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粮仓官员的种种贪污腐败行为，触目惊心。
　　
　　明清日搠，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天下粮仓滋生出不少“粮仓硕鼠”，暗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粮仓官员的种种贪污腐败行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京城的粮仓历来由地方政府上缴的“国税”即皇粮来补充。明代之初，也照例由地方解粮进京，清点称量后人仓。因路途遥远，粮食总免不了人吃马嚼、遇潮霉变、虫咬鼠窃等损耗，被称为“火耗”。因此，地方政府在向农民征粮的时候，总要比预定数量多征一些，这样可以保证入京后称量时不会出现差额。这也给贪官污吏带来了可乘之机。他们往往多报“火耗”，中饱私囊。在明朝，这种现象愈演愈烈，最嚣张时，“火耗”数量达到了四成以上。不仅国库皇仓时常有不满之虞，而目百姓对此也怨声载道。
　　为了加强对粮仓的管理，明朝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注：相当于地方的民政和财政部门)、府、州、县均需派遣计吏(注：相当于秘书)至户部(注：相当于民政部和财政部)，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所有钱谷之数，稍有差错，即被驳回重造账册’并须加盖原衙门官印。对于此项规定，各布政使司计吏便预持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表面上，这是因离户部道远、为免往返奔走的便捷之举，实际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为这样一来，官员就可以在空白账册上随意填写数字，虚报数量。后来，明洪武帝朱元璋得知此种情况大为愤怒，立即下令追查，一次就处死了近10万各贪污的官员，造成了轰动全国的“空印案”。
　　明代的粮仓腐败有“火耗贪污”和“空印虚报”，清代更甚一筹，又出了另外一个瞒天过海之新招——设置“双层仓”。
　　所谓的“双层仓”，就是在粮仓中间用木板隔开，然后将下层仓中的粮食贪为己有。这种遮眼法在当时的确是一种高明的贪赃手段，很多官员用此法瞒天过海，直到死后才被揭开。此外，隔木板的做法还有应对检查、谎报信息之用。乾隆年间，曾多次派官员开仓查粮。但各州县官员往往串通作弊，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造成“满仓”的假象。于是检查官员回京复命，奏称“仓粮系属实贮”，皇帝便信以为真。
　　储藏谷物本意是以备将来不时之用，是立国安邦所必需，仓储后备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但日常的贪污之外，集中的贪污方便之门却也由此打开。
　　清朝规定，殷实农民可纳豆麦给国子监，捐监生应试入官，这叫“监粮”。伴随此规定，清代发生了多起“监粮冒赈”案件。贪污的官员常常以内地仓储未实为借口，申请收捐充实，实则强行摊派，而且上下级之间还营私舞弊、互相串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甘肃就发生过一起地方官员以赈灾之名，共谋作弊、肆意侵贪的大案，牵涉总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县官员113人，追缴赃银281余万两，波及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几个省，震动全国，时称“甘肃冒赈案”。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四月，王直望任甘肃布政使后，以甘肃灾荒连年、仓储不足、捐监粮米赈灾为由开捐。王亶望采取了与以往捐监不同的办法，让监生把应捐的谷粮折为银子，改变“原令只收本色粮米”为“私收折色银两”。清廷在批准开监捐时，规定每名监生捐粮43石，王亶望却把这43石粮食改成了收银子47两，另外还加收办公银、杂费银8两，合计每名监生共收银55两。这样，“监粮”一下子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
　　当时，王亶望收受银子有个规矩，就是下属送银子不能让他看见。于是，行贿的人就把银子放到酒坛、咸菜筐里，或者通过看门人送交，这样王宣望和他的属下自然心知肚明。为了贪赃，州府官员有的直接参与分赃，有的接受贿赂，有的向上报假情况包庇下属。当时，甘肃官场有这样的话流传开来：“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是对王直望们贿赂情形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