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前胡同里有意思的生活和平凡中的趣事，为那段历史写下了文学证词。
　　李六
　　一个上世纪60年代在北京叱咤风云的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之子张郎郎，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却因创办“太阳纵队”地下诗社，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十年。1977年底出狱不长时间后，张郎郎一直漂泊海外。垂暮之年，他牵挂着故土，牵挂着父母兄弟，亦牵挂着给他一生理想主义底色的大雅宝胡同，遂创作《大雅宝旧事》。大雅宝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南部，是当时中央美院宿舍所在地，大量艺术家如黄永玉、李苦禅、董希文、李可染等聚集在此。张郎郎于50年代初随父母搬入大雅宝胡同。那时的张郎郎还只是个6岁的孩童。
　　如此特殊的童年阶段成为他回忆录《大雅宝旧事》的写作起点。张郎郎说：“从某种意义上，那是我一生的源头。我们小时候的记忆是一个童话，我们在大雅宝一直住到1957年。1957年以前，北京完全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而且在北京胡同里有中国文化的底蕴，我们院里住的老先生都是国宝级艺术家，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聚合，现在任何两个大师都不可能再住在一个院里，当时大家却都是平民心态，喜欢艺术，爱画画，每个人都很平和。”
　　张郎郎至今依然记得黄永玉家的大葡萄架，全院的孩子都去给他浇水，那时候每家都种各种各样的花，那时候大家还在院里养了那么多猫。整个大杂院里充满着生活情趣和乐观向上的心境。虽然孩童们对这个大杂院的物质环境并不理想，但是大人们却是充满激情和创造力，仿佛与全国上下一起在玩一场新鲜刺激的游戏。像董希文、李可染、李苦禅这些业已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们也重新进入新生活，做新人。
　　張郎郎第一次写“大雅宝旧事”，是1980年至1981年刚到香港。当初的回忆录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和写作姿态，也就因种种原因停笔搁置。之后黄永玉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李可染先生，这篇文章还牵涉进了大雅宝胡同好几家的故事。黄永玉和夫人张梅溪早就有了写大雅宝故事的想法，虽有想法却一直没有动笔。后来，张梅溪对张郎郎说：“你也可以写啊，从你的角度写。”她建议张郎郎可以按照儿童的视角去写。
　　于是，我们看到了《大雅宝旧事》中的儿童视角。张郎郎说，“我相信每个写历史的人都有自己的单镜头，像纪录片一样，以后的历史研究者把这些充满真实细节的单镜头综合起来，那个更有价值。”
　　书中有一个充满着浪漫和理想主义的中国，儿童的生活和见闻，那些天真的艺术家的趣事，那些暑假前后的玩乐日子，院子里的家家花丛，那些大人们的悄声耳语，中央美院礼堂里像晾衣服一样挂满的大字报，这些成了张郎郎长大以后挥之不去的记忆，成为他笔下的丰富素材。张郎郎就像 “当代华语世界里硕果仅存的鼓书艺人”，冷静地旁观着笔下那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和平凡的趣事，为那段历史写下文学证词。
　　北岛说：“张郎郎的文字有北京人独特的轻松和幽默，这非得在北京多少住过的人才可能有所体会。他的故事唤醒我们的，与其说是对北京的乡愁，不如说是对某种业已消失的文化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