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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不愛听别人称自己美女，她说，女人的可爱更真实。她从来不拍那些大红大紫的东西，只是本能地在关注那些生活在当下、最真实可能也是最卑微的那些人和故事。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纪录片导演，李玉不是没走过弯路，可对于一个有担当且有智慧的女导演而言，她的电影之梦才刚刚起航。
38岁的李玉，扎着马尾，穿着牛仔裤。她的办公桌整齐、干净，除了一台电脑，几乎没有多余的东西。敞开的办公区域里，挂着李玉电影作品的海报。?虽然长着一张温婉的脸，但她其实是个爆脾气。制片人方励和她合作了几部电影，他认为李玉“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导演”。
拍摄《观音山》时，由于影片题材比较内地化，台湾演员陈柏霖入戏比较慢。有一场戏里，陈柏霖要半夜爬起来看范冰冰临走前发给他的短信，他的状态很游离，好几遍都没过，加上摄影师的状态也有问题，当天的气氛很紧张。李玉不断地来回说着戏，说着说着，就把手机摔在了地上。
钉子户那场围观戏，几百个群众演员都是整整齐齐，排着队上去。李玉一看这阵势，嗓子眼就开始冒火，冲着副导演喊：“你没有观察过生活吗？这是围观吗？什么叫围观？这不是军队吗？”
范冰冰在拍《苹果》时就说过：“李玉是一匹野马。”李玉自认为自己性格像男孩子，内心野，脾气又直又火暴。当初拍《红颜》的时候，剪辑是一个德国人。讨论剪辑方案时，她一着急，一脚就把茶几踹碎了。
这个女导演的运气并不太好，她的每一部电影都在和人较劲，需要斗智斗勇。2001年，她的处女电影《今年夏天》被称为内地电影史上第一部女同性恋影片。此后的李玉一直在努力拍摄“地上电影”——《红颜》为了在内地公开放映，彻底改掉了获得奖金的原剧本；范冰冰主演的《苹果》在删了不少戏之后才通过审查，公映两周后又被突然叫停，制片人方励为此还受到处罚，3年不能参与制作电影。
“那时候肯定没有人相信，我不是为了名利，就拼命往上扑。方励有难，我不能扔下他去跟别人合作，我们要有难同当，和他站在一起，”李玉说。当时，她停了手上正准备开机的戏，也跟着等了3年。
李玉最早是拍纪录片的，这一点在她的影视作品中很容易看出来，她对现实的敏锐和关注非常明显。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对李玉影响最大的导演是北野武，原因也很简单：“痛快，可以一拳头下去解决很多问题……虽然这都是梦想。”
用极致的方式探讨心理问题
继电影《观音山》以近8000万的票房创造了文艺片的票房神话后，2012年9月29日，李玉又携其首部商业电影《二次曝光》归来。《二次曝光》讲述的是一对青年恋人青梅竹马，相依为命，却因种种意外而各奔天涯，最终随着两桩疑点重重的杀人案件真相大白而重新走在了一起。
这部号称剧本“零漏洞”的电影，由李玉及制片人方励联合编剧，投资5000万，聘请了知名国际音乐人和摄影师参与创作，历时3个多月，跑遍全国7个省共14个地方，用了9种拍摄方式，包括高难度的航拍和水下拍摄。从创作到发行，这是一次立体的商业化尝试。
然而李玉并不想为这部片子的类型下定义，她并不甘心去拍一个纯粹的、传统意义上的商业类型片。在她眼里，没有文艺片与商业片之分，只有好电影与坏电影之分。不管包装多商业，题材永远都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而选择的唯一标准，就是要表达社会现实。“这个时代有这么多戏剧化的东西，如果我不去表达，就太可惜了。”
电影的前两部分充斥着悬疑、幻觉元素，在制片方看来，这只是用来“与观众做交易”的部分：用闺蜜、小三儿、谋杀等吊人胃口的情节尽可能为电影赢得更多的观众。而真正的伏笔在于后面，也就是宋其（范冰冰饰）父亲的故事，以及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宋其家的变故。用个人成长经历中的心理伤害指向大的社会背景，这也是李玉最擅长表现的东西。
在这部影片，李玉继续她一贯的创作思路——“用极致的故事，揭示普遍的人性”。脏乱的工棚、灰蒙蒙的矿场，“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电影想要表达的东西”，制片人方励说。而爱和伤害，成长环境带来的疼痛，这才是李玉着意表达的主题。
“拍《二次曝光》，就是想用一个极致的方式，探讨我们的心理问题。”李玉说。
对现实的关照
《二次曝光》做后期的时候，负责配乐的英国同事跟李玉讲了一件事：前段时间，他在街头跟人打了一架，事后非常恐慌，因为他从17岁以后就再没跟人打过架。猝不及防发生的这起冲突，让他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我怎么有了暴力倾向？是我的生活出了问题，还是我自己？他第一时间去看了心理医生。
而影片筹备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在李玉心头，却又产生了另一番滋味。剧组同事联系拍摄所需的医院时，碰巧遇到了自己的熟人。等在心理医生门外候诊区的朋友十分紧张，不停地解释“我已经康复，只是过来拿点儿药”。
东西方社会面对心理建设的不同态度，令李玉十分感慨。“在今天的中国，大家都只关心如何成为比尔·盖茨，如何让自己从外部看起来没有缺憾，这就是为什么杜拉拉这样的故事会畅销。另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压力巨大的时代，心怀很深的挫败感，却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
“我们经常在朋友的倾诉中听到他们说‘我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自我的迷失。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们就开始迷失。所以今天的90后，实际上是在偿还父辈欠下的债。”
在李玉看来，从纪录片到电影，从《今年夏天》到如今的《二次曝光》，尽管形式不同，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对现实的关照，对人和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有一个关照。
在拍摄电影时，李玉一直坚持自由做电影的状态，让演员自由地发挥。她习惯让演员先在一起磨出了火花再拍，不给明确的信息。演员甚至不知道从何开始亦不知到何处结束，一个镜头无数次NG。而且李玉经常要求演员们将过去的表演经验清零，从自然人做起，只要发现有一点儿脱离生活的表演痕迹，她会毫不留情面的立刻叫停。这样的高强度反复拍摄，让演员叫苦不迭。
成长与创痛的基因 李玉覺得针对射手座的描述挺吻合自己——极端自由，不受束缚，从不喜欢规划，她的人生也大抵如此。
李玉的影像生涯始于电视台，她中学时代就开始在电视台客串主持人。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在家乡山东济南的电视台找到了一份在外人看来很体面的工作——新闻中心主播。
但对于从青春期就沉迷于摇滚和哲学经典、文学名著的李玉来说，这份刻板教条的工作既不浪漫也无美感。“人活着很大的一个乐趣，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但我在那里，差不多能看到自己80岁的样子……就这样播下去，然后做个小领导，副主任、主任，直到退休。”
一次，李玉在《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看到一个片子，讲的是一位洗厕所的女环卫工人一天的工作。比起自己每天播报的那些大同小异的各级领导人活动，李玉觉得这个小片子“生动极了”。她鼓起勇气给《东方时空》制片人陈虻打了电话。“我们不是什么人都收，你先拍个片寄过来看看吧。”陈虻答复她。
第一次拍摄就在挑战中茫然无措地开始了。李玉将镜头对准了济南的一个地方剧团。那一年，全国都在学习山东籍援藏干部孔繁森，以他为名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大小演员使出各种办法，就为了能够出演主角孔繁森。大势之下，一位丑角演员也不得不加入其中，努力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他就是李玉这个片子的主人公。
这部名为《丑角》的纪录片，成为李玉职业生涯中的第一部影像作品，虽然有各种硬伤，但凭借它，李玉如愿以偿地加盟了《东方时空》。那一年，她还不到24岁。
北漂数月之后，李玉一直没有打开局面，后来朋友介绍她拍摄济南一位跟歹徒斗智斗勇的刑警。“那时候很多人喜欢拍英雄，但对于我来说，太主旋律了。”到了济南之后，李玉第一站没有来到这位警察所在的单位，而是去了他的家里。
一进门，刑警的女儿跑过来问：“我是叫你姐姐还是阿姨啊？”刑警的妻子连忙赶过来说：“你别理她，她特别不懂事。”李玉一下被眼前极有意思的家庭关系给吸引了，她改了主意，提出就拍他们家。刑警妻子马上反对，“这哪儿能上电视啊？”一个星期以后，对方终于开始忽略摄像机的存在，拍摄开始正常。
这就是李玉进入《东方时空》的第一部片子《姐姐》。片中的高潮段落发生在一次饭间。刑警的两个孩子是剖腹产的孪生姐弟，在饭桌上姐弟俩发生争执后，妈妈说了无数次的那句“你是姐姐”点燃了小女孩儿爆发的导火索：“凭什么总是要我让着他？是我要做姐姐的吗？”在她心中，自己和弟弟都不是正常分娩，所以这个“姐姐”的名分，完全是大人人为造成的。
全片充满了刑警女儿对“姐姐”这种身份的极力抗拒。她喜欢学舞蹈，但弟弟要学象棋，妈妈为了让弟弟有个人可以陪练，于是逼着姐姐放弃舞蹈，也学了象棋。
成长、创伤、疼痛、渴望爱，从《姐姐》到《二次曝光》，这些关键词一直都是李玉作品里挥之不去的心理基因。
“让观众看到完整的故事”
“摄影机应该像墙上的苍蝇，不被人注意，从而真实地记录现实。”美国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曾经这样阐述自己的拍摄主张。他说，“《姐姐》这个片子，就是‘墙上的苍蝇’最好的例子，也是我想达到的一种境界。”
随着收视率对纪录片栏目造成的压力增大，“墙上的苍蝇”也越来越难以像从前那样静观其变。为了继续拍自己想拍的故事，李玉在2000年选择了电影。
跟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一样，父母无休止的争吵打骂是她脑海中最不堪的成长记忆。李玉比自己的姐姐要敏感，年少时躲在门后面偷偷地哭过之后，她会不停地琢磨男人和女人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听烂了男欢女爱的离散聚合，她想用电影关注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这就是处女作《今年夏天》。
筹拍《今年夏天》时，李玉25 岁。她和投资人去谈，投资人很暧昧地说：“过几天跟我们打高尔夫去吧！”“可是25 岁的时候，我就是一头小倔牛，一头冲上去把你撞倒也不会做那样的事情。我想还是算了吧！”李玉回忆当年情景时说。
后来她卖了北京的房子，借了朋友一些钱，凑了40万元的拍摄经费，拍起了处女作。
李玉在后来的回忆文字里这样写道：我想表达的是女人真正的痛苦和无助。在主角小群的眼里，社会就像一堵墙，她的愿望和欲求都被这堵墙隔着，她的沉默给她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和压力。
因为压根不知道在中国拍电影需要报备和审查，这部处女作成为一部非法拍摄的地下电影。
因为题材和尺度屡次挑战审查禁忌，李玉这个让有些部门稍感头疼的名字，一直在扮演着中国电影的非主流。经历一系列事件之后，李玉也开始反思：《脱轨》剧本被毙之后，虽然通过《观音山》改头换面重新面世，但毕竟打了太大的折扣。如果要继续在这个环境下拍电影，恐怕要做一些聪明的改变了。“在中国拍电影，不是要挎着冲锋枪去冲，绕远一点儿，还是能过去的。”
令她欣慰的是，《二次曝光》轻松过审，全片只有一句范冰冰的台词被要求改掉。幻觉元素的应用，让审查省了不少麻烦。这次是她主动寻求改变，“我甚至不想再听到‘删节版’这样的词。”既然选择拍中国的社会现实，就要想办法让观众看到完整的故事。“在审查允许的环境下，说自己想说的话，其实也可以实现。”
“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李玉一直很喜欢王安忆的一句话：不要急于适应社会，先适应你自己。“大家现在都在说奋斗，我觉得奋斗是一个尤其需要谨慎的词。在这种跟随大家的奋斗中，很多人都找不到自己了。”
她一直很感谢从前的制片人陈虻。拍完《今年夏天》之后，不名一文的她又回到《东方时空》，吃大食堂，还经常接一些栏目的选题拍摄还债，才挺过了最艰难的那个阶段。“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这是英年早逝的陈虻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它让很多行路之人在倦怠之际重新充满能量，也包括李玉。
“每次想到他，我都会不断想起我当初为什么来北京。我很庆幸没有在这些年变成另外一个迷失的人，否则我会在漩涡里越陷越深。我的合作者经常问我，你为什么总要这么清醒，总要做点儿深刻的不一样的，因为我永远记得我想做的事。太多的人害怕自己被主流抛弃，我想说不要急于去做主流。我相信不管我做一个怎样的电影，哪怕它再商业，总有我的东西在。”
（据《南方人物周刊》《外滩画报》、网易娱乐相关资料整理）
38岁的李玉，扎着马尾，穿着牛仔裤。她的办公桌整齐、干净，除了一台电脑，几乎没有多余的东西。敞开的办公区域里，挂着李玉电影作品的海报。?虽然长着一张温婉的脸，但她其实是个爆脾气。制片人方励和她合作了几部电影，他认为李玉“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导演”。
拍摄《观音山》时，由于影片题材比较内地化，台湾演员陈柏霖入戏比较慢。有一场戏里，陈柏霖要半夜爬起来看范冰冰临走前发给他的短信，他的状态很游离，好几遍都没过，加上摄影师的状态也有问题，当天的气氛很紧张。李玉不断地来回说着戏，说着说着，就把手机摔在了地上。
钉子户那场围观戏，几百个群众演员都是整整齐齐，排着队上去。李玉一看这阵势，嗓子眼就开始冒火，冲着副导演喊：“你没有观察过生活吗？这是围观吗？什么叫围观？这不是军队吗？”
范冰冰在拍《苹果》时就说过：“李玉是一匹野马。”李玉自认为自己性格像男孩子，内心野，脾气又直又火暴。当初拍《红颜》的时候，剪辑是一个德国人。讨论剪辑方案时，她一着急，一脚就把茶几踹碎了。
这个女导演的运气并不太好，她的每一部电影都在和人较劲，需要斗智斗勇。2001年，她的处女电影《今年夏天》被称为内地电影史上第一部女同性恋影片。此后的李玉一直在努力拍摄“地上电影”——《红颜》为了在内地公开放映，彻底改掉了获得奖金的原剧本；范冰冰主演的《苹果》在删了不少戏之后才通过审查，公映两周后又被突然叫停，制片人方励为此还受到处罚，3年不能参与制作电影。
“那时候肯定没有人相信，我不是为了名利，就拼命往上扑。方励有难，我不能扔下他去跟别人合作，我们要有难同当，和他站在一起，”李玉说。当时，她停了手上正准备开机的戏，也跟着等了3年。
李玉最早是拍纪录片的，这一点在她的影视作品中很容易看出来，她对现实的敏锐和关注非常明显。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对李玉影响最大的导演是北野武，原因也很简单：“痛快，可以一拳头下去解决很多问题……虽然这都是梦想。”
用极致的方式探讨心理问题
继电影《观音山》以近8000万的票房创造了文艺片的票房神话后，2012年9月29日，李玉又携其首部商业电影《二次曝光》归来。《二次曝光》讲述的是一对青年恋人青梅竹马，相依为命，却因种种意外而各奔天涯，最终随着两桩疑点重重的杀人案件真相大白而重新走在了一起。
这部号称剧本“零漏洞”的电影，由李玉及制片人方励联合编剧，投资5000万，聘请了知名国际音乐人和摄影师参与创作，历时3个多月，跑遍全国7个省共14个地方，用了9种拍摄方式，包括高难度的航拍和水下拍摄。从创作到发行，这是一次立体的商业化尝试。
然而李玉并不想为这部片子的类型下定义，她并不甘心去拍一个纯粹的、传统意义上的商业类型片。在她眼里，没有文艺片与商业片之分，只有好电影与坏电影之分。不管包装多商业，题材永远都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而选择的唯一标准，就是要表达社会现实。“这个时代有这么多戏剧化的东西，如果我不去表达，就太可惜了。”
电影的前两部分充斥着悬疑、幻觉元素，在制片方看来，这只是用来“与观众做交易”的部分：用闺蜜、小三儿、谋杀等吊人胃口的情节尽可能为电影赢得更多的观众。而真正的伏笔在于后面，也就是宋其（范冰冰饰）父亲的故事，以及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宋其家的变故。用个人成长经历中的心理伤害指向大的社会背景，这也是李玉最擅长表现的东西。
在这部影片，李玉继续她一贯的创作思路——“用极致的故事，揭示普遍的人性”。脏乱的工棚、灰蒙蒙的矿场，“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电影想要表达的东西”，制片人方励说。而爱和伤害，成长环境带来的疼痛，这才是李玉着意表达的主题。
“拍《二次曝光》，就是想用一个极致的方式，探讨我们的心理问题。”李玉说。
对现实的关照
《二次曝光》做后期的时候，负责配乐的英国同事跟李玉讲了一件事：前段时间，他在街头跟人打了一架，事后非常恐慌，因为他从17岁以后就再没跟人打过架。猝不及防发生的这起冲突，让他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我怎么有了暴力倾向？是我的生活出了问题，还是我自己？他第一时间去看了心理医生。
而影片筹备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在李玉心头，却又产生了另一番滋味。剧组同事联系拍摄所需的医院时，碰巧遇到了自己的熟人。等在心理医生门外候诊区的朋友十分紧张，不停地解释“我已经康复，只是过来拿点儿药”。
东西方社会面对心理建设的不同态度，令李玉十分感慨。“在今天的中国，大家都只关心如何成为比尔·盖茨，如何让自己从外部看起来没有缺憾，这就是为什么杜拉拉这样的故事会畅销。另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压力巨大的时代，心怀很深的挫败感，却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
“我们经常在朋友的倾诉中听到他们说‘我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自我的迷失。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们就开始迷失。所以今天的90后，实际上是在偿还父辈欠下的债。”
在李玉看来，从纪录片到电影，从《今年夏天》到如今的《二次曝光》，尽管形式不同，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对现实的关照，对人和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有一个关照。
在拍摄电影时，李玉一直坚持自由做电影的状态，让演员自由地发挥。她习惯让演员先在一起磨出了火花再拍，不给明确的信息。演员甚至不知道从何开始亦不知到何处结束，一个镜头无数次NG。而且李玉经常要求演员们将过去的表演经验清零，从自然人做起，只要发现有一点儿脱离生活的表演痕迹，她会毫不留情面的立刻叫停。这样的高强度反复拍摄，让演员叫苦不迭。
成长与创痛的基因 李玉覺得针对射手座的描述挺吻合自己——极端自由，不受束缚，从不喜欢规划，她的人生也大抵如此。
李玉的影像生涯始于电视台，她中学时代就开始在电视台客串主持人。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在家乡山东济南的电视台找到了一份在外人看来很体面的工作——新闻中心主播。
但对于从青春期就沉迷于摇滚和哲学经典、文学名著的李玉来说，这份刻板教条的工作既不浪漫也无美感。“人活着很大的一个乐趣，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但我在那里，差不多能看到自己80岁的样子……就这样播下去，然后做个小领导，副主任、主任，直到退休。”
一次，李玉在《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看到一个片子，讲的是一位洗厕所的女环卫工人一天的工作。比起自己每天播报的那些大同小异的各级领导人活动，李玉觉得这个小片子“生动极了”。她鼓起勇气给《东方时空》制片人陈虻打了电话。“我们不是什么人都收，你先拍个片寄过来看看吧。”陈虻答复她。
第一次拍摄就在挑战中茫然无措地开始了。李玉将镜头对准了济南的一个地方剧团。那一年，全国都在学习山东籍援藏干部孔繁森，以他为名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大小演员使出各种办法，就为了能够出演主角孔繁森。大势之下，一位丑角演员也不得不加入其中，努力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他就是李玉这个片子的主人公。
这部名为《丑角》的纪录片，成为李玉职业生涯中的第一部影像作品，虽然有各种硬伤，但凭借它，李玉如愿以偿地加盟了《东方时空》。那一年，她还不到24岁。
北漂数月之后，李玉一直没有打开局面，后来朋友介绍她拍摄济南一位跟歹徒斗智斗勇的刑警。“那时候很多人喜欢拍英雄，但对于我来说，太主旋律了。”到了济南之后，李玉第一站没有来到这位警察所在的单位，而是去了他的家里。
一进门，刑警的女儿跑过来问：“我是叫你姐姐还是阿姨啊？”刑警的妻子连忙赶过来说：“你别理她，她特别不懂事。”李玉一下被眼前极有意思的家庭关系给吸引了，她改了主意，提出就拍他们家。刑警妻子马上反对，“这哪儿能上电视啊？”一个星期以后，对方终于开始忽略摄像机的存在，拍摄开始正常。
这就是李玉进入《东方时空》的第一部片子《姐姐》。片中的高潮段落发生在一次饭间。刑警的两个孩子是剖腹产的孪生姐弟，在饭桌上姐弟俩发生争执后，妈妈说了无数次的那句“你是姐姐”点燃了小女孩儿爆发的导火索：“凭什么总是要我让着他？是我要做姐姐的吗？”在她心中，自己和弟弟都不是正常分娩，所以这个“姐姐”的名分，完全是大人人为造成的。
全片充满了刑警女儿对“姐姐”这种身份的极力抗拒。她喜欢学舞蹈，但弟弟要学象棋，妈妈为了让弟弟有个人可以陪练，于是逼着姐姐放弃舞蹈，也学了象棋。
成长、创伤、疼痛、渴望爱，从《姐姐》到《二次曝光》，这些关键词一直都是李玉作品里挥之不去的心理基因。
“让观众看到完整的故事”
“摄影机应该像墙上的苍蝇，不被人注意，从而真实地记录现实。”美国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曾经这样阐述自己的拍摄主张。他说，“《姐姐》这个片子，就是‘墙上的苍蝇’最好的例子，也是我想达到的一种境界。”
随着收视率对纪录片栏目造成的压力增大，“墙上的苍蝇”也越来越难以像从前那样静观其变。为了继续拍自己想拍的故事，李玉在2000年选择了电影。
跟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一样，父母无休止的争吵打骂是她脑海中最不堪的成长记忆。李玉比自己的姐姐要敏感，年少时躲在门后面偷偷地哭过之后，她会不停地琢磨男人和女人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听烂了男欢女爱的离散聚合，她想用电影关注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这就是处女作《今年夏天》。
筹拍《今年夏天》时，李玉25 岁。她和投资人去谈，投资人很暧昧地说：“过几天跟我们打高尔夫去吧！”“可是25 岁的时候，我就是一头小倔牛，一头冲上去把你撞倒也不会做那样的事情。我想还是算了吧！”李玉回忆当年情景时说。
后来她卖了北京的房子，借了朋友一些钱，凑了40万元的拍摄经费，拍起了处女作。
李玉在后来的回忆文字里这样写道：我想表达的是女人真正的痛苦和无助。在主角小群的眼里，社会就像一堵墙，她的愿望和欲求都被这堵墙隔着，她的沉默给她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和压力。
因为压根不知道在中国拍电影需要报备和审查，这部处女作成为一部非法拍摄的地下电影。
因为题材和尺度屡次挑战审查禁忌，李玉这个让有些部门稍感头疼的名字，一直在扮演着中国电影的非主流。经历一系列事件之后，李玉也开始反思：《脱轨》剧本被毙之后，虽然通过《观音山》改头换面重新面世，但毕竟打了太大的折扣。如果要继续在这个环境下拍电影，恐怕要做一些聪明的改变了。“在中国拍电影，不是要挎着冲锋枪去冲，绕远一点儿，还是能过去的。”
令她欣慰的是，《二次曝光》轻松过审，全片只有一句范冰冰的台词被要求改掉。幻觉元素的应用，让审查省了不少麻烦。这次是她主动寻求改变，“我甚至不想再听到‘删节版’这样的词。”既然选择拍中国的社会现实，就要想办法让观众看到完整的故事。“在审查允许的环境下，说自己想说的话，其实也可以实现。”
“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李玉一直很喜欢王安忆的一句话：不要急于适应社会，先适应你自己。“大家现在都在说奋斗，我觉得奋斗是一个尤其需要谨慎的词。在这种跟随大家的奋斗中，很多人都找不到自己了。”
她一直很感谢从前的制片人陈虻。拍完《今年夏天》之后，不名一文的她又回到《东方时空》，吃大食堂，还经常接一些栏目的选题拍摄还债，才挺过了最艰难的那个阶段。“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这是英年早逝的陈虻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它让很多行路之人在倦怠之际重新充满能量，也包括李玉。
“每次想到他，我都会不断想起我当初为什么来北京。我很庆幸没有在这些年变成另外一个迷失的人，否则我会在漩涡里越陷越深。我的合作者经常问我，你为什么总要这么清醒，总要做点儿深刻的不一样的，因为我永远记得我想做的事。太多的人害怕自己被主流抛弃，我想说不要急于去做主流。我相信不管我做一个怎样的电影，哪怕它再商业，总有我的东西在。”
（据《南方人物周刊》《外滩画报》、网易娱乐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