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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仁想，当以后有人问起他们这些技能是谁教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说是来自中国天津的“特警”，这就夠了。
2011年3月的某天上午，维和警察郭建仁正在给苏丹的十几名警察授课时，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有人高声哀号。
郭建仁赶紧停止授课，跑了过去，只见三五名当地警察正在殴打一名青年。郭建仁认识其中一名警察，问发生了什么事。警察告诉他，被殴打的青年人是一个恶名昭著的酒鬼，这次酒后调戏女邻居被抓，警察们正在“教训”他。
在苏丹，这样的事非常普遍。当地警察抓到违法犯罪的人，总是先把人狠狠骂一通或者打一顿，再做处理。
郭建仁走上前，用自己的身体护住挨打的青年人，耐心给当地警察做工作：“警察是保护人民的，不能打骂人民。青年人喝醉了犯了错误，可以让法律来惩罚，肆意殴打他人是违反法律和人权的。”
当地警察听了，表示接受郭建仁的建议，按照法律处理这名青年人，停止了对他的打骂。
3月中旬，《方圆》记者见到结束维和任务回国已有一段时间的郭建仁，他刚结束部队的一场会议，坐在休息室里，他告诉了记者这样一个故事。
会中国功夫的“教官”
2010年10月15日，来自天津特警总队的郭建仁抵达苏丹，被分配到苏丹任务区的联合培训部门。该部门由5名警察和5名法医组成，他是这个部门唯一的中国人。
根据联合国规定，苏丹任务区是非执法任务区，维和警察没有独立的执法权。除了防暴警察以外的维和警察的主要工作是对当地执法部门、司法部门提供咨询和建议，以及对当地警察进行培训，重建当地警察体系。以郭建仁为例，联合国颁发给他的身份证件上的名称是“警务顾问”（Police Advisor），而不像一些有执法权的任务区颁发的“警官（Police Officer）”证。偶尔要进行执法活动，郭建仁等人也必须同当地警察一起。
郭建仁到苏丹任务区的时候，就发现当地法律很不完善，执法人员少且没有法律意识。为了培训更多具有法律意识的警察，郭建仁等人经常深入当地的村镇挑选警察并开设培训班。作为教员，郭建仁不仅负责教学，还要联系车辆接送学员，并为他们提供早茶、午饭。
培训初始，学院的上课热情并不高，许多人都是冲着免费的两顿饭来的，学习过程中并不专心。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学员们来上课，每天能得到6美元的补助。尽管如此，郭建仁发现，不少人仍然觉得培训是浪费时间。
不久后，郭建仁逐渐发现，这些非洲朋友在执法时，很喜欢用打斗替代说理。郭建仁想了想，一味向他们灌输理论，也许并不是符合当地民情的办法，不如教他们几招简单的中国功夫，既能应对凶恶的匪徒，也能控制分寸，不至于执法时伤及无辜。
虽然学员对学习不感兴趣，但对中国功夫非常有热情，不少学员知道李小龙、成龙。在非洲朋友眼里，中国人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尤其是中国警察和军人。郭建仁利用学员对中国功夫的热情，把在国内这些年学习的擒拿控制术教给大家。“能把中国特警的一些警务技能传授给这些外国人，也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郭建仁想，当以后有人问起他们这些技能是谁教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说是来自中国天津的“特警”，这就够了。
有了中国功夫做引子，学员的学习热情也逐渐地提高了。郭建仁趁热打铁，给学员传授了上铐、捆绑、徒手控制及攻防技术、枪械战术以及反劫持等技术。
2011年3月21日，苏丹任务区总部要求所有培训教员到南方各个战区对当地警察进行培训，郭建仁被分派到第三战区马拉卡工作，在这期间，他和其他两名中国维和警察被分派到一个分队，他还代理了分队中的行动策划官一职。
作为维和警察，语言关不过，就难以在任务区生存。郭建仁的英语水平一般，在中国赴苏丹维和部队的22名队员中，他算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非英语科班出身”的队员。
刚到达任务区的前一个月，郭建仁几乎聽不懂任何人说的话。为此，他压力很大，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投入到英语的学习上。郭建仁结交了一名印度同事，他耐心给郭建仁讲解英语语言的运用，同时郭建仁也为他讲解电脑操作的问题。到后期，郭建仁已经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还可以给当地警察进行全英文的警务技能培训。
不配发枪支的维和警察
由于国与国之间存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给当地警察做培训本来就非常不易，考虑到政治局势和社会状况，这种不易就更加严重了。
苏丹属于非执法任务区，联合国维和警察在这里不配发枪支。苏丹北部民众绝大多数对联合国人员友好，但是由于长期贫穷和高失业率，即使在首都喀士穆也常发生偷盗、抢劫联合国人员的事件。由于时局混乱，政府无力顾及民众安全，干脆就向民众派发武器自保，这一行为无疑又增加了维和警察在苏丹执行任务的危险。
在苏丹期间，郭建仁曾经到比较偏僻的“尤艾县工作支持站”对当地县以及游牧部落的警察进行培训。培训中，郭建仁总是耐心纠正当地警察的执法错误，规范他们的执法行为。尤艾县与喀士穆差别巨大，它正好处于苏丹北部与南部的过渡地带，武装力量交火频繁，不仅有南北苏丹武装的交火，还有许多部落由于利益纷争引起的交火。
在郭建仁前往尤艾县的前一周，当地发生交火，死伤20多人，其中一名联合国人员在冲突中中弹身亡。因为连年战乱，许多人对战争已经麻木，一打起仗来就躲进联合国驻地或者教堂里，导致联合国驻地也并不安全。
因为苏丹任务区维和警察不能佩带枪支，他们遇到这种情况时就更加危险。郭建仁到达尤艾县后，随时都能听到机关枪的声音。“子弹从头顶上嗖嗖地飞，时不时还有炮弹在附近爆炸，震得房子一颤一颤的。”至今，郭建仁仍然清晰地记得那种危险就在身边的紧迫感。除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时刻警惕周围情况之外，一时也没有别的办法。郭建仁随身携带着卫星电话，一有情况就与总部联系，就这样冒着“枪林弹雨”的震撼，完成了7天的培训工作。
郭建仁说，面对糟糕的治安形势，他内心里也一度很害怕，但是再害怕又有什么用呢？怕死就不会来这里。
当地法律的进步是维和警察的工作意义
临回国时，郭建仁明显感觉到尤艾县的一些变化。“首先，在维和警察的监管下，当地居民报警意识大大增强了，遇到问题都能想到要找警察”。郭建仁还记得，在维和警察进驻之后，尤艾县的村民遇到不公待遇也敢于出面举报了，警察的服务态度也好了很多，对妇女儿童的保护意识也有了极大改善。
“经过维和警察的努力，我看到苏丹的司法体系已经初具规模，民众也初步具备了法律意识”。郭建仁说，这一切的变化与进步，正是维和警察的工作意义。
2011年3月的某天上午，维和警察郭建仁正在给苏丹的十几名警察授课时，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有人高声哀号。
郭建仁赶紧停止授课，跑了过去，只见三五名当地警察正在殴打一名青年。郭建仁认识其中一名警察，问发生了什么事。警察告诉他，被殴打的青年人是一个恶名昭著的酒鬼，这次酒后调戏女邻居被抓，警察们正在“教训”他。
在苏丹，这样的事非常普遍。当地警察抓到违法犯罪的人，总是先把人狠狠骂一通或者打一顿，再做处理。
郭建仁走上前，用自己的身体护住挨打的青年人，耐心给当地警察做工作：“警察是保护人民的，不能打骂人民。青年人喝醉了犯了错误，可以让法律来惩罚，肆意殴打他人是违反法律和人权的。”
当地警察听了，表示接受郭建仁的建议，按照法律处理这名青年人，停止了对他的打骂。
3月中旬，《方圆》记者见到结束维和任务回国已有一段时间的郭建仁，他刚结束部队的一场会议，坐在休息室里，他告诉了记者这样一个故事。
会中国功夫的“教官”
2010年10月15日，来自天津特警总队的郭建仁抵达苏丹，被分配到苏丹任务区的联合培训部门。该部门由5名警察和5名法医组成，他是这个部门唯一的中国人。
根据联合国规定，苏丹任务区是非执法任务区，维和警察没有独立的执法权。除了防暴警察以外的维和警察的主要工作是对当地执法部门、司法部门提供咨询和建议，以及对当地警察进行培训，重建当地警察体系。以郭建仁为例，联合国颁发给他的身份证件上的名称是“警务顾问”（Police Advisor），而不像一些有执法权的任务区颁发的“警官（Police Officer）”证。偶尔要进行执法活动，郭建仁等人也必须同当地警察一起。
郭建仁到苏丹任务区的时候，就发现当地法律很不完善，执法人员少且没有法律意识。为了培训更多具有法律意识的警察，郭建仁等人经常深入当地的村镇挑选警察并开设培训班。作为教员，郭建仁不仅负责教学，还要联系车辆接送学员，并为他们提供早茶、午饭。
培训初始，学院的上课热情并不高，许多人都是冲着免费的两顿饭来的，学习过程中并不专心。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学员们来上课，每天能得到6美元的补助。尽管如此，郭建仁发现，不少人仍然觉得培训是浪费时间。
不久后，郭建仁逐渐发现，这些非洲朋友在执法时，很喜欢用打斗替代说理。郭建仁想了想，一味向他们灌输理论，也许并不是符合当地民情的办法，不如教他们几招简单的中国功夫，既能应对凶恶的匪徒，也能控制分寸，不至于执法时伤及无辜。
虽然学员对学习不感兴趣，但对中国功夫非常有热情，不少学员知道李小龙、成龙。在非洲朋友眼里，中国人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尤其是中国警察和军人。郭建仁利用学员对中国功夫的热情，把在国内这些年学习的擒拿控制术教给大家。“能把中国特警的一些警务技能传授给这些外国人，也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郭建仁想，当以后有人问起他们这些技能是谁教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说是来自中国天津的“特警”，这就够了。
有了中国功夫做引子，学员的学习热情也逐渐地提高了。郭建仁趁热打铁，给学员传授了上铐、捆绑、徒手控制及攻防技术、枪械战术以及反劫持等技术。
2011年3月21日，苏丹任务区总部要求所有培训教员到南方各个战区对当地警察进行培训，郭建仁被分派到第三战区马拉卡工作，在这期间，他和其他两名中国维和警察被分派到一个分队，他还代理了分队中的行动策划官一职。
作为维和警察，语言关不过，就难以在任务区生存。郭建仁的英语水平一般，在中国赴苏丹维和部队的22名队员中，他算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非英语科班出身”的队员。
刚到达任务区的前一个月，郭建仁几乎聽不懂任何人说的话。为此，他压力很大，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投入到英语的学习上。郭建仁结交了一名印度同事，他耐心给郭建仁讲解英语语言的运用，同时郭建仁也为他讲解电脑操作的问题。到后期，郭建仁已经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还可以给当地警察进行全英文的警务技能培训。
不配发枪支的维和警察
由于国与国之间存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给当地警察做培训本来就非常不易，考虑到政治局势和社会状况，这种不易就更加严重了。
苏丹属于非执法任务区，联合国维和警察在这里不配发枪支。苏丹北部民众绝大多数对联合国人员友好，但是由于长期贫穷和高失业率，即使在首都喀士穆也常发生偷盗、抢劫联合国人员的事件。由于时局混乱，政府无力顾及民众安全，干脆就向民众派发武器自保，这一行为无疑又增加了维和警察在苏丹执行任务的危险。
在苏丹期间，郭建仁曾经到比较偏僻的“尤艾县工作支持站”对当地县以及游牧部落的警察进行培训。培训中，郭建仁总是耐心纠正当地警察的执法错误，规范他们的执法行为。尤艾县与喀士穆差别巨大，它正好处于苏丹北部与南部的过渡地带，武装力量交火频繁，不仅有南北苏丹武装的交火，还有许多部落由于利益纷争引起的交火。
在郭建仁前往尤艾县的前一周，当地发生交火，死伤20多人，其中一名联合国人员在冲突中中弹身亡。因为连年战乱，许多人对战争已经麻木，一打起仗来就躲进联合国驻地或者教堂里，导致联合国驻地也并不安全。
因为苏丹任务区维和警察不能佩带枪支，他们遇到这种情况时就更加危险。郭建仁到达尤艾县后，随时都能听到机关枪的声音。“子弹从头顶上嗖嗖地飞，时不时还有炮弹在附近爆炸，震得房子一颤一颤的。”至今，郭建仁仍然清晰地记得那种危险就在身边的紧迫感。除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时刻警惕周围情况之外，一时也没有别的办法。郭建仁随身携带着卫星电话，一有情况就与总部联系，就这样冒着“枪林弹雨”的震撼，完成了7天的培训工作。
郭建仁说，面对糟糕的治安形势，他内心里也一度很害怕，但是再害怕又有什么用呢？怕死就不会来这里。
当地法律的进步是维和警察的工作意义
临回国时，郭建仁明显感觉到尤艾县的一些变化。“首先，在维和警察的监管下，当地居民报警意识大大增强了，遇到问题都能想到要找警察”。郭建仁还记得，在维和警察进驻之后，尤艾县的村民遇到不公待遇也敢于出面举报了，警察的服务态度也好了很多，对妇女儿童的保护意识也有了极大改善。
“经过维和警察的努力，我看到苏丹的司法体系已经初具规模，民众也初步具备了法律意识”。郭建仁说，这一切的变化与进步，正是维和警察的工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