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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诞生了许多知青歌曲，其中《南京知青之歌》无疑是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首。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直到今天很多人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还会激动得眼眶发红，谁又知道《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同他的歌一样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诞生
任毅，1947年生，南京五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在上小学时参加过闻名全国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它。在中学时，因为他是个活跃分子，同学们都唤他“11号”。11号就是钠，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
1968年12月任毅等人作为下乡知青来到插队落户的地方——江苏省江浦县。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人的冲动很快被对前途的迷茫代替了。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当时不少知青在弹吉它唱歌。吉它在“文革”中是资产阶级的标志，不少家庭因惧怕抄家，纷纷将吉它卖掉。任毅等人的吉它都是在拍卖行买到的，价钱便宜，质量却不错。
在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们又聚集在任毅知青户的小茅屋里，又把过去的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心中空虚。这时，任毅的朋友唐又在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他的话对任毅触动极大。当晚任毅抱着吉它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搞了一夜。在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这首歌终于完成了。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歌中诉说着知青心中的忧郁、伤感和无奈。一天，工休了，任毅靠在麦秸垛旁弹起了这支歌，不远处几个女知青被歌声感染，竟触景生情，呜呜地哭了起来。
自首
被一种无奈的处境和深深的乡情所感染，《知青之歌》传播开来。很快，传遍大江南北。一天，任毅接到身有残疾留城的同学郑剑峰的一封信，拆开一看，他惊呆了。信中说，《知青之歌》已在当时被称为苏联修正主义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并被改为男声小合唱反复播放,歌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首歌的文章，它已经被定为反动歌曲。
任毅万分恐怖，差不多成了惊弓之鸟。他立即把所有文字烧毁，包括女朋友写给他的信——她在另一个地方插队，任毅等待着厄运降临，他无数次做梦，梦见自己被抓起来，想象中的灾难比现实中的灾难还要令人恐怖。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一个书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具，自己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说：“这里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公审
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深夜，一阵疯狂的犬吠声和急促的敲门声把难以入眠的任毅和与他同屋的两名知青从床上惊起。几个高大的军人冲进屋来，“你是任毅吗？”“是的。”任毅一阵心悸，还没等他回过味来，冰冷的手铐就套上了他瘦弱的手腕。他被推上警车，送进南京娃娃桥看守所。
在狱中任毅千百遍地想过，等待他的是什么，他会以什么定罪，会受到何种刑罚。一天，一位同学的弟弟告诉他：“你要倒大霉了，你的案子已发到群众中讨论，说要杀头！”当时，许多交群众讨论的“反革命罪犯”都被判处了死刑，交群众讨论只是一种形式。他后来才知道，事情的起因是在上海，《知青之歌》被上海的知青广为传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很快向中央汇报，江青、姚文元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批示，连夜下达。张春桥“指示”，要“上海市革委会有专门小组在抓这件事”。上海、南京两地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来到任毅所在的生产队，老实忠厚的乡亲们以为调查任毅的表现是要提干，一致说任毅好，使他们很扫兴，他们又找到任毅，转弯抹角地问了他《知青之歌》的事，任毅已经感到事情不妙，悬着他小命的那根丝线即将断落……
1970年5月20日，在经过所谓“群众讨论”的形式后，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判处任毅等25人死刑；1970年6月6日，南京市革委会同意对任毅等25人的死刑处理意见，签字盖章后报到当时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审批。如果没有意外，7月31日，他将陪同那一天被处决的24人一同上刑场。那年他刚刚22岁。
在南京市建邺区召开的公判大会上，预感到厄运将至的任毅被拉了上去，强加给他的反革命罪已确定无疑，他预感到会判他死刑或无期徒刑，他甚至不敢再往下想。而此时他听到对他的宣判：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依法将现行反革命犯任毅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当时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负责的许世友将军，审阅任毅的判决时，拍案而起。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将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一只大手硬是把任毅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出狱
1979年2月，任毅被平反出狱。好消息像一阵春风，传遍了任毅的同窗、师长、亲友，传遍了金陵的各个角落。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争相对他进行了报道。任毅回到南京自己的家中，看着白发苍苍为救自己出狱四处奔走呼号的老母，自己心爱的恋人早已成了别人的新娘，亲爱的妹妹患了肠癌，数着日子还是没有等到他出狱的那一天。
那一天，他家的小屋里挤满了人，当年在一起的同学几乎都来了，还有她，当年为他受牵连的女朋友。酒桌上，同学们谈起了他和她，如今已为人妻、为人母的她直率而坦然：“没想到任毅还能出来。”任毅笑道：“我们的爱是很纯的呀，我和她都没有拉过手噢！”
纺织公司所属的丝绒厂热情地接纳了他，他被安排到总务处，出色的工作，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天降奇缘，同在这个工厂工作的一个清秀女孩注意到他，就在这时，一个五中的老同学上门提亲，而对方正是那个清秀的女孩，提亲者正是女孩的哥哥。她出身于工人家庭，一家人很本分，对任毅印象也很好，哥哥因同任毅是老同学，也是知青，因此这门亲更是亲上加亲。
如今任毅退休在家，家住南京郊区一片新盖的生活小区里，对昔日的朋友依然如故。谈起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任毅淡然地说：“功过是非，只有走过那一段人生历程的人心中明白。我们留不住今天，如同我们留不住昨天一样……”
（责编：孙展）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直到今天很多人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还会激动得眼眶发红，谁又知道《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同他的歌一样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诞生
任毅，1947年生，南京五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在上小学时参加过闻名全国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它。在中学时，因为他是个活跃分子，同学们都唤他“11号”。11号就是钠，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
1968年12月任毅等人作为下乡知青来到插队落户的地方——江苏省江浦县。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人的冲动很快被对前途的迷茫代替了。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当时不少知青在弹吉它唱歌。吉它在“文革”中是资产阶级的标志，不少家庭因惧怕抄家，纷纷将吉它卖掉。任毅等人的吉它都是在拍卖行买到的，价钱便宜，质量却不错。
在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们又聚集在任毅知青户的小茅屋里，又把过去的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心中空虚。这时，任毅的朋友唐又在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他的话对任毅触动极大。当晚任毅抱着吉它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搞了一夜。在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这首歌终于完成了。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歌中诉说着知青心中的忧郁、伤感和无奈。一天，工休了，任毅靠在麦秸垛旁弹起了这支歌，不远处几个女知青被歌声感染，竟触景生情，呜呜地哭了起来。
自首
被一种无奈的处境和深深的乡情所感染，《知青之歌》传播开来。很快，传遍大江南北。一天，任毅接到身有残疾留城的同学郑剑峰的一封信，拆开一看，他惊呆了。信中说，《知青之歌》已在当时被称为苏联修正主义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并被改为男声小合唱反复播放,歌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首歌的文章，它已经被定为反动歌曲。
任毅万分恐怖，差不多成了惊弓之鸟。他立即把所有文字烧毁，包括女朋友写给他的信——她在另一个地方插队，任毅等待着厄运降临，他无数次做梦，梦见自己被抓起来，想象中的灾难比现实中的灾难还要令人恐怖。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一个书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具，自己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说：“这里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公审
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深夜，一阵疯狂的犬吠声和急促的敲门声把难以入眠的任毅和与他同屋的两名知青从床上惊起。几个高大的军人冲进屋来，“你是任毅吗？”“是的。”任毅一阵心悸，还没等他回过味来，冰冷的手铐就套上了他瘦弱的手腕。他被推上警车，送进南京娃娃桥看守所。
在狱中任毅千百遍地想过，等待他的是什么，他会以什么定罪，会受到何种刑罚。一天，一位同学的弟弟告诉他：“你要倒大霉了，你的案子已发到群众中讨论，说要杀头！”当时，许多交群众讨论的“反革命罪犯”都被判处了死刑，交群众讨论只是一种形式。他后来才知道，事情的起因是在上海，《知青之歌》被上海的知青广为传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很快向中央汇报，江青、姚文元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批示，连夜下达。张春桥“指示”，要“上海市革委会有专门小组在抓这件事”。上海、南京两地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来到任毅所在的生产队，老实忠厚的乡亲们以为调查任毅的表现是要提干，一致说任毅好，使他们很扫兴，他们又找到任毅，转弯抹角地问了他《知青之歌》的事，任毅已经感到事情不妙，悬着他小命的那根丝线即将断落……
1970年5月20日，在经过所谓“群众讨论”的形式后，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判处任毅等25人死刑；1970年6月6日，南京市革委会同意对任毅等25人的死刑处理意见，签字盖章后报到当时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审批。如果没有意外，7月31日，他将陪同那一天被处决的24人一同上刑场。那年他刚刚22岁。
在南京市建邺区召开的公判大会上，预感到厄运将至的任毅被拉了上去，强加给他的反革命罪已确定无疑，他预感到会判他死刑或无期徒刑，他甚至不敢再往下想。而此时他听到对他的宣判：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依法将现行反革命犯任毅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当时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负责的许世友将军，审阅任毅的判决时，拍案而起。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将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一只大手硬是把任毅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出狱
1979年2月，任毅被平反出狱。好消息像一阵春风，传遍了任毅的同窗、师长、亲友，传遍了金陵的各个角落。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争相对他进行了报道。任毅回到南京自己的家中，看着白发苍苍为救自己出狱四处奔走呼号的老母，自己心爱的恋人早已成了别人的新娘，亲爱的妹妹患了肠癌，数着日子还是没有等到他出狱的那一天。
那一天，他家的小屋里挤满了人，当年在一起的同学几乎都来了，还有她，当年为他受牵连的女朋友。酒桌上，同学们谈起了他和她，如今已为人妻、为人母的她直率而坦然：“没想到任毅还能出来。”任毅笑道：“我们的爱是很纯的呀，我和她都没有拉过手噢！”
纺织公司所属的丝绒厂热情地接纳了他，他被安排到总务处，出色的工作，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天降奇缘，同在这个工厂工作的一个清秀女孩注意到他，就在这时，一个五中的老同学上门提亲，而对方正是那个清秀的女孩，提亲者正是女孩的哥哥。她出身于工人家庭，一家人很本分，对任毅印象也很好，哥哥因同任毅是老同学，也是知青，因此这门亲更是亲上加亲。
如今任毅退休在家，家住南京郊区一片新盖的生活小区里，对昔日的朋友依然如故。谈起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任毅淡然地说：“功过是非，只有走过那一段人生历程的人心中明白。我们留不住今天，如同我们留不住昨天一样……”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