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7年11月16日，北京奥运会合作企业韩国三星公司公布了第一批5名奥运火炬手名单，张胜利榜上有名。提起张胜利，人们肯定首先会想到他是“希望工程”第一人，有过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的学历，更有着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手的荣誉；也肯定会想到有如此出色的人生经历，张胜利将彻底离开老家，走出自己灿烂的人生。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从上海师范毕业后一直到现在，张胜利仍在河北涞源的大山深处坚守着教学岗位。
离开上海，让希望在大山猎猎升腾
19年前，河北省涞源县东团堡乡箭杆河桃木疙瘩村失学儿童张胜利给县政协副主席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求助信。这封信转到中央有关领导手中不久，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便拉开了帷幕。1989年10月17日，是张胜利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在“希望工程”首次“资助就读证”的颁发仪式上，张胜利从团中央负责人的手中接过一本红彤彤的证书。重返校园的张胜利学习十分用功，在各级基金会的帮助下，他读完了初中。
1995年8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教师培训计划，作为“希望工程”受援第一人的张胜利被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免试、免费录取。张胜利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晚上十一二点，同学们睡得正香，他躲进厕所开始背书；他还备了手电筒，回来后钻进被窝再看。一学期下来，张胜利戴上了眼镜，但成绩也由刚来的倒数第一跃升到了中上游。
1996年，张胜利又作为受到“希望工程”资助的全国125万学生代表，参加了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传递。
1997年4月，张胜利离开上海的前夕，当地一家企业提出高薪聘请张胜利的意向。同班一位相交甚久的温州女孩也不愿意自己的情感留下遗憾，直接找到张胜利，提出只要他留在上海，或者到温州她父亲的企业去，她将与他共结连理。但张胜利都拒绝了。他知道是“希望工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是社会上许多好心人的资助才使他得以继续学业。他必须回到家乡，让希望在他的家乡桃木疙瘩继续延伸，这是回报社会关爱的最佳方式，也是他的责任，否则，对不起帮助过他的好心人，他的良心也难以得到安宁。
1997年8月14日，从上海回到涞源的张胜利被乡里任命为桃木疙瘩小学名誉校长。说是校长，其实职工只有张胜利一人。当时的桃木疙瘩小学已经名存实亡，学校一直没有教师，处于停课状态。张胜利回去的第二天，才有5个学生背着书包来到学校。其中桃木疙瘩的3名，西梁沟的2名，其余三个隶属桃木疙瘩教学点的自然村，竟然没有一名学生来上学。
给5名学生上完第一堂课的张胜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从前，我是一个被大山封闭的愚昧的穷孩子。现在，我成了一名人民教师。我是希望工程救助的，又是从这里出去的。我知道山里太穷了，原因就在教育。当初我的誓言是‘回来’，我高兴的是我做到了。我要把希望带给穷山沟的孩子们，让更多的孩子来这里得到走出大山、改造大山的希望。”
桃木疙瘩位于太行山脉韭菜山主峰的峰顶，海拔1860米，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当地有一段形容这个村落的顺口溜：山高路陡坡难走，常年只听大风吼；日常吃水贵如油，男人不洗脸，女人难洗头；地种莜麦和土豆，丰年粮食也不够。周围隶属于桃木疙瘩教学点的几个自然村的情况，基本都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穷！
张胜利知道，穷是家长不让孩子上学的主要原因。但他更知道，缺少知识，只能导致更加贫穷，而改变贫穷的最佳途径只有知识。桃木疙瘩教学点下辖的几个自然村间，相距都在10公里以上，还都是崎岖陡峭的山路，村与村间有时一天都打不了来回。那几天，张胜利带上干粮，一个村一个村、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说服家长让孩子上学。
慢慢地，学生由5个增加到了17个，教师则只有张胜利一个。他要进行教学工作，还得给学生做饭。桃木疙瘩根本没有水源，冬天靠雪融水，夏天则要到几公里外的箭杆河去背水。每天天刚蒙蒙亮，张胜利就得去背水，有时晚上还得去。后来，邻村一位好心村民赊了一头骡子给张胜利驮水。就是这头骡子钱，张胜利用了整整两年才还完。
平心而论，张胜利自认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桃木疙瘩学校。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当年年底东团堡乡的统考中，学校的名次较以前竟然后挪了近十位。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好多人怀疑张胜利是否有能力教好课。那段时间，张胜利也非常着急，嘴上都起了泡。他把启蒙老师张智请上山，共同会诊他的教学。最后，一个痛苦的结论摆在张胜利面前：他用上海学的教学方法教育韭菜山周围的学生，违背了因材施教的规律。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张胜利给每个学生建立了学习档案，针对学生的学习基础，利用课余时间单独开小灶。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上半年的期末考试中，桃木疙瘩学校的成绩一跃而为全乡前四名。那一刻，张胜利终于欣慰地笑了。
倾力办学，精心呵护每一个学生
由于桃木疙瘩及其周围村庄恶劣的自然环境，村民纷纷外迁，导致学校的生源急剧下降。张胜利回桃木疙瘩4年来，吃水问题始终无法解决。最终，张胜利下了决心：把学校搬下山去，找一个既有生源又不缺水的环境。
经过一番调研，张胜利向县乡政府提出桃木疙瘩学校与周围其他几所生源不足的小学合并的建议。桃木疙瘩是“希望工程”的发祥地，县乡领导经过多次考察，并报请上级同意后，才批准了张胜利的建议。为争取建校资金，张胜利数次赶赴北京，几经周折，靠着他的“第一”的优势，终于争取到北京京铁北方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20万元建校捐款。新校址定在离周围几个村子都差不多远的箭杆沟深处的寺院沟村。
寺院沟村海拔比桃木疙瘩略低一些，但环境与桃木疙瘩差不多。这里靠重重大山中一条弯曲的河道与外界相通，离县城还有近百公里，去乡政府要走7个小时的山路。要想坐车出门或者打个电话，得步行3个小时到离得最近的涞水县金水口村，有一条公路从那里经过。张胜利之所以相中这里，一是因为这里距离周围几个村子都差不多远，利于孩子们上学，再就是不用为吃水犯愁了，能够较好地改善孩子们的生活。
2002年11月1日，张胜利从山下雇了8辆马车，把桃木疙瘩学校的全部家当包括21名学生搬个精光，连个粉笔头都没剩。新学校根据捐资方的意思命名为“北京升旗希望小学”，建筑面积580平方米，可容5个教学班，还有学生宿舍、食堂、图书馆、阅览室、仪器室。尽管由于多校搬迁合并，乡里安排一名年长的老师做校长，张胜利仍然只能算一名代课教师，但他还是很高兴。
张胜利确实应该高兴。寺院沟村的交通条件比桃木疙瘩要好一些，也更容易得到社会的关注与支持。自从新学校落成后，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地的不少高校都将这里作为学生的社会实践基地，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利用假期来这里进行社会实践，支教、送书、赠教学用品。在有关企业的赞助下，学生跟着张胜利到天安门看过升旗，还远赴广州参加过“希望工程‘手拉手’”活动。学校条件的改善，学生眼界的开阔，保障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每一个学生都以是张胜利的学生而自豪。
新学校的启用以及社会更广泛的关注，使张胜利觉得自己更应该把学校办好，有学生辍学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犯罪。陡坡的王树财让正在上学的女儿王小凤停止学业完全是生活所迫，他一家有7张嘴要吃饭，这本来已经够他张罗的了，每月还要拿出几十元供女儿上学。他除了会种庄稼外别无生财之道，上哪里弄这笔钱呀！当张胜利走进王家时，王树财长吁短叹，表示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再供女儿上学了。张胜利问王树财对女儿今后的道路怎么设想时，王树财说再过两年让她到山外打工挣钱去。张胜利说，十四五岁的女孩外出打工你放心吗？王树财一声不吭了。最后张胜利说，明天你就让小凤去上学，学费的事你不用管了，由我解决。
五年级的刘晓辉懂事、好学，品学兼优。在他一周岁半时颈部和胸口被开水烫伤，虽经手术，但是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这次手术并不很成功。到升旗希望小学上学后，刘晓辉的颈部皮肤在一次划伤后受到感染，必须重新植皮。家里无奈地表示术后还钱都难，更别提上学了。张胜利听说后，不仅捐出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还跑到北京，利用自己的影响争取到中国红十字会的1万元救助，亲自带着刘晓辉在保定烧烫伤整形医院顺利接受了手术。术后不久，刘晓辉就带着天真灿烂的笑容又重新出现在教室里。
一年级的樊彦云来自山里最深处的箭杆河村。刚到学校不久，先天性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说如果不做手术，不仅不能继续学习，而且活不过十三岁。张胜利急了，再度捐出了自己当月的工资，又跑到省城石家庄，争取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提供的免费手术。面对家长的感谢，张胜利还是那句话：“我是他们的老师。只要你们支持孩子上学，他们上学期间的困难我就一定会帮他们解决。”
坚守诺言，“高兴的是我做到了”
张胜利确实在用过人的精力和投入支撑着大山里的希望，他付出了很多，但除当地学校以外很少有人知道，很长一段时间内，支撑他做出这样付出的月工资仅有150元。
尽管有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的学历，但由于张胜利当时没有办理户粮关系，他的身份仍然是农民。即使在他任桃木疙瘩小学校长的时候，他也既不是公办也不是民办，因为不在编，只能算个代课老师，他的妻子王亚萍则把他称为“国家农民”，说他这个为国家打工的农民收入远不及学历比他低的私营企业打工者。
王亚萍原在老家保定雄县开服装皮包店，1999年“希望工程”十周年时，她从电视上看了有关张胜利的报道，深受感动，毅然关闭了店门，长途跋涉到了桃木疙瘩。相处一段时间后，两个人在大山顶上举行了婚礼。婚后的王亚萍在桃木疙瘩小学是一名不拿工资的志愿教师，她为张胜利和寄宿的孩子们洗衣做饭，照顾着全校上下的生活。
结婚以前的张胜利，几乎全身心在为学校奔忙着，有了妻子特别是有了女儿“希望”后，他却感受到了更多的尴尬——他几乎养活不了妻子和孩子。自从有了女儿，家里每月都要增加100多元的花销，剩下的几十块钱根本不够两个大人吃饭。幸亏王亚萍的父母非常开通，每半个月都要到涞源一趟，给女儿女婿一家送油盐酱醋，送米送面，还有孩子换季的衣服。每当看到这个场景，张胜利就心如刀绞，但他没办法。好多个夜晚，看着睡梦中的王亚萍母女，他就想：我要不是张胜利该多好，人家有的，我就是蹬三轮车也能让老婆孩子有啊，可我偏偏就是张胜利！
面对如此窘境，张胜利也不是没有动摇过。2003年1月中旬，将要放寒假的时候，“升旗”小学校长提出解聘包括张胜利在内的5名代课老师，说寒假过后再续聘他们，这样就可以不给张胜利他们发二月份的工资了。张胜利认为老师的假期是国家规定的，在假期内的工资应该照发。校长毫不让步，张胜利回家就向妻子诉说自己的委屈。说着说着，竟掉泪了，直说要辞职跟妻子回雄县卖皮包去。王亚萍生平最看不得男人掉泪，就冲着丈夫嚷道：“早知道你张胜利这个样子，我王亚萍就不该上桃木疙瘩来。”
王亚萍的一顿“臭骂”最终留住了张胜利。2003年10月，上级对“升旗”小学校领导做了调整，张胜利被任命为校长，但他的身份依然没变，工资仍然是每月150元。上海一位已经有车有房的同学了解情况后，力劝张胜利离开大山，说他那150元还不够在上海喝几杯茶的，再说现在哪还有一个月拿多少工资这一说，都讲年薪，一年多少万，就凭你张胜利的名气和如此强烈的敬业精神，到哪儿不能拿个几万的年薪？
同学的劝说确实让张胜利有了触动，但他仍然没有选择离开大山，只是和岳父借了些钱，让妻子在村里开了唯一一个小卖部，希望能借此改变家庭经济状况，但寺院沟村民的消费水平太低了，小卖部支撑了三个月后竟连各项费用都赚不回来，2004年春节过后只好关闭了。正巧女儿已经三周岁了，张胜利把女儿送到了雄县岳父母处上幼儿园，他对媒体记者实话实说：“家庭经济困难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要为自己女儿的未来着想。既然有条件，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2005年6月底，张胜利苦盼了8年之久的身份问题终于解决了，他由代课教师转为了公办教师，虽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00多元，但他仍将这视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84周年之际对自己的关心，更加自觉地把精力投入到了山区教学工作中。2007年，张胜利所在的升旗希望小学不仅继续蝉联东团堡乡综合考评第一的荣誉，他所教过的学生中，也第一次有人考上了大学。那天，当西梁沟的刘大宝带着省城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看张胜利时，张胜利流出了回到大山10年来最欣慰的眼泪。
2008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记者见到了张胜利。他的案头上堆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年贺卡。其中一张是一位上海同学写来的，同学建议他到上海一家私立学校工作，年薪至少15万元。张胜利已说不清这是第几封动员他离开大山的信了，但他仍坚定地说自己不可能抛却家乡的教育工作，“让亿万关心、支持‘希望工程’的人失望，即使我躺在金山、银山上，也会良心不安的。我要坚守自己的诺言，而且让我高兴的是，我已经做到了现在。”——这样说的时候，张胜利的眼睛熠熠放光，直面这种目光，记者心中溢满的只有崇敬。
编辑 / 孙鲁宁
离开上海，让希望在大山猎猎升腾
19年前，河北省涞源县东团堡乡箭杆河桃木疙瘩村失学儿童张胜利给县政协副主席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求助信。这封信转到中央有关领导手中不久，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便拉开了帷幕。1989年10月17日，是张胜利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在“希望工程”首次“资助就读证”的颁发仪式上，张胜利从团中央负责人的手中接过一本红彤彤的证书。重返校园的张胜利学习十分用功，在各级基金会的帮助下，他读完了初中。
1995年8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教师培训计划，作为“希望工程”受援第一人的张胜利被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免试、免费录取。张胜利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晚上十一二点，同学们睡得正香，他躲进厕所开始背书；他还备了手电筒，回来后钻进被窝再看。一学期下来，张胜利戴上了眼镜，但成绩也由刚来的倒数第一跃升到了中上游。
1996年，张胜利又作为受到“希望工程”资助的全国125万学生代表，参加了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传递。
1997年4月，张胜利离开上海的前夕，当地一家企业提出高薪聘请张胜利的意向。同班一位相交甚久的温州女孩也不愿意自己的情感留下遗憾，直接找到张胜利，提出只要他留在上海，或者到温州她父亲的企业去，她将与他共结连理。但张胜利都拒绝了。他知道是“希望工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是社会上许多好心人的资助才使他得以继续学业。他必须回到家乡，让希望在他的家乡桃木疙瘩继续延伸，这是回报社会关爱的最佳方式，也是他的责任，否则，对不起帮助过他的好心人，他的良心也难以得到安宁。
1997年8月14日，从上海回到涞源的张胜利被乡里任命为桃木疙瘩小学名誉校长。说是校长，其实职工只有张胜利一人。当时的桃木疙瘩小学已经名存实亡，学校一直没有教师，处于停课状态。张胜利回去的第二天，才有5个学生背着书包来到学校。其中桃木疙瘩的3名，西梁沟的2名，其余三个隶属桃木疙瘩教学点的自然村，竟然没有一名学生来上学。
给5名学生上完第一堂课的张胜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从前，我是一个被大山封闭的愚昧的穷孩子。现在，我成了一名人民教师。我是希望工程救助的，又是从这里出去的。我知道山里太穷了，原因就在教育。当初我的誓言是‘回来’，我高兴的是我做到了。我要把希望带给穷山沟的孩子们，让更多的孩子来这里得到走出大山、改造大山的希望。”
桃木疙瘩位于太行山脉韭菜山主峰的峰顶，海拔1860米，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当地有一段形容这个村落的顺口溜：山高路陡坡难走，常年只听大风吼；日常吃水贵如油，男人不洗脸，女人难洗头；地种莜麦和土豆，丰年粮食也不够。周围隶属于桃木疙瘩教学点的几个自然村的情况，基本都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穷！
张胜利知道，穷是家长不让孩子上学的主要原因。但他更知道，缺少知识，只能导致更加贫穷，而改变贫穷的最佳途径只有知识。桃木疙瘩教学点下辖的几个自然村间，相距都在10公里以上，还都是崎岖陡峭的山路，村与村间有时一天都打不了来回。那几天，张胜利带上干粮，一个村一个村、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说服家长让孩子上学。
慢慢地，学生由5个增加到了17个，教师则只有张胜利一个。他要进行教学工作，还得给学生做饭。桃木疙瘩根本没有水源，冬天靠雪融水，夏天则要到几公里外的箭杆河去背水。每天天刚蒙蒙亮，张胜利就得去背水，有时晚上还得去。后来，邻村一位好心村民赊了一头骡子给张胜利驮水。就是这头骡子钱，张胜利用了整整两年才还完。
平心而论，张胜利自认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桃木疙瘩学校。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当年年底东团堡乡的统考中，学校的名次较以前竟然后挪了近十位。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好多人怀疑张胜利是否有能力教好课。那段时间，张胜利也非常着急，嘴上都起了泡。他把启蒙老师张智请上山，共同会诊他的教学。最后，一个痛苦的结论摆在张胜利面前：他用上海学的教学方法教育韭菜山周围的学生，违背了因材施教的规律。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张胜利给每个学生建立了学习档案，针对学生的学习基础，利用课余时间单独开小灶。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上半年的期末考试中，桃木疙瘩学校的成绩一跃而为全乡前四名。那一刻，张胜利终于欣慰地笑了。
倾力办学，精心呵护每一个学生
由于桃木疙瘩及其周围村庄恶劣的自然环境，村民纷纷外迁，导致学校的生源急剧下降。张胜利回桃木疙瘩4年来，吃水问题始终无法解决。最终，张胜利下了决心：把学校搬下山去，找一个既有生源又不缺水的环境。
经过一番调研，张胜利向县乡政府提出桃木疙瘩学校与周围其他几所生源不足的小学合并的建议。桃木疙瘩是“希望工程”的发祥地，县乡领导经过多次考察，并报请上级同意后，才批准了张胜利的建议。为争取建校资金，张胜利数次赶赴北京，几经周折，靠着他的“第一”的优势，终于争取到北京京铁北方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20万元建校捐款。新校址定在离周围几个村子都差不多远的箭杆沟深处的寺院沟村。
寺院沟村海拔比桃木疙瘩略低一些，但环境与桃木疙瘩差不多。这里靠重重大山中一条弯曲的河道与外界相通，离县城还有近百公里，去乡政府要走7个小时的山路。要想坐车出门或者打个电话，得步行3个小时到离得最近的涞水县金水口村，有一条公路从那里经过。张胜利之所以相中这里，一是因为这里距离周围几个村子都差不多远，利于孩子们上学，再就是不用为吃水犯愁了，能够较好地改善孩子们的生活。
2002年11月1日，张胜利从山下雇了8辆马车，把桃木疙瘩学校的全部家当包括21名学生搬个精光，连个粉笔头都没剩。新学校根据捐资方的意思命名为“北京升旗希望小学”，建筑面积580平方米，可容5个教学班，还有学生宿舍、食堂、图书馆、阅览室、仪器室。尽管由于多校搬迁合并，乡里安排一名年长的老师做校长，张胜利仍然只能算一名代课教师，但他还是很高兴。
张胜利确实应该高兴。寺院沟村的交通条件比桃木疙瘩要好一些，也更容易得到社会的关注与支持。自从新学校落成后，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地的不少高校都将这里作为学生的社会实践基地，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利用假期来这里进行社会实践，支教、送书、赠教学用品。在有关企业的赞助下，学生跟着张胜利到天安门看过升旗，还远赴广州参加过“希望工程‘手拉手’”活动。学校条件的改善，学生眼界的开阔，保障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每一个学生都以是张胜利的学生而自豪。
新学校的启用以及社会更广泛的关注，使张胜利觉得自己更应该把学校办好，有学生辍学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犯罪。陡坡的王树财让正在上学的女儿王小凤停止学业完全是生活所迫，他一家有7张嘴要吃饭，这本来已经够他张罗的了，每月还要拿出几十元供女儿上学。他除了会种庄稼外别无生财之道，上哪里弄这笔钱呀！当张胜利走进王家时，王树财长吁短叹，表示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再供女儿上学了。张胜利问王树财对女儿今后的道路怎么设想时，王树财说再过两年让她到山外打工挣钱去。张胜利说，十四五岁的女孩外出打工你放心吗？王树财一声不吭了。最后张胜利说，明天你就让小凤去上学，学费的事你不用管了，由我解决。
五年级的刘晓辉懂事、好学，品学兼优。在他一周岁半时颈部和胸口被开水烫伤，虽经手术，但是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这次手术并不很成功。到升旗希望小学上学后，刘晓辉的颈部皮肤在一次划伤后受到感染，必须重新植皮。家里无奈地表示术后还钱都难，更别提上学了。张胜利听说后，不仅捐出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还跑到北京，利用自己的影响争取到中国红十字会的1万元救助，亲自带着刘晓辉在保定烧烫伤整形医院顺利接受了手术。术后不久，刘晓辉就带着天真灿烂的笑容又重新出现在教室里。
一年级的樊彦云来自山里最深处的箭杆河村。刚到学校不久，先天性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说如果不做手术，不仅不能继续学习，而且活不过十三岁。张胜利急了，再度捐出了自己当月的工资，又跑到省城石家庄，争取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提供的免费手术。面对家长的感谢，张胜利还是那句话：“我是他们的老师。只要你们支持孩子上学，他们上学期间的困难我就一定会帮他们解决。”
坚守诺言，“高兴的是我做到了”
张胜利确实在用过人的精力和投入支撑着大山里的希望，他付出了很多，但除当地学校以外很少有人知道，很长一段时间内，支撑他做出这样付出的月工资仅有150元。
尽管有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的学历，但由于张胜利当时没有办理户粮关系，他的身份仍然是农民。即使在他任桃木疙瘩小学校长的时候，他也既不是公办也不是民办，因为不在编，只能算个代课老师，他的妻子王亚萍则把他称为“国家农民”，说他这个为国家打工的农民收入远不及学历比他低的私营企业打工者。
王亚萍原在老家保定雄县开服装皮包店，1999年“希望工程”十周年时，她从电视上看了有关张胜利的报道，深受感动，毅然关闭了店门，长途跋涉到了桃木疙瘩。相处一段时间后，两个人在大山顶上举行了婚礼。婚后的王亚萍在桃木疙瘩小学是一名不拿工资的志愿教师，她为张胜利和寄宿的孩子们洗衣做饭，照顾着全校上下的生活。
结婚以前的张胜利，几乎全身心在为学校奔忙着，有了妻子特别是有了女儿“希望”后，他却感受到了更多的尴尬——他几乎养活不了妻子和孩子。自从有了女儿，家里每月都要增加100多元的花销，剩下的几十块钱根本不够两个大人吃饭。幸亏王亚萍的父母非常开通，每半个月都要到涞源一趟，给女儿女婿一家送油盐酱醋，送米送面，还有孩子换季的衣服。每当看到这个场景，张胜利就心如刀绞，但他没办法。好多个夜晚，看着睡梦中的王亚萍母女，他就想：我要不是张胜利该多好，人家有的，我就是蹬三轮车也能让老婆孩子有啊，可我偏偏就是张胜利！
面对如此窘境，张胜利也不是没有动摇过。2003年1月中旬，将要放寒假的时候，“升旗”小学校长提出解聘包括张胜利在内的5名代课老师，说寒假过后再续聘他们，这样就可以不给张胜利他们发二月份的工资了。张胜利认为老师的假期是国家规定的，在假期内的工资应该照发。校长毫不让步，张胜利回家就向妻子诉说自己的委屈。说着说着，竟掉泪了，直说要辞职跟妻子回雄县卖皮包去。王亚萍生平最看不得男人掉泪，就冲着丈夫嚷道：“早知道你张胜利这个样子，我王亚萍就不该上桃木疙瘩来。”
王亚萍的一顿“臭骂”最终留住了张胜利。2003年10月，上级对“升旗”小学校领导做了调整，张胜利被任命为校长，但他的身份依然没变，工资仍然是每月150元。上海一位已经有车有房的同学了解情况后，力劝张胜利离开大山，说他那150元还不够在上海喝几杯茶的，再说现在哪还有一个月拿多少工资这一说，都讲年薪，一年多少万，就凭你张胜利的名气和如此强烈的敬业精神，到哪儿不能拿个几万的年薪？
同学的劝说确实让张胜利有了触动，但他仍然没有选择离开大山，只是和岳父借了些钱，让妻子在村里开了唯一一个小卖部，希望能借此改变家庭经济状况，但寺院沟村民的消费水平太低了，小卖部支撑了三个月后竟连各项费用都赚不回来，2004年春节过后只好关闭了。正巧女儿已经三周岁了，张胜利把女儿送到了雄县岳父母处上幼儿园，他对媒体记者实话实说：“家庭经济困难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要为自己女儿的未来着想。既然有条件，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2005年6月底，张胜利苦盼了8年之久的身份问题终于解决了，他由代课教师转为了公办教师，虽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00多元，但他仍将这视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84周年之际对自己的关心，更加自觉地把精力投入到了山区教学工作中。2007年，张胜利所在的升旗希望小学不仅继续蝉联东团堡乡综合考评第一的荣誉，他所教过的学生中，也第一次有人考上了大学。那天，当西梁沟的刘大宝带着省城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看张胜利时，张胜利流出了回到大山10年来最欣慰的眼泪。
2008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记者见到了张胜利。他的案头上堆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年贺卡。其中一张是一位上海同学写来的，同学建议他到上海一家私立学校工作，年薪至少15万元。张胜利已说不清这是第几封动员他离开大山的信了，但他仍坚定地说自己不可能抛却家乡的教育工作，“让亿万关心、支持‘希望工程’的人失望，即使我躺在金山、银山上，也会良心不安的。我要坚守自己的诺言，而且让我高兴的是，我已经做到了现在。”——这样说的时候，张胜利的眼睛熠熠放光，直面这种目光，记者心中溢满的只有崇敬。
编辑 / 孙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