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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蒙昧时代的产物
对于生我养我、却又不时威胁着我们的大自然的崇敬与畏惧，是中华创世神话的源头，也由此产生了创世神话的三种类型：第一种将自然力神话，以自然崇拜为本质，以崇高感为特征，以众多的自然神为载体；第二种逐渐转化为族群和图腾，当各个先民族群经历了分分合合之后，权威更大的族群领袖慢慢产生，加之生产资料逐渐丰富，使得族群与族群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等差，更形成了虽有等差却又相互依存的各级各类的生存共体——这就是社会的雏形；等到社会化进一步深入下去，就又产生了创世神话的第三种类型：社会化乃至谱系化的神话。
也正因此，神话不仅是人类蒙昧与半蒙昧时代的产物，神话时代的结束更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始。
中华创世神话散见于多部典籍，最有名的，莫过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东晋干宝的《搜神记》、西汉刘安的《淮南子》等，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故事，最早就载于《淮南子·览冥训》。另外，三国吴人徐整的《三五历记》和《五运历年记》、唐代李冗的《述异记》中，也包含了不少神话传说。
其实，见于文字记载的中华创世神话，早在殷商卜辞中已有一鳞半爪，但它的大量出现，则要到周秦、两汉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百家争鸣而独尊儒术的开始，神话的社会化、谱系化变得更为明显——围绕着“道”这一核心命题，人们纷纷从远古神话中追根溯源，寻找自身学说存在的合理性，从而产生了林林总总的神谱与世系。但是，也正因为周汉以来纷纷致力于神话谱系世系的建构，反而使得其中任何一种系统都难以取得全民族的认同，不断地进行着重构。这导致我们如今看到的原始神话尽管丰富多彩，却零碎散乱，难以辨认最初的面貌。
始于盘古和伏羲女娲
中华创世神话与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一样，最初讲的是“开天辟地”的故事，它的内涵最主要是对于三个困惑的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向哪里去？
我们从哪里来？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华各地各族林林总总的有关解答中，有两个流传最广：一个是盘古，一个是伏羲以及他的兄妹妻子女娲，而两者共同的父母，不约而同的都是天地。
首先记录盘古故事的是三国时吴人徐整的《三五历纪》与《五运历年记》——说是太古之时，天地不分混沌，盘古就生于其中。这样过了一万八千年，混沌中化生出阴阳二气，阳气清澄上升为天，阴气混浊下降为地，而盘古在天地之间日长夜大，一日多变。这样又经过了一万八千年，天高到了极点，地也厚到了极点，盘古也成了一个顶天立地、龙首蛇身的巨人，他就是我们的始祖。
在传说中，盘古不但是人类始祖，也是万物的生成者。他去世后化生为万物——气息化为风云，声音化为雷霆，左眼化为太阳，右眼化为月牙，四肢与身体化作了大地与地之四级以及泰、衡、华、恒、嵩五岳，血脉化成了江河，筋脉化作了田地，发须化作了星辰，皮肤与汗毛化为了草木，汗水化为恩泽大地的雨水，身上的寄生虫化为万名百姓……
伏羲女娲创世说，比盘古更早见于文字记载。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已对“昆仑山”有了记载，称其为天帝百神之所在，方圆八百里，山高万余尺。后世“河出昆仑”的说法，更说明古人认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发源地就是神山昆仑，也理所当然成为了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山海经·大荒西经》，称“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荒，横道而处”。晋代郭璞的注解与说文更记载：女娲一日七十化，化生万物——由此可知，曾经存在过以“肠道”为神圣的生殖崇拜——而以肠道为生殖器，又说明这种崇拜处于蒙昧时期，“女娲之肠”正是母系社会时期的观念产物。
除了盘古、伏羲女娲这两个流传最广的创世故事之外，中国某些民族还流传有其他许多创世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可以看出先民的世界观，也能了解多民族差异。
大禹治水标志人类开始走向文明
以往，有关“鲧禹治水”的故事大都侧重于神话本身，突出的是鲧和大禹父子的坚韧与神勇，而对于史家记载中所体现的大禹超群智慧与系统观念，却甚少涉及。
大禹治水故事是远古先民治水经验的集中体现。他的故事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以人力防御自然，必须先顺应自然之性，这就是天人相应，也是最早的环保意识的反映；第二，人若要参与天地造化，自然必须先具有合乎伦理的纯正本性。
如果对于大禹治水的史料记载——《尚书·禹贡篇》再加研读，还会发现，大禹治水几乎是一个现代化的系统工程，不仅基于艰辛条件下长期全面的调查勘察，更有对前代经验的总结，呈现出了缜密的思辨能力与堪称当时世界之最的统筹组织与执行能力——毫不夸张地说，已经具有今天所说的系统工程的主要特征。
这不仅表现于水利工程本身所体现的对于境内山川湖泽乃至周边海域主重总分关系的全局性把握，更体现为将理水与发展生产、划定区域、建立有效的社会组织与行政管理体系作为一个系统来设计并实施。所谓“禹贡”，简而言之就是禹通过理水所建立的普天下四面八方经由网络式水系向中央——帝都平阳辐辏献贡的早期国家形态。
创世神话的终点选择大禹治水，正是因为国家雏形已经诞生，人类开始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启蒙。
探索民族文明之根源
创世神话探源的意义，就在于了解民族的文明之根源。
中国人自称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其实也与创世神话关系密切：《左传·定公十年》中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唐人孔颖达疏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美，华夏一也。”这个解释直到现在还为《辞海》《汉语大词典》等多种权威辞书采用。
而“炎黄子孙”的兴起，则是因为炎帝和黄帝的传说——传为战国时鲁国左丘明所著的《国语》是雅文献中有关炎黄为兄弟的最早记载，但是记载很少，只可知炎黄二族是成功立业于关中及今陕西一带、两个互为近邻的兄弟部族。
而“中国”的来历，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有“执中而遍天下”的意思。经过逐鹿中原大战，历史上的“中原正统说”拉开了序曲，中原从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谁入据中原，便成为顺天之义，“执中而遍天下”的正统“天下共主”。
至于“龙的传人”，其实最早是龙凤并尊，比之更早的还有鸟形崇拜和蛇形崇拜——因为“简狄吞玄鸟卵生契而为商人始祖”，但最终演变形成了龙凤并尊向龙主凤辅的发展。
此外，许多我们现在延用的成语、熟语，也与创世神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惊天地泣鬼神”就与“仓颉造字”的神话故事有关——传说仓颉造字，在天地神鬼中引发骚乱，天地众神大为震惊，担心人们会写字以后会舍弃立身之本的农业，去追逐那些用锥刀刻写文字而带来的小利，于是天空下起了雨点似的粟米；鬼魂也被吓得半夜哭嚎，因为害怕被这些可怕的文字记录下来它们所做的坏事而受到惩罚。
可以说，中华创世神话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思维密码，蘊藏着中华民族最初哲学思想体系的雏形。正如古希腊神话之于欧洲文明，上古神话也是中华民族之魂。
（《新民周刊》2017年20期）
对于生我养我、却又不时威胁着我们的大自然的崇敬与畏惧，是中华创世神话的源头，也由此产生了创世神话的三种类型：第一种将自然力神话，以自然崇拜为本质，以崇高感为特征，以众多的自然神为载体；第二种逐渐转化为族群和图腾，当各个先民族群经历了分分合合之后，权威更大的族群领袖慢慢产生，加之生产资料逐渐丰富，使得族群与族群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等差，更形成了虽有等差却又相互依存的各级各类的生存共体——这就是社会的雏形；等到社会化进一步深入下去，就又产生了创世神话的第三种类型：社会化乃至谱系化的神话。
也正因此，神话不仅是人类蒙昧与半蒙昧时代的产物，神话时代的结束更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始。
中华创世神话散见于多部典籍，最有名的，莫过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东晋干宝的《搜神记》、西汉刘安的《淮南子》等，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故事，最早就载于《淮南子·览冥训》。另外，三国吴人徐整的《三五历记》和《五运历年记》、唐代李冗的《述异记》中，也包含了不少神话传说。
其实，见于文字记载的中华创世神话，早在殷商卜辞中已有一鳞半爪，但它的大量出现，则要到周秦、两汉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百家争鸣而独尊儒术的开始，神话的社会化、谱系化变得更为明显——围绕着“道”这一核心命题，人们纷纷从远古神话中追根溯源，寻找自身学说存在的合理性，从而产生了林林总总的神谱与世系。但是，也正因为周汉以来纷纷致力于神话谱系世系的建构，反而使得其中任何一种系统都难以取得全民族的认同，不断地进行着重构。这导致我们如今看到的原始神话尽管丰富多彩，却零碎散乱，难以辨认最初的面貌。
始于盘古和伏羲女娲
中华创世神话与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一样，最初讲的是“开天辟地”的故事，它的内涵最主要是对于三个困惑的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向哪里去？
我们从哪里来？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华各地各族林林总总的有关解答中，有两个流传最广：一个是盘古，一个是伏羲以及他的兄妹妻子女娲，而两者共同的父母，不约而同的都是天地。
首先记录盘古故事的是三国时吴人徐整的《三五历纪》与《五运历年记》——说是太古之时，天地不分混沌，盘古就生于其中。这样过了一万八千年，混沌中化生出阴阳二气，阳气清澄上升为天，阴气混浊下降为地，而盘古在天地之间日长夜大，一日多变。这样又经过了一万八千年，天高到了极点，地也厚到了极点，盘古也成了一个顶天立地、龙首蛇身的巨人，他就是我们的始祖。
在传说中，盘古不但是人类始祖，也是万物的生成者。他去世后化生为万物——气息化为风云，声音化为雷霆，左眼化为太阳，右眼化为月牙，四肢与身体化作了大地与地之四级以及泰、衡、华、恒、嵩五岳，血脉化成了江河，筋脉化作了田地，发须化作了星辰，皮肤与汗毛化为了草木，汗水化为恩泽大地的雨水，身上的寄生虫化为万名百姓……
伏羲女娲创世说，比盘古更早见于文字记载。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已对“昆仑山”有了记载，称其为天帝百神之所在，方圆八百里，山高万余尺。后世“河出昆仑”的说法，更说明古人认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发源地就是神山昆仑，也理所当然成为了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山海经·大荒西经》，称“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荒，横道而处”。晋代郭璞的注解与说文更记载：女娲一日七十化，化生万物——由此可知，曾经存在过以“肠道”为神圣的生殖崇拜——而以肠道为生殖器，又说明这种崇拜处于蒙昧时期，“女娲之肠”正是母系社会时期的观念产物。
除了盘古、伏羲女娲这两个流传最广的创世故事之外，中国某些民族还流传有其他许多创世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可以看出先民的世界观，也能了解多民族差异。
大禹治水标志人类开始走向文明
以往，有关“鲧禹治水”的故事大都侧重于神话本身，突出的是鲧和大禹父子的坚韧与神勇，而对于史家记载中所体现的大禹超群智慧与系统观念，却甚少涉及。
大禹治水故事是远古先民治水经验的集中体现。他的故事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以人力防御自然，必须先顺应自然之性，这就是天人相应，也是最早的环保意识的反映；第二，人若要参与天地造化，自然必须先具有合乎伦理的纯正本性。
如果对于大禹治水的史料记载——《尚书·禹贡篇》再加研读，还会发现，大禹治水几乎是一个现代化的系统工程，不仅基于艰辛条件下长期全面的调查勘察，更有对前代经验的总结，呈现出了缜密的思辨能力与堪称当时世界之最的统筹组织与执行能力——毫不夸张地说，已经具有今天所说的系统工程的主要特征。
这不仅表现于水利工程本身所体现的对于境内山川湖泽乃至周边海域主重总分关系的全局性把握，更体现为将理水与发展生产、划定区域、建立有效的社会组织与行政管理体系作为一个系统来设计并实施。所谓“禹贡”，简而言之就是禹通过理水所建立的普天下四面八方经由网络式水系向中央——帝都平阳辐辏献贡的早期国家形态。
创世神话的终点选择大禹治水，正是因为国家雏形已经诞生，人类开始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启蒙。
探索民族文明之根源
创世神话探源的意义，就在于了解民族的文明之根源。
中国人自称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其实也与创世神话关系密切：《左传·定公十年》中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唐人孔颖达疏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美，华夏一也。”这个解释直到现在还为《辞海》《汉语大词典》等多种权威辞书采用。
而“炎黄子孙”的兴起，则是因为炎帝和黄帝的传说——传为战国时鲁国左丘明所著的《国语》是雅文献中有关炎黄为兄弟的最早记载，但是记载很少，只可知炎黄二族是成功立业于关中及今陕西一带、两个互为近邻的兄弟部族。
而“中国”的来历，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有“执中而遍天下”的意思。经过逐鹿中原大战，历史上的“中原正统说”拉开了序曲，中原从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谁入据中原，便成为顺天之义，“执中而遍天下”的正统“天下共主”。
至于“龙的传人”，其实最早是龙凤并尊，比之更早的还有鸟形崇拜和蛇形崇拜——因为“简狄吞玄鸟卵生契而为商人始祖”，但最终演变形成了龙凤并尊向龙主凤辅的发展。
此外，许多我们现在延用的成语、熟语，也与创世神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惊天地泣鬼神”就与“仓颉造字”的神话故事有关——传说仓颉造字，在天地神鬼中引发骚乱，天地众神大为震惊，担心人们会写字以后会舍弃立身之本的农业，去追逐那些用锥刀刻写文字而带来的小利，于是天空下起了雨点似的粟米；鬼魂也被吓得半夜哭嚎，因为害怕被这些可怕的文字记录下来它们所做的坏事而受到惩罚。
可以说，中华创世神话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思维密码，蘊藏着中华民族最初哲学思想体系的雏形。正如古希腊神话之于欧洲文明，上古神话也是中华民族之魂。
（《新民周刊》2017年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