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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来不缺乏这样那样的“下乡运动”或“下乡活动”，比如知青下乡，还有什么科技下乡、文化下乡之类，很多，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始终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作用。因为它们只是停留在不合适宜的政治运动和带有某种姿态性的临时工作层面，而没有从农村发展的全局考虑。与此不同的是，本文将要谈及的公共产品的下乡，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这是我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所谓“公共产品”，是政府向社会所有成员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以及公共设施的总称。公共产品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诸如由政府提供经费而实现的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都是公共产品。此外，国防、治安、司法、行政管理、经济调节等，也可以说是政府向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产品。从理论上讲，或者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公平性，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权使用或消费公共产品，而这种使用或消费通常又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使用或消费，它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仅出于弥补市场失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同时还要求实现社会总福利和人均总福利的最大化，要求政府必须按照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以获取利润为最终目的。
但是，在我们的国度里公共产品却成了城里人特有的奢侈品，居住在广大农村的“沉默的大多数”基本上与之无缘，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公平性丧失了，它对于每个人并不都是公平的。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在城乡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政府出资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多年来仅限于少量的水利设施和科技推广等。至于城市型现代生活设施中的供水、供气、供热等，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盲点”。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城乡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仅使得农业缺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村失去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也加深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鸿沟，是“三农”问题难以破解的重要因素。
当前农村发展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包括农村的交通、通讯、自来水、农田水利设施等。二是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三是农民收入水平明显偏低，增收难度明显偏大。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距，影响社会和谐。社会不公平会造成社会群体间的隔阂和抵触，引发或加重一系列社会问题。目前我国社会不公平，除了贫富差距过大，便是反映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马太效应”。在初次分配中，为了追求效率我们已经牺牲掉许多的公平，如果在再分配过程中，尤其是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再度牺牲公平，社会不公必然进一步扩大，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会迅速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否公平有效地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包括基本保障在内的公共产品，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所以，我们必须以公平优先的原则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决不可以为了效率牺牲公平，或者只把公平放到“兼顾”的位置上。
鉴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现实，即便是尽可能转移农村劳动力，促进城镇化发展，但仍将存在大量农村人口。权威专家估算，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人生活在农村。城镇化之后，农村怎么办？是繁荣起来还是凋敝下去、农民是否能够享受到和城市一样的公共产品呢？这些问题的最终载体还是农村，因此，加大农村公共品供给投资，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已成为官员和学者们的共识。有专家提出，政府在今后一段时间应把国债的主要部分、国家政策性金融的主要部分集中投向农村基本设施，国家要拿出一定资金帮助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重点是乡村道路、洁净能源、饮水安全、环境卫生、村一级的垃圾处理场等。
除了基础设施之外，还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适应中国国情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政府公共财政向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倾斜，使农民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差距不大的公共服务。
在这个方面，日韩特别是韩国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农村问题十分突出。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政府不仅是强有力的组织者，而且是积极的直接参与者，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政府的财政投入涉及农村各个领域，包括农村住房和公路、桥梁、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韩国政府还以新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从韩国的经验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农村的发展不仅不会制约城市的发展，而且还能拉动城市的发展，因为农村发展起来了，农民素质和收入提高了，必然会推动整个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
所谓“公共产品”，是政府向社会所有成员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以及公共设施的总称。公共产品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诸如由政府提供经费而实现的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都是公共产品。此外，国防、治安、司法、行政管理、经济调节等，也可以说是政府向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产品。从理论上讲，或者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公平性，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权使用或消费公共产品，而这种使用或消费通常又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使用或消费，它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仅出于弥补市场失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同时还要求实现社会总福利和人均总福利的最大化，要求政府必须按照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以获取利润为最终目的。
但是，在我们的国度里公共产品却成了城里人特有的奢侈品，居住在广大农村的“沉默的大多数”基本上与之无缘，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公平性丧失了，它对于每个人并不都是公平的。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在城乡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政府出资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多年来仅限于少量的水利设施和科技推广等。至于城市型现代生活设施中的供水、供气、供热等，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盲点”。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城乡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仅使得农业缺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村失去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也加深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鸿沟，是“三农”问题难以破解的重要因素。
当前农村发展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包括农村的交通、通讯、自来水、农田水利设施等。二是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三是农民收入水平明显偏低，增收难度明显偏大。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距，影响社会和谐。社会不公平会造成社会群体间的隔阂和抵触，引发或加重一系列社会问题。目前我国社会不公平，除了贫富差距过大，便是反映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马太效应”。在初次分配中，为了追求效率我们已经牺牲掉许多的公平，如果在再分配过程中，尤其是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再度牺牲公平，社会不公必然进一步扩大，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会迅速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否公平有效地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包括基本保障在内的公共产品，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所以，我们必须以公平优先的原则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决不可以为了效率牺牲公平，或者只把公平放到“兼顾”的位置上。
鉴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现实，即便是尽可能转移农村劳动力，促进城镇化发展，但仍将存在大量农村人口。权威专家估算，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人生活在农村。城镇化之后，农村怎么办？是繁荣起来还是凋敝下去、农民是否能够享受到和城市一样的公共产品呢？这些问题的最终载体还是农村，因此，加大农村公共品供给投资，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已成为官员和学者们的共识。有专家提出，政府在今后一段时间应把国债的主要部分、国家政策性金融的主要部分集中投向农村基本设施，国家要拿出一定资金帮助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重点是乡村道路、洁净能源、饮水安全、环境卫生、村一级的垃圾处理场等。
除了基础设施之外，还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适应中国国情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政府公共财政向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倾斜，使农民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差距不大的公共服务。
在这个方面，日韩特别是韩国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农村问题十分突出。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政府不仅是强有力的组织者，而且是积极的直接参与者，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政府的财政投入涉及农村各个领域，包括农村住房和公路、桥梁、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韩国政府还以新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从韩国的经验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农村的发展不仅不会制约城市的发展，而且还能拉动城市的发展，因为农村发展起来了，农民素质和收入提高了，必然会推动整个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