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新余“独立参选人”刘萍参选最后遇阻，出师不利，这一结局让很多对独立参选有所期待的人失望。但换个角度来说，这是公民遵循法治参与政治的必要过程。对于缺乏民主传承的国人来说，民主需要训练；对于未来中国来说，民主本身亦是一个训练过程。不管怎么说，独立参选迈出了步子。正如刘萍所说：“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胜了。”
　　这些年来，公民权利日益勃兴，公民社会被广泛认同。而与“公民”同等重要的“选民”，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公民刘萍则以其行动鲜活地诠释了“选民”精神。
　　刘萍的参选经历不仅给我们开启了公民参与政治的示范，也让我们看到了独立参选的现实困难。
　　对于当地选举办公室官员称她的推荐人不符合法定人数，倒不妨看做一个好的信号——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官员愿意讲法，正中公民下怀。
　　在诸多社会冲突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场景是：维权的公民手持宪法和法律，而官员则以上级指示为抗辩。“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口头（领导意志）”，这一潜规则常令公民维权举步维艰。
　　官方愿意依法行事，这就有了化解冲突的共同基础。公权力为法所治，也正是法治的要义所在。
　　尽管在刘萍推荐人数的具体事实上，双方仍有分歧。但这一事件给所有的独立参选人提了一个醒，即在递交选民推荐材料时，一定要核实推荐人及其数额是否合乎法律要求（比如推荐人是否属于本选区）。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具有客观性，较易判断，因为不符合法律要求的形式要件而被剥夺资格，太过可惜。
　　2010年8月，杭州下城区几位市民曾发起了一次有64人联名的罢免人大代表案。经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审查后，给出的回复是：罢免申请的提出者并非本选区选民，且联合署名的64人中属于本选区的公民未达到法律规定的最低要求50人。此事的一个启示是，公民参政亟须社会支持，尤其是需要法律支持。
　　刘萍参选的整个过程中，以于建嵘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微博达人，在网上发起了“愿为刘萍助选”的呼吁。这些网上助选行动，对于参选者的精神鼓励无疑是巨大的。但对于正在学步阶段的公民独立参选，这还不够。
　　以刘萍独立参选和杭州罢免案为例，若有通晓选举程序的律师把关，这些可贵的公民行动至少不会输在形式要件上。
　　当然，公民的政治参与屡屡受挫，并不仅仅是因为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缺失，也在于一些基层党政领导害怕民主，甚至担心非其认可的“代表”会不好“掌控”。由于不知何来的对独立参选人的恐惧心理，即便独立参选人走完了所有的法律程序，也合乎所有的形式要件，有关方面仍会提出种种理由，阻碍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以至于出现“你和他讲民主，他和你讲法律；你和他讲法律，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流氓”。
　　新余方面指责刘萍“不具备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条件”，便与此相类，其理由是刘萍曾多次“鼓动或参与非正常上访”，言下之意，刘萍上访违法，因此不具备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
　　这种将上访视同违法，将上访权与被选举权对立起来的思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断裂。上访权可归属于公民的“控告、申诉权”，属于宪法性权利，且为国务院“信访条例”所明确保护。作为权利的上访，何来“非正常”之说？倒是新余市袁河公安分局以上访为由将刘萍拘留十日，涉嫌滥用职权。
　　更何况，依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除非当事人因触犯刑律，已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看守所或监狱，亦会为在押人员特别举行选举程序，帮助在押人员实现其政治权利。
　　刘萍作为本选区公民，并未触犯刑律，“选举办公室”岂能凭着对上访的歪曲理解，而剥夺一位公民的政治权利？这才是公开的违法。
　　其实，公民之所以上访，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地缺乏可疏通的管道。包括独立参选的公民政治参与，恰可弥补地方政府在救济途径和疏通管道上的缺陷。多次带头维权的刘萍，有参与政治、维护权益、捍卫法律的热情与勇气，这是作为一个人大代表最基本的要求。地方官员应该乐见并呵护这种公民参政的热情。
　　相信一个经历了上访的人大代表，在疏导上访、传递民情、反馈民意上，有着官员代表所无法替代的优势。
　　这才是更长远的维稳之策。理顺这种关系，更是官员民主训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作者为海南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