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冲霄，原名成鸿山，河北永年（今属邯郸）人，1917年出生。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任参谋、股长、科长、团参谋长、团长、师长、副军长、军政委、军长、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大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三级国旗勋章。1988年荣获独立功勋荣誉章。1991年9月13日在合肥病逝，享年74岁。本文作者成西宁系成冲霄之子。
　　红日照耀在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千山万壑，铜墙铁壁！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这首歌是我父亲最喜欢唱的一首抗日歌曲，在我的记忆中这也是他唯一能唱全的一首歌，太行山对于父亲而言，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
　　1917年秋天，他出生于太行山东麓的一个小山村;八年抗战，他在太行山上战斗;抗战胜利，他又在太行山结识了我的母亲，他常对我们说，他是“太行山的儿子”。

投笔从戎淬火成钢

　　父亲原名成鸿山，字冲霄，参加革命后，他将字改为名。这表明青年时代的父亲就是一个有抱负的人。
　　1917年秋天，父亲出生于太行山东麓一户贫寒人家，有四个姐姐，他是家中的独子。在姐姐姐夫的资助下，父亲少时念过4年私塾，上过2年完小，不但熟读四书五经，且写得一笔好字。17岁那年，在姐夫的帮助下，他在县城谋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薪水不高，但养家糊口不成问题。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已在乡下托姐姐买了几亩地……”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华北大地。作为热血青年，眼看着祖国大好河山被日寇的铁蹄践踏，为了不当亡国奴，父亲毅然放弃小康生活，投身抗日救亡的第一线。1938年5月，父亲参加了陈再道领导的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部队中，大多数人都没有读过书，父亲在部队里算是有点文化的。或许就是这个原因，父亲参军不久，就被调到129师司令部通讯科，在李达参谋长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父亲先是当文书，负责抄抄写写、收发文件，一年后又上了由刘伯承担任校长的129师随营学校。
　　129师随营学校原先设在山西黎城的东黄须村，后来转移到河北涉县。尽管处于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但刘邓首长对部队的文化教育相当重视。
　　父亲从随营学校毕业后不久，又被选送到129师参谋训练队学习，经过一年多的学习，父亲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父亲说，当年刘伯承校长经常用“勇是男儿头上的桂冠”“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样的话来激发大家抗战的信心，这使他认识到“勇敢”是一名军人最重要的素质，也是检验革命战士是否优秀的标准之一。在抗日的烽火中，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父亲完成了由老百姓到职业军人的转变，成长为八路军的一名基层军事干部。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我根据地实行了“铁壁合围”和所谓的“囚笼战术”，企图通过构筑碉堡、壕沟，达到封锁、切割八路军根据地的目的。为打破日军的封锁，摆脱困境，我八路军总部于8月20日发动了正太铁路破袭战。由于战斗中八路军投入部队越来越多，达到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此役历时3个多月，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进攻性战役，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给困境中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父亲随129师参谋训练队亲历了百团大战的全过程，学员们由纸上谈兵转为实战训练，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很快熟悉了参谋所必备的业务基本功。关于参谋工作的重要性，陈毅司令员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参谋工作是组织战斗指挥战斗的枢纽……一个军队的指挥是由首长加上参谋工作构成的。”父亲在129师参训队只学习了短短一年，但这一年在他50多年的軍旅生涯中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为他后来成长为军事指挥员奠定了基础。
　　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父亲娴熟的参谋业务和工作能力得到了各级领导和部属的称赞。原12军34师101团的罗洪书叔叔在朝鲜时聆听过父亲做的金城战役总结报告，他说，成团长的报告“逻辑性强、条理清晰、理论联系实际”，听后“受益匪浅，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原12军作训处处长范志伦叔叔（后任武警副司令员）曾对我二姐说：“你爸爸能力强，工作深入，作风扎实，经常到处里帮助指导工作，他做的参谋文书好极了。”
　　原12军副参谋长杨宪洲在朝鲜时是我父亲团里的见习参谋，他在一篇回忆我父亲的文章中写道：
　　1952年我所在的101团在“三八线”的金城地区担任防御任务，9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团部通知，要我去龙鹤山团指挥所报到。我第一次在时任团长的成冲霄同志麾下参与指挥所的一些工作，近距离接触了他。
　　反击战当天早晨，我奉命到山下迎候著名作家刘白羽一行三人，他们是作为新华社特约记者来采访这次反击战的。在指挥所里，墙壁上贴了一张经过放大的油印的地图，标绘了敌我双方态势。成团长向刘白羽等介绍了防区的地形特征、敌我态势及我军的任务，他介绍得简明扼要、一目了然。
　　杨叔叔的文章真实反映了我父亲经过战火的考验，已从一个“土八路”成长为有文化的军队指挥员。

战斗在太行山上

　　百团大战结束后，父亲从参谋训练队分到了太行军区抗日义勇军司令部任侦察参谋。由于敌后抗战主要是游击战，所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摧毁敌人的军火库和粮库就成为八路军的主要作战目标。
　　父亲性格严肃内敛，不善交际，但遇事冷静、沉着、仔细，具备一个侦察兵的良好素质。在敌后八年抗战中，他凭着机智、勇敢以及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屡屡深入虎穴，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出没于冀南的各个县城，将敌人的兵力部署、军火库和粮库的具体位置摸得一清二楚，并绘出地图。当夜幕降临时，他常常和战友们出其不意地进城打伏击，炸毁敌人的碉堡、据点、粮库、弹药库等，给鬼子以致命打击。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时，我国上映了一批反映抗战题材的优秀电影，如《平原游击队》《三进山城》《小兵张嘎》等，我父亲看后曾多次在饭桌上给我们讲，他当时就像《小兵张嘎》里的侦察排长罗金保、《三进山城》里的刘连长一样，经常穿着长衫马褂，戴着墨镜礼帽，骑上自行车，独自一人去磁县、武安、肥乡、永年一带侦察敌情。以至于1992年夏天，我陪母亲回河北老家时，家乡有老人问我：“你父亲是不是地下党？当年经常看见他出入于县城……”
　　以前，我不理解为何每次进城侦察敌情都是父亲独自一人，后来我听大姐说，父亲生前跟她说过，当时义勇军司令部里只有他和参谋长邢荣杰（12军36师首任师长）是河北当地人，其他都是鄂豫皖和四川参军的老红军、小红军，他们讲的一口南方话，出去侦察容易暴露身份。加之我父亲气质儒雅，扮个教书先生、商人、小职员什么的也看不出破绽，所以侦察敌情的任务主要靠父亲来完成。
　　那时，八路军的粮食、衣服、武器基本上都是从日本鬼子那里缴获的，正如《游击队之歌》里所唱的：“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但穿着缴获的鬼子军装，是有风险的。父亲的老战友赵金来叔叔（原12军副军长）在他的回忆录《我是一个兵》中就谈到：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右肺中弹身负重伤，在转运过程中，由于穿着小鬼子的军装，差点被太行山的老百姓误当成日本兵而砸死。他说，当时确实发生过日伪军被老百姓砸死的事情，这也反映出太行山革命老区人民对日伪军恨之入骨。
　　八年抗战是人民战争，抗战的胜利离不开太行人民的支持。当年太行山乡亲们不仅踊跃送儿当兵，为部队筹粮做军衣军鞋，为伤病员送饭送水，还为八路军的孩子当乳母。我父亲有好几位战友的女儿就是出生刚满月就被送到奶娘家抚养的，一年后接回来时小脸蛋胖乎乎、红扑扑的。奶娘一家宁愿委屈自己的孩子也不亏待八路军的孩子，他们把家里仅存的一点细粮做成馍馍，掰碎后搁在小米粥里喂给八路军的孩子吃。在敌人残酷的扫荡时，甚至有老百姓为掩护八路军的孩子而舍弃了自己的孩子。善良淳朴的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不亚于第一线的战士。
　　1986年，父親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会和我们聊起战争岁月。他说当年他孤身侦察敌情时多亏有堡垒户的掩护。所谓“堡垒户”，即在抗战时期斗争环境极端残酷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帮助、隐藏、保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群众。父亲在冀南的磁县、肥乡、武安孤身一人执行侦察任务时，屡屡得到当地堡垒户的支持和掩护。我母亲晚年时也说过，1946年初她与父亲在磁县码头镇16旅驻地结婚后，有一天父亲带她去山里看望一户老乡，说这户人家是他进城侦察时的落脚点，曾经为他提供和传递过情报。父母进门后，一位40多岁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棉袄、神情忧郁的大嫂跟父亲打招呼：“成参谋，你来了。”父亲朝屋里望了一眼说：“我大哥呢？”只见大嫂默默无语，眼眶里含着泪。父亲心里闪过一丝不安，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大嫂才告知了实情：原来几个月前由于汉奸的出卖，她的丈夫被日伪军抓去，说他通匪通共，但他宁死什么也不说，最后被残忍地杀害了。
　　这就是可亲可敬的太行人民！他们勤劳勇敢善良，对八路军发自内心地爱，把抗日战士看作是自己的亲人。在极其残酷的抗战环境下，他们不惜豁出身家性命，全力支持、保护、协助八路军战士，在燕赵大地上筑起了一道道铜墙铁壁。

官兵一致同甘苦

　　1942年至1943年，太行山八路军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一是遭遇了数十年不遇的旱灾、蝗灾;二是日军频繁地对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三是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政府中断了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从而使我太行山军民物资极度匮乏，革命陷入了异常艰难的境地。
　　当时，父亲所在的作战部队每人每天只能吃两顿以野菜为主的小米粥，缺油少盐，并且实行分饭制，每人每顿只有一勺稀粥。遇到断粮只能吃榆树叶、臭椿树叶、野果，甚至皮带。

　　就在太行山根据地军民最艰难的时候，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发出了大生产的号召。太行军区在刘邓首长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掀起了大生产运动。129师官兵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军民关系、军政关系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地方政府见到部队有难，主动动员村里的开明地主，拨给了父亲所在的义勇军司令部6亩地。部队领导就组织机关干部、勤杂人员去地里施肥、浇水，种上麦子、南瓜、玉米、土豆，老百姓也主动前来指导和帮助，6亩地一天就耕种完毕。 　　在青黄不接的春季，为了保证部队战斗力，机关干部都要上山打野菜。当地老百姓在近处打野菜，八路军不能与群众争利益，就翻山越岭到深山老林里去找，千方百计地找些野菜、野果、麻雀、野兔充饥……
　　第二年初夏，麦子丰收了，太行山根据地终于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从严治军得天下

　　提到太行山，不能不提我父亲在太行山的老领导韦杰将军。韦杰是参加过百色起义的老红军，是我军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高级将领。他作战勇敢，有勇有谋。1939年1月，他率领的129师688团在香城固伏击战中打了漂亮的一仗，战后，刘伯承师长称此战开创了“八路军平原伏击战”的先河，并将它作为抗战经典战例编入军事教材。
　　听父亲说，韦杰将军爱兵如子，平时对部下和蔼可亲。但在太行山发生的一件事，使人们又看到了他治军严厉、不徇私情的一面。有一次，某团特务连在战斗中缴获了一部分法币，没有按规定上缴，而是擅自留下来用作改善连队伙食。对这起严重的违反战场纪律的事件，究竟怎么处理，各级领导都把目光投向了旅长韦杰。大家都知道该团是韦杰亲自带出来的，武器装备好，兵员素质高，尤其是特务连打仗勇敢，连长、指导员都是他手下的爱将。此次，旅长舍得挥泪斩马谡吗？
　　在全团3000多人的大会上，韦杰代表旅部郑重宣布：对连长处以枪决，立即执行！指导员撤职，派去当炊事员。这个决定令全团官兵深为震惊，一时间在太行军区广为传扬。
　　从严治军，对违反群众纪律的决不姑息！这也是我八路军为什么深得老百姓爱戴、百战不殆的秘诀所在。抗战八年，我父亲就在他的家乡冀南战斗，但他一次都没有回过家。一是怕给家人带来危险，二是手中没有钱。那时八路军的干部几乎一无所有，父亲的马褡子里只有一条薄被、几件打满补丁的换洗衣服和一个从敌人那缴获的文件包。正是凭借铁的纪律，我军才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才能推翻蒋家王朝，从而赢得民心，建立起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中流砥柱钢铁之师

　　在华北抗日前线，我八路军自始至终是抗战的中坚力量。在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指引下，129师将游击战术、伏击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始终将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作为反侵略的首要目标。1937年10月夜袭阳明堡就是129师打的第一个胜仗，炸毁日军飞机24架。
　　太行山沟壑纵横，峡谷陡峭，地势险峻，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父亲的老上级肖永银和尤太忠将军在回忆录中提到：抗战之初，国民党的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曾看不起八路军的游击战，他说：“我们的正规军都打不过日本人，你们八路军还是避一避为好。”后来看到129师打了许多漂亮仗，从抗战初的9000余人发展壮大到后来的30万人，在铁的事实面前，这位战区长官也表示敬佩。
　　听我二姐说，前年她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中，见到了卫立煌的孙子。国共两党的后人在一起谈到抗战，谈到刘伯承和129师，大家都对刘伯承元帅高超的军事理论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赞叹不已，感叹刘伯承元帅被誉为“军神”“战神”当之无愧。

　　“九千将士进涉县，三十万大军出太行！”经过八年的浴血抗战，八路军129师在刘伯承师长的带领下由初建时的9100余人，发展壮大到30万人。此时的129师真可谓：兵强马又壮，强将手下无弱兵。

　　巍巍太行见证了八路军殊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勇敢无畏，见证了太行军民携手铸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129师如横空出世的骏马、气吞山河的蛟龙，以势不可挡、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霸气，成为驰骋疆场、威震敌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坚不可摧的钢铁之师！
　　父亲所在的二野六纵，在解放战争中勇于打硬仗、恶仗，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士气，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中原虎师”“二野劲旅”。尤其是在定陶战役（大杨湖战役）、鲁西南战役（羊山集战役）、襄樊战役、淮海战役中，六纵勇挑重担，担任攻坚，为赢得战役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受到刘邓首长的赞赏，称六纵是“主力中的主力”“拳头中的拳头”。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父亲作为“太行山的儿子”，没有辜负生他养他的这块热土。他的一生正像他的名字一样“壮志冲霄”“气冲霄汉”！他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給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终身实践着他入党时的誓言。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上将生前为我父亲书写了一幅字：“忠诚革命事业，无私奉献一生。”这是对我父亲50多年革命生涯的完美总结！
　　〔责任编辑 马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