机和巨大的灾难：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十年间，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都低于前十七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可以说，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客观的历史过程，有着自身运行的规律，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不是建立在主观幻想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国情客观把握的基础之上。事实上，许多党员干部在“文革”后期就开始深入思考民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思考许多过去不敢想的问题，启发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怀疑“文革”正确性和必要性的思潮陆续蔓延，正是这些思考的成果奠定了反对“文革”的思想基础和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同时，“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促成了民族理性的觉醒，使中国的改革一经启动就具有强劲的动力，也为以后的民族思想解放运动创造了条件。“文革”结束后，人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老路是行不通的，只有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才能释放传统体制下被压抑的市场活力和主体潜力，使制度建设不因领导人及其意志的改变而改变，最大限度地缩小领导者的权利、个人品格和威望对政治决策的影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针对当时的“两个凡是”提出，理论正确与否只能用实践来检验，科学无禁区，要敢于触及“禁区”，敢于弄清是非。文章立刻引起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打破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接受了思想解放的洗礼，为大规模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也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使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强势生存发展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体现
1.强势生存发展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自信自强、自尊自爱的精神支柱
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社会的进步都需要共同信仰的推动。一个没有精神支撑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世界各民族面对灾难转危为安靠的是民族精神的支撑。民族情感、民族规范和民族目标共同构建的民族自主意识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民族自主意识，一个民族就会很容易地被其他民族同化、融合，最终导致自己民族的消亡。不同的民族拥有相异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民族群体的价值观支撑着个体成员独特的思维和灵魂，维系着民族的历史和未来。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利用科技和传媒的优势，推行文化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用其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消解、消融别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面临着被削弱被异化的危险。无论顺境、逆境，强势生存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国之根、民族之脉，它时刻保持民族自信，以一种高昂的精神状态，积极应对各种复杂的局势，以维护民族的延续和壮大；它支撑着中华儿女崇高的精神世界和审美享受，满足人们心灵的滋养和健康，秉承着人文关怀，从而使民族个体保持着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并不断加以强化。
2.强势生存发展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力量凝聚的价值
民族认同是民族凝聚的前提。认同产生亲和力，引发民族共同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最终形成个体对民族国家的整体向心力，从认同到向心力发展的过程体现出分散的民族个体走向有组织聚合的实质。民族精神创造越持久，同类价值意识的积淀就越深厚，自我意识融合的同化越强烈，个体与群体的目标的契合就越彻底，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就越高扬。中华良族精神中包含了“团结统一”、“厚德载物”、“以和为贵”的内容，这些因素都为民族的凝聚提供了精神条件，如同功能强大的粘合剂，把民族成员的意愿和利益粘合在一起，沟通彼此情感，减少彼此矛盾和摩擦，努力协调，推进民族进步。可以说，在民族成员的选择、诠释和转换中，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成果获得其内在的规定性，涵养了勤劳勇敢、宽厚兼容的传统美德，形成了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铸造了爱国如家、忧国忧民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精神在变迁中不断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丰富着自身的思想内涵，并赋予现代性的理想追求、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若能够相互包容和礼让，就能形成和谐的人文环境，凝聚力自然会产生，特别是在民族处于危难险境或面临艰巨重任时，各种社会力量实现了有效整合，现代民族精神的凝聚力量就显得尤为强劲。
3.强势生存发展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是激励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
民族精神具有强烈的激励作用，可以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成为克服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的精神动力。—个民族要获得素质的提高和民族竞争力的增强，就必须发挥全民族的力量和才智，要靠民族精神去激励。所谓激励，就是推动力与感召力，民族精神以情感、规范和目标的激发为内容，对民族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开发和刺激，满足他们心里的需要，调动成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民族成员的社会实践中，未满足的需要通常是激励过程的起点，而需要的满足往往是激励过程的实现，所以，民族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可以激励人们为着更高的目标去拼搏。激励作用在民族面临困境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我国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停顿倒退没有出路，这就需要现代中华民族精神为民族发展提供精神力量，民族发展不会自生，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勤劳勇敢、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今天，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现代化，仍离不开中华民族精神的指导和激励。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将激励全民族不懈努力，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
关键词：强势生存；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时代内涵；价值意蕴
中国在追寻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为中华民族精神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保障。而强势生存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也成为支撑、引领、推动近代中华民族追寻现代化实践的生命之根。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屡遭劫难的民族。多难兴邦，中华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在战胜灾难的斗争和民族进一步发展中获得补偿。困难只会激发更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灾难促成了民族精神的养成。在民族前行的历程中，民族成就、民族危机都能够从正面或是反面激起强势生存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自觉中，得到了不断提升和反复超越的内在动力，使中华民族精神远离狭隘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藩篱，形成了以锲而不舍、知难而进、奋发进取、刚健有为、与时俱进、革故鼎新、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精神特质。正是凭借这种强势生存的精神力量的支撑和推动，中华民族才能在无数灾难面前不气馁、不屈服、不沉沦、不怯懦，历尽千辛万险不退缩、不放弃，愈挫愈勇。
一、强势生存发展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内涵及其表现
民族精神是通过若干世纪的缓慢积累，从思想、情感、惯例逐步汇集。赋予一个民族以力量，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持有的根本的禀性，并为大多数成员接受并信守。
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实践的反映和升华，其形成和发展都以中华民族的实践为现实背景，不断重新建构，不断整合重组，不断推陈出新，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华民族发展的现实走向。作为强势生存发展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首先联系的内容是近代中华民族追寻现代化的实践。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嬗变，“现代化是一个具有某种独特性质的过程，它是一个连贯一致的整体；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教育以及传播媒介的参与等等，并不是凌乱偶然发生的；这些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人们难以相信他们是完全独立的因素，他们经常有规则的一起出现，从历史上看，他们必须并肩同行。”这说明，现代化的各个方面是彼此联结的，每一个方面可以暂时领先或滞后于变革，其最终的结果，不是带动其他方面的变革，就是被其他方面的变革所促成。在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中，我们不可否认，经济因素作为最终决定力量是基于它的根本和终极意义而言的，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因素……这一切因素的相互作用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的，而诸如“理性”、“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等启蒙思想则是了解现代化的起点，同时，现代化也是实现启蒙理想的历史过程。
非西方国家由于受到现代性的挑战比较晚，加之面对西方的威胁或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境遇，使得启蒙的内容不尽相同，他们大多围绕民族独立、民族自强的精神层面而展开，而反对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恰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体目标和主要’动力之一，这种目标的追求方式和动力作用的发挥与列强的侵略状况和人们所持的民族精神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精神是现代化变迁中的非经济因素内质，通常不易被察觉，但却是最能突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现代化特性的因素。因此，作为“思想行为层面的现代化牵扯到一个文化的信仰系统、价值系统和社会习俗等最内层的质素，它是最难的、最深刻的，也是最不容易的，最缓慢的”。
由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控制和影响下发生的，决定了中国的启蒙也具有外源性特点，人们固守着已失去优势的传统文化的同时，还从情感上抵制着工业文明的理性文化：形成了近代中国从感性上排斥，在理性上选择的现代化转型的痛苦及挣扎的变迁过程。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历经磨难，沉积并结晶，形成了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精神相迥异的传承和发展道路，并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
华东师范大学的高瑞泉教授曾对中国现代精神传统问题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现代精神传统是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发育起来的一组现代性观念所代表的精神传统。它包括进步、竞争、创造、平等、民主、科学、大同式的社会理想和平民化的人格理想等等。它们不同于古代传统，主要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渐次发展起来的，不仅超越了党派、政见、思潮的分歧，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公共意识；而且历经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至今成为当代大多数人的直接精神背景。离开了它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高瑞泉的这段对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描述，很好地结合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层面精神要素的构成，而且揭示了这些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说较为全面地解释了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而强势生存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则更加突显出其中有关的爱国主义、团结一致、自强不息、悠久坚韧、融合创新等精神特质。
1.维护主权、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觉醒，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一种国家民族处于危难时深沉的忧患意识，一种以中华民族的兴旺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一种为中华民族利益不怕牺牲个人的崇高奉献精神，一种作为中华儿女所应具有的民族气节与民族尊严。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作为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它使中华民族经受住了无数次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保持着坚强的团结和旺盛的生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每一次对外抵抗的失败，都强烈地刺激着中华民族的抗争；面对亡国灭种的灾难，中华民族没有屈服，反而空前地弘扬和发展了强势生存的中华民族精神。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到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需把乾坤力挽回”；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振兴中华”，到毛泽东的“人间正道是沧桑”，爱国主义成为千百年来形成和积淀起来的中华民族儿女对祖国的深厚的情感，流淌于血液中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和关爱。这种精神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信念，它指引着方向，激发人民群众的危机感、责任感。可以说，近代独特的历史背景为爱国主义赋予了独特的时代主题，同时也促进其表现出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在抵御侵略、振兴中华的过程中，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只有推翻腐朽的旧制度，中华民族才能彻底摆脱被侵略、被压迫的境地，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谭嗣同的“我中国欲独立， 不可不革命”道出了当时爱国志士的普遍心声；陈毅以革命为己任的“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崖。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正是这些慷慨的言辞使得中华儿女用青春和热血前赴后继投入到中华民族救国救民的真理行动中去。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维新派的变革主张和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精神突破“师夷长技”的范围，将目光从“船坚炮利”器物层面扩展到制度层面，达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觉醒，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源泉。辛亥革命后，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给新文化的启蒙思想拓展了空间维度，将爱国、反帝、民主、科学融为一体，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素注入爱国主义精神，使人们的思想解放过渡到更高层次的文化阶段，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a自此以后，从大革命开始到土地革命，从八年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又历经磨难，用不可征服的民族意志上演了一部部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剧。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以弱胜强，所依靠的就是坚不可摧的民族意志这种无形的国力，中华英烈们以鲜红的热血浇灌了爱国主义精神的花蕾，以英勇的献身换来了民族生命的延续。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不亡、民族不灭的精神依托。
2.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大爱互助精神
中华民族有团结一致的优良传统，信奉天下一家，相依共存。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出自《国语·周语下》：“众心成城，众口铄金。”比喻众人统一的意志，像坚固的城墙一样不可摧毁，特指团结一致，力量无比强大。毛泽东曾在《西江月·井冈山》词中引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象征根据地百姓与军队团结一致。构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从本质来讲，“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是要求通过整体内部各个部分力量的凝聚，使整体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认识事物过程中形成的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整合，讲求全面、整体、综合地处理问题。《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淮南子》中的“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无不体现出整体为上的群体意识，个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必须以个体和群体的协调为前提，从而建立起立足于群体运转之上的集体主义准则，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为了从整体存在和心理满足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完成生存的意义，人们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从而形成一种以他人为重、以集体为怀的高尚情操，表现出中华民族以小我成全大我，以牺牲局部利益成全整体利益的高尚品格。要使民族整体利益得到实现，就必然要求民族内部每一个成员相互团结。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到1998年抗击百年不遇的长江特大洪水。到2003年的抗击非典，再到2008年决战暴雪、汶川大地震以及今年4.14青海玉树县强地震，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面对灾难，全民聚力，把强势生存的现代民族精神发扬光大，越是危难当头，越要弘扬民族精神，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中国人民的坚韧和信心、力量和品格，这种精神，已经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天长地久，日月永驻。
3.奋发有为、革敌鼎新的自强不息精神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世界生存发展下去，就必须根据历史与现实的实际，不断前进、不断革新、自主自立、有所作为。这就决定了民族精神是常建常新的，而正因为如此，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就成为强势生存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应有之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一种主体精神，自强不息不仅体现为个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的价值取向，同时更体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意识与根本的行为原则。首先，自立自强是一种对独立人格尊严的坚守、对自我的信心与自主的决心和刚健进取的精神。从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到《礼记》的“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杀而不可辱也……其刚毅有如此者”；从孔子的“为仁由己”到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敬其在己”；从曾参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㈣到“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都体现了这一精神。其次，自立自强精神不仅表现在个人身上，更表现在整个民族的近代发展之中，在艰苦的环境中，中华民族养成了依靠自身努力、吃苦耐劳、不怨天尤人、不畏艰险、勤俭勤奋、不盲目崇拜、勇于攀登的民族自信与尊严。在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形成了勇于求索、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井冈山精神”成为根据地建设和反围剿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在“反围剿”失败后的战略转移中，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沿着长征路线这一红色轨迹，我们看到了中华儿女“独立自主探求中国革命道路的唯实创新的气魄；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胆识；对崇高的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坚信必胜，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操守”，从而使得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转入延安根据地建设和领导抗日战争之后，以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共赴国难、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坚持正义为特征的“抗战精神”和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特征的“延安精神”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撑；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国家的战略重点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建设与发展。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围绕恢复国民经济、保卫国家政权和抗美援朝等任务，中华民族形成了艰苦创业精神和以国际主义、爱国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抗美援朝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儿女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培育了不为名利、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一心一意为了国家、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特别是科技工作者们在杳无人烟的戈壁峡谷，克服各种艰难困苦最终实现强国理想的“两弹一星”精神，都大力推动了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中华民族正是依靠这种自尊、自信、自强精神及其产生的巨大创造力，才实现了民族顽强的生命力。
4.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理性觉醒精神
强势生存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延续性和继承性，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递和拓展。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精神有一个从起源形成到丰富发展的过程，在上古的神话传说中，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体现出中华先祖的开拓精神和为拯救天下苍生的自我牺牲精神；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和愚公移山则体现了中华先祖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积极改造客观环境的信仰，这些精神和理念经过反复实践和沉淀，凝聚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中华民族遭遇挫折不气馁，面对逆境更坚强，在困境中获得精神的成长和理性的觉醒。特别是在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由于现代化的发展资源有限、国际环境的不利影响、平均主义价值观念的扩张等因素的作用。 中国的赶超式发展已经偏离正常轨道并且愈演愈烈，经济建设急于求成，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浮夸风的“大跃进运动”；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在意识形态领域，最后演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个人崇拜的盛行、“革命”的斗争哲学、“左”倾理论的扩大、从众心理的影响、社会关系的非民主化、政治上的“皇权”思想、经济上的集权化、官僚主义家长制的作风、法治遭到严重的破坏，“文革”给党、国家和中华民族带来了建国以来最全面、最深刻的社会危机和巨大的灾难：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十年间，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都低于前十七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可以说，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客观的历史过程，有着自身运行的规律，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不是建立在主观幻想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国情客观把握的基础之上。事实上，许多党员干部在“文革”后期就开始深入思考民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思考许多过去不敢想的问题，启发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怀疑“文革”正确性和必要性的思潮陆续蔓延，正是这些思考的成果奠定了反对“文革”的思想基础和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同时，“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促成了民族理性的觉醒，使中国的改革一经启动就具有强劲的动力，也为以后的民族思想解放运动创造了条件。“文革”结束后，人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老路是行不通的，只有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才能释放传统体制下被压抑的市场活力和主体潜力，使制度建设不因领导人及其意志的改变而改变，最大限度地缩小领导者的权利、个人品格和威望对政治决策的影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针对当时的“两个凡是”提出，理论正确与否只能用实践来检验，科学无禁区，要敢于触及“禁区”，敢于弄清是非。文章立刻引起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打破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接受了思想解放的洗礼，为大规模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也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使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强势生存发展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体现
1.强势生存发展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自信自强、自尊自爱的精神支柱
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社会的进步都需要共同信仰的推动。一个没有精神支撑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世界各民族面对灾难转危为安靠的是民族精神的支撑。民族情感、民族规范和民族目标共同构建的民族自主意识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民族自主意识，一个民族就会很容易地被其他民族同化、融合，最终导致自己民族的消亡。不同的民族拥有相异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民族群体的价值观支撑着个体成员独特的思维和灵魂，维系着民族的历史和未来。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利用科技和传媒的优势，推行文化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用其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消解、消融别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面临着被削弱被异化的危险。无论顺境、逆境，强势生存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国之根、民族之脉，它时刻保持民族自信，以一种高昂的精神状态，积极应对各种复杂的局势，以维护民族的延续和壮大；它支撑着中华儿女崇高的精神世界和审美享受，满足人们心灵的滋养和健康，秉承着人文关怀，从而使民族个体保持着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并不断加以强化。
2.强势生存发展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力量凝聚的价值
民族认同是民族凝聚的前提。认同产生亲和力，引发民族共同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最终形成个体对民族国家的整体向心力，从认同到向心力发展的过程体现出分散的民族个体走向有组织聚合的实质。民族精神创造越持久，同类价值意识的积淀就越深厚，自我意识融合的同化越强烈，个体与群体的目标的契合就越彻底，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就越高扬。中华良族精神中包含了“团结统一”、“厚德载物”、“以和为贵”的内容，这些因素都为民族的凝聚提供了精神条件，如同功能强大的粘合剂，把民族成员的意愿和利益粘合在一起，沟通彼此情感，减少彼此矛盾和摩擦，努力协调，推进民族进步。可以说，在民族成员的选择、诠释和转换中，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成果获得其内在的规定性，涵养了勤劳勇敢、宽厚兼容的传统美德，形成了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铸造了爱国如家、忧国忧民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精神在变迁中不断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丰富着自身的思想内涵，并赋予现代性的理想追求、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若能够相互包容和礼让，就能形成和谐的人文环境，凝聚力自然会产生，特别是在民族处于危难险境或面临艰巨重任时，各种社会力量实现了有效整合，现代民族精神的凝聚力量就显得尤为强劲。
3.强势生存发展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是激励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
民族精神具有强烈的激励作用，可以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成为克服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的精神动力。—个民族要获得素质的提高和民族竞争力的增强，就必须发挥全民族的力量和才智，要靠民族精神去激励。所谓激励，就是推动力与感召力，民族精神以情感、规范和目标的激发为内容，对民族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开发和刺激，满足他们心里的需要，调动成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民族成员的社会实践中，未满足的需要通常是激励过程的起点，而需要的满足往往是激励过程的实现，所以，民族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可以激励人们为着更高的目标去拼搏。激励作用在民族面临困境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我国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停顿倒退没有出路，这就需要现代中华民族精神为民族发展提供精神力量，民族发展不会自生，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勤劳勇敢、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今天，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现代化，仍离不开中华民族精神的指导和激励。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将激励全民族不懈努力，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