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帝国，连庞大的城市群落都不得不屈从于政治的决定而不能自由地发展
　　
　　没有学者能准确判断出，中国的城市史研究到底和西方学者的差距有多大。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出版20年之后，中国学者才看到这部书。而这部书，被中国学界广泛认为，对中国城市史研究起了巨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但施坚雅，这位在西方研究中国城市史资格最老的学者，最终还是被他的后辈们所超越了。
　　《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的作者，通过对中华帝国晚期四座江南城市的研究，得出与施坚雅不同的结论：行政命令对城市地位升降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结论甚至质疑了马克斯·韦伯的“中国模式”，让施坚雅早期提出的“市场模式”(即城市地位由市场因素决定)理论在来自中国现实的确凿证据面前有些站立不稳。
　　《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早在1993年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该书的五位作者来自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澳大利亚。与其说是书，毋宁说更是一部城市史论文集，其研究时限的设定也别出心裁，将“帝国晚期”由通常认定的明清两代扩大到宋元明清四代。在更宽泛的视线里，他们看到了韦伯和施坚雅所没能看到的。
　　这四座江南城市是：苏州、杭州、扬州、上海。“江南”在中国语境里，通常和它的文学性密切相关。此处的江南，认同了“杏花春雨江南”的区域。在中华帝国晚期，这里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区。这四个城市和南京一起，构筑了江南完整的城市发展体系，而这一体系是在整个帝国中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并与其他区域明显地区别开来，成为天下仰给。
　　在形成这一体系的过程中，什么是城市发展和地位升降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在行政指令与市场驱动之间，哪一个才真正是城市扩张的幕后主导?扬州的兴起，仅仅是因为长江淮河之间的通航吗?上海青龙镇的衰落，仅仅是因为吴淞江的南摆吗?对这些话题的追问，不仅仅是研究古代城市的需要，同样是研究当代城市的需要。我们甚至可以把1730年上海江海关的设立和前些天央行第二总部南迁上海进行对比研究。
　　在中华帝国，连庞大的城市群落都不得不屈从于政治的决定而不能自由地发展。这部论文集没有涉及南京，其实更能说明作者们的观点。南京从六朝开始，地位升降总是随着巨大的政治变动而变化。这样的城市还有开封和西安。当然，后两者受生态和技术的因素更多一些。然而，今天的中国城市地位升降，仍然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政策影响。
　　这部集子说明的问题远不止于此。在城市发展中，生态、技术、市场、政治因素又是如何排列和发生作用，各自之间的关系为何，其实更为复杂。值得一提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罗威廉教授为该书撰写的导言，是全书的一大亮点。他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比较尖锐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将是以后城市史研究的方向。
　　如果把两本书对比阅读，会发现西方学者对于帝国晚期的熟稔程度，丝毫不下于中国学者。而中国城市“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奥秘，在不经意中，还是被他们揭开了。
　　
　　(《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林达·约翰逊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