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之中国，城市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这个话题在中国的流行，也许与它在国际上的流行有关，与像刘易斯·芒福德这样一些人的著作被译成了中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国话题。今天，无论我们住在中国的哪一座城市，都会亲身感受到城市面貌的迅速变化。有客人从外地、外国来，常说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中国的城市变了样。不是某一个城市，而是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城市在迅速长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况，也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人们在欣喜之余，也产生了一个焦虑——千城一面。城市与城市之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城市除了有几个地标性建筑外，其他的建筑都一样，而地标性建筑也在相互学习模仿。
　　造成千城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在这么广大的地域进行城市建设，人的想象力毕竟有限。克服“千城一面”，不能为克服而克服，不能为了与众不同而搞怪。一个城市需要意义，这个意义表现为城市的符号，但这个意义不是凭空就有的，而是在这个城市的建设中形成的。
　　为什么人们在某一时期，在某一个地方要建一个城？为什么有些城建了以后就衰败了，而有些城却长盛不衰？为什么有些被破坏后还会重建，屡建屡毁却又屡毁屡建？原因在于这里需要一个城。这个原因，就成了这个城的意义，包括城市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所具有的作用。然而，在直接的实用之上，城市还有着其他意义，从而使城市获得额外的名气。
　　城市的名气可以来自于历史。我们可能会由于历史的原因去看一座城，看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当你在雅典，住在苏格拉底广场旁亚里士多德街上的赫拉旅馆，出门仰望高高耸立的帕台侬神庙之时，自然会发思古之幽情。即使帕台侬神庙只剩了一个石头建筑的框架，而广场、街道、旅馆只是托名而已。在巴黎街头，历史的厚重感会扑面而来，这儿是巴士底广场，那儿是巴黎圣母院，还有蒙马特尔高地、拉雪兹神父公墓，都是有故事的地方。我去洛阳时，曾好奇地问玄武门在哪里，尽管那里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最近去徐州，住的地方一出门就能看到淮海战役纪念塔，那也是一个曾经改写历史的地方，一场大战改变了中国之命运。其实，这些地方，有的有遗迹，有的早已经面目全非，但我们所看重的，是这里的历史能赋予人们想象的空间。
　　城市的美常常与历史的联想联系在一起。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看，这种影响又是相互的。名城吸引名人来，名人又使名城更加有名。这一循环，像许多循环故事一样，本身也许只是一个空洞的陈述而已，但如果将它放到城市成长的过程之中，让历史给这一类城市故事增添多彩的细节，就会变得丰满而有血有肉。这种城市故事的关键，在于历史活在了当代人的生活之中，而这种历史的传承，更多的是今人的选择。名城的历史是今人给城市定位的资料，今天怎样做城市美学的文章，那是今人的事，做出来的，也是今人的文章。
　　文学艺术也能赋予一个地方以意义。李白的诗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两句诗写了两座城市和一条江。今天，这两座城市的人，都在用这两句做文章，进行城市宣传。黄鹤楼是在眼前的，扬州城是憧憬中的，即所谓扬州梦。最近一些年，扬州人用这句诗意，搞起了每年一度的“烟花三月”节，呼唤人们去圆梦。有一次我在北京看到一个主要由瑞典的退休老太太们组成的旅游团，名字叫“沿着沈从文的道路”。她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要到凤凰去，寻找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读一批19世纪俄国和法国小说后，再去圣彼得堡和巴黎，感觉就会完全两样，好像那里的一切都被涂上了浪漫典雅的色彩。这条街是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彼埃尔伯爵居住的地方，那个剧院里，安娜·卡列尼娜常去听歌剧。雨果曾常常在这个公园里散步，左拉常常到那个咖啡馆喝咖啡，这一切都能给人特别的感受。屠格涅夫游走在圣彼得堡和巴黎之间，在两座城里都留有他的身影。伊斯坦布尔本来早已经是名城了，但我们的知识仅限于圣索非亚教堂和蓝色清真寺，读了帕慕克的小说，人们一定会增加对这个城市深度与厚度的理解。
　　艺术教会人们看城市。我不知道是否是通过画家的发现，伦敦人才会欣赏城市的雾，但我对北京胡同欣赏力的提高，的确从一些摄影作品中获益匪浅。看完一些照片以后，我们才知道，一些过去被认为破旧、肮脏和乱糟糟的胡同，却可以如此之美。在维也纳街头，听到人哼小曲，也会侧耳细听，是不是舒伯特的旋律。到了布拉格，脑子里全是德沃夏克的音乐。绘画与音乐，可以使城市变成风景，配上节奏与旋律。在艺术改变人的眼光方面，更明显的例子，可能是电影电视了。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时，我去无锡梅园，就听人说拍摄根据巴金小说《家》改编的电影时，鸣凤在那里采过梅花。美国电影《廊桥遗梦》中的那座桥，早就成为旅游热点。去奥地利，导游会给你讲《音乐之声》是在哪座花园拍摄的，茜茜公主曾在哪里住过……
　　历史、文学和艺术，都构成城市的故事。这些故事提供了城市意义的另一面，就是超越直接实用功能之上的城市文化层面。城市之美，并非存在于一种超越实用功能的关于城市的纯粹装饰和美化，而是存于城市生活之中。然而，正是这种历史、文学和艺术意义的阐发，使城市有了文化的内涵。一个政治上的中心，不等于就有了文化，但可将政治文化融入到城市之中；一个军事上的堡垒，也没有文化，但古战场常常能成为最有文化意蕴之地；同样，一个商业中心可能只有生意，没有文化，但商业文化能够成为城市故事最动人的内容之一。城市之美的背后，正是这些文化因素在起作用。
　　寻找城市的意义，其结果是文学和艺术的观念会渗透到我们的观感之中，并进而影响我们的城市保护和建造。于是，我们按照文学和艺术来建城，城的发展方向由于我们的观念而改变。在今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意义的阐释来为城市定位，并因此而“打造”城市。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讲“打造”城市，擦亮城市“名片”。这里面有着积极的意义，说明建设者们有了城市意识，但同时也要警惕对城市意义的过度阐释。
　　这其中，一方面要实现古代与现代的平衡。历史、文学和艺术的故事，可以成为现代阐释的重要源泉，用得好有着很大的意义。但是，古代与现代的平衡很重要，没有平衡，古代就不再是优势，反倒会成为包袱。另一方面要实现旅游和生活的平衡。中国古人在谈到画作时，讲可游可居。这里的游，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旅游，而是一种进入，克服图像的客体化。與此相反，旅游业是一种将城市客体化的操作。城市不只是建设供外来游客看的，其服务对象应该首先是这座城市的居民，其次才是外来游客。家是供人住的，而展览馆是供人看的，功能不一样。一座城市也是如此，首先要城里的人感到住得舒服，其次才是看上去很美。如果城市之美只是为了制造景观，那么，这样的美与建造一个画廊让人们观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城市建设要有审美的维度，但审美维度决不是景观化维度，恰恰相反，美学要明确指出这种景观化维度的反审美特性。城市景观化，并不能造成真正美的城市。我们看一些小镇上的民居，会发现只有那些真正的民居，而不是现代仿造的假民居，才能使我们感兴趣。我们去少数民族地区，那些真正的土楼、竹楼，苗寨、羌寨，比民族风情园里的寨子要漂亮得多。
　　所有这些总结为一条：只有生活本身才是美的。一座城市的美，要融入到这个城市活态的生活之中，构成一个活的生活环境，得到城市里居民的认可，使这些人将这座城市当成自己的家园，认同它、拥有它、归属它。这时，城市就有了生命，而这种有生命的城市才美。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些城市的主要建筑没有什么创意，是别的城市的模仿，居民小区凌乱不堪。但是，如果走进居民的家中，你会发现家家都精心装修过。许多家庭的装修，也许从设计上讲很不专业，但可以看出，都是用心之作。这对我们的城市建设是重要的启发。避免千城一面，不能为避免而避免，也不必像明星防“撞衫”那样刻意求新求怪。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家园感，像建设自己的家那样用心。建造自己的家园，让居住在城里的人可游可居，使他们对城市的历史感到骄傲，使他们像打开自己家门迎客一样，建造和展示城市景观，使城市像一个生命体一样健康地在时间中、在历史中成长。这是避免千城一面之道，也是真正的城市美之源。
　　（摘自9月10日《人民政协报》。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