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增加居民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内涵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有人将其表述为，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前者可视为中长期动力的转换，从传统要素驱动到创新要素驱动，增加技术、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的投入；后者则是短期支出意义上的动力转换，从投资主导到消费主导，主要是居民消费主导。
　　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且未来的下行压力并没有减轻，投资与净出口均显疲态，现在稳定经济运行的主要支撑是最终消费。
　　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组成。其实，当我们说当前稳增长的支撑是最终消费的时候，主要是在说居民消费。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偏低，主要是由居民消费占比偏低造成的。来看以下数据：2015-2017年，最终消费占GDP分别为：59.9%、64.6%和58.8%；居民消费占GDP分别为：38%、39.4%和39%。这两组数据表明，第一，我国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在20%～25%的水平。根据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水平，这个比重是偏高的；第二，如果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于国际一般水平—70%左右及以上，那么，居民消费占比40%左右就低得更多一点，国际一般水平在60%及以上。
　　那么，为什么我国居民消费占比偏低呢？先得有收入及其增长，才能有消费及其增长。日前，笔者根据发布的2018年宏观数据，再次计算了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为44%。同时，与五年前作了一个比较。为什么是五年前？受城乡二元结构等影响，以前居民收入统计是城乡分别进行的，在2013年的统计公报中，首次公布了城乡统一的居民收入数据。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为42%，五年后，这个比重提高了2个百分点。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40%多一点，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40%左右高度吻合，因为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前者偏低，后者必然偏低，进而证实了我国居民消费占比低，是一个客观事实。
　　从GDP到居民可支配收入，最大的减项是税收，包括间接税和直接税；其次是公司未分配利润和折旧。因此，影响一国（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高低的最重要因素是税收。一个可以佐证的依据是，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欧洲大陆的高福利国家，因为征税较多，这个比重在60%左右；在美国、英国、日本及中国香港地区，社会福利水平低于上述国家，故该比重为80%左右及以上。
　　因此，不斷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一方面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业的持续增长，进而居民收入得以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在我国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背景下，较大力度的普遍性减税，将在结构性的意义上，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同时，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等一系列纪律文件的作用下，多方面压缩公共预算支出的格局已经形成，政府消费占比将相对下降，减少的预算支出将为减税创造空间，也为相应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创造条件。
　　居民消费是最终需求中的核心部分，在再生产环节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有了消费需求才能引致投资需求，才能为技术创新创造前提性条件。稳增长、稳就业，减轻税负、完善保障，发展健康的资本市场、为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必要时，对特定的社会阶层施以现金津贴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力促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对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