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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在12年三次会议后，终于从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来到了中国。在2010年曾举行世博会的上海世博中心，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负责人或代表将就亚洲的安全与信任这一“古老”而又“重要”的话题展开讨论。他们中有11位国家元首、1位政府首脑及10位国际组织负责人。
这是亚信成立以来，参与国最多、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盛会。亚信也成为继上海合作组织后被国际社会关注的又一个亚洲增强互信与合作的焦点。
1991年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意识到建立一个全亚洲范围的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的必要。他在次年第47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这一倡议，旨在通过这一平台，让各国专家、学者和领导人“讨论亚洲或欧亚的和平与安全问题”。
纳扎尔巴耶夫在以后的一些讲话和著述中，不断强调亚信对哈萨克斯坦、中亚地区稳定及整个亚洲和平的重大意义。他认为，亚洲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和多冲突的地区，在历史上，由于这些因素造成了亚洲一些地区长年局部动荡和战乱，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
他对比欧洲和亚洲的情况认为，欧洲曾是世界历史上两次大战的策源地，二战后，欧洲各国为了防止新的对抗出现，促进政治与经济合作实现一体化，其中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成立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此，亚洲国家也应借鉴欧洲的做法，通过各国领导人的努力，建成亚洲自己的安全合作体系。
纳扎尔巴耶夫畅想，这个组织应该促进亚洲各国间的对话和协商，对地区形势达成一致的认识，消弭相互间的误解、对立与冲突，保障地区的稳定与安宁，进而协商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推动在亚洲地区建立安全保障机制，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他还建议将这个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定名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2002年，在纳扎尔巴耶夫锲而不舍的努力和亚洲各国领导人的支持下，经过专家论证、外交协调、确定原则、推动峰会四个阶段、长达十年的准备，首次峰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并通过了旨在增进亚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阿拉木图文件》和《关于消除恐怖主义和促进不同文明对话的宣言》。
如今的亚信已拥有24个成员国、13个观察员国和组织，横跨亚洲多个区域，涵盖不同制度、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具有广泛代表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董漫远认为，相比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已经是一个国际组织，历经十年才开始举行峰会的亚信还只是一个探讨安全与互信的论坛，距离纳扎尔巴耶夫的美好愿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6年、2010年，又经历了阿拉木图、伊斯坦布尔两次峰会后，四年一届的峰会已经成为惯例。本次峰会以“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为主题，与会领导人将围绕“亚洲安全形势”“推进亚信对话、信任与协作的措施”等议题发表意见。纳扎尔巴耶夫致力于促进亚洲稳定的努力也将在这次峰会上获得肯定。
中国作为亚信成员国，对亚信峰会极为重视，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出席了前两次在阿拉木图举行的峰会。
2002年第一次峰会期间，江泽民发表了题为《加强对话与合作、促进和平与安全》的讲话，呼吁亚洲各国从本国和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和睦相处，加强合作，共建美好家园。
2006年，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的讲话。他提出了四个努力方向：第一，坚持互信协作，建立亚洲新型安全架构。第二，坚持相互借鉴，促进各种文明共同繁荣。第三，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区域内外合作。第四，坚持互利共赢，继续深化经济合作。
2010年，由于上合组织塔什干峰会与亚信峰会在时间上有冲突，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作为胡锦涛特别代表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参加亚信第三次峰会。戴秉国就加强亚洲各国团结协作，建设和平、发展、和谐的亚洲提出三项主张，呼吁成员国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坚持互利共赢，以更开放的态度，推进区域合作。
事实上，中国作为亚信成员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友好邻邦，从一开始就积极为亚信进程的各项内容做出努力。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说，亚信的宗旨是通过制定多边信任措施，加强对话与合作，促进亚洲和平、安全与稳定，这与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共通之处，都强调平等互利，相互信任，和平共处，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
今年，作为东道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峰会发表主旨讲话，无疑备受期待。他将阐述中方对亚洲安全形势的看法，提出中方对加强亚洲安全对话与合作的主张，呼吁亚洲国家共同维护亚洲地区和平稳定。
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在此前吹风会上也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亚信进程，积极参与亚信框架内各项信任措施的建立和落实，多次在华承办亚信相关会议。中方希望以主办亚信峰会和担任亚信主席国为契机，推动各方发扬团结协作、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精神，谋求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推动亚信发展和促进成员国对话与合作做出更大贡献。
在全球陆地总面积近30%的土地上，有着近42亿人口、48个国家、1000多个民族，跨跃民族、宗教、信仰、制度、文化和不同发展阶段，谈构建信任与安全注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董漫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亚洲的安全问题既有伊核、韩朝、韩日、南海、印巴等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当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也有“三股势力”（指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等新安全领域问题，再加上域外力量的介入，就使得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如何增进互信，携手应对新、老安全问题，谋求建立有利于地区稳定发展的安全环境，是亚洲各国面临的迫切任务。
曲星也认为，亚洲可能是“冷战”后遗症最多的地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如何增进互信，携手应对新、老安全问题，谋求建立有利于地区稳定发展的安全环境，是亚洲各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新安全观的建立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因此，对话与协作仍是此次峰会主题，亚信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中、西、南亚国家开展交流与对话，加深相互理解与信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场所。
此次亚信峰会将发表《上海宣言》，阐述成员国对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共同看法，宣示对解决有关热点问题的一致主张，对亚信未来发展作出规划。这被认为是对“亚洲新安全观”的集中阐释。
曲星说，“亚洲新安全观”的核心就是平等、互信、互利、合作。同时，也正因为亚洲目前面临诸多问题困扰，更需要亚洲国家发挥亚洲智慧，同时不排除与国际相关组织的合作，构建相互信任模式，共同应对挑战，共同为建立和平、合作的新亚洲做出努力。
事实上，这种基于中国的发展经验提出来的“新安全观”，在2011年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就有所体现。白皮书将“和平发展道路”归结为：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别国长处；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董漫远表示，能否让中国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为其他亚洲国家所接受，就需要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等领域携手合作。习近平还将宣布中方在2014年至2016年担任亚信主席国期间推动亚洲安全和亚信发展的主要举措，被外界寄希望于“亚洲新安全观”落到实处。
董漫远认为，要使这些举措落到实处，一方面中国提出的举措要考虑到亚信成员国的安全利益关切，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要亚洲国家精诚携手合作。现在取得共识难度不大，困难的是如何具体开展合作。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跟域外力量的关系不同，某些地方域外力量的作用甚至高于本地区力量，某些域外力量在“反恐”等安全领域的双重标准，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问题复杂化。
这是亚信成立以来，参与国最多、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盛会。亚信也成为继上海合作组织后被国际社会关注的又一个亚洲增强互信与合作的焦点。
亚信与纳扎尔巴耶夫
1991年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意识到建立一个全亚洲范围的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的必要。他在次年第47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这一倡议，旨在通过这一平台，让各国专家、学者和领导人“讨论亚洲或欧亚的和平与安全问题”。
纳扎尔巴耶夫在以后的一些讲话和著述中，不断强调亚信对哈萨克斯坦、中亚地区稳定及整个亚洲和平的重大意义。他认为，亚洲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和多冲突的地区，在历史上，由于这些因素造成了亚洲一些地区长年局部动荡和战乱，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
他对比欧洲和亚洲的情况认为，欧洲曾是世界历史上两次大战的策源地，二战后，欧洲各国为了防止新的对抗出现，促进政治与经济合作实现一体化，其中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成立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此，亚洲国家也应借鉴欧洲的做法，通过各国领导人的努力，建成亚洲自己的安全合作体系。
纳扎尔巴耶夫畅想，这个组织应该促进亚洲各国间的对话和协商，对地区形势达成一致的认识，消弭相互间的误解、对立与冲突，保障地区的稳定与安宁，进而协商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推动在亚洲地区建立安全保障机制，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他还建议将这个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定名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2002年，在纳扎尔巴耶夫锲而不舍的努力和亚洲各国领导人的支持下，经过专家论证、外交协调、确定原则、推动峰会四个阶段、长达十年的准备，首次峰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并通过了旨在增进亚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阿拉木图文件》和《关于消除恐怖主义和促进不同文明对话的宣言》。
如今的亚信已拥有24个成员国、13个观察员国和组织，横跨亚洲多个区域，涵盖不同制度、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具有广泛代表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董漫远认为，相比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已经是一个国际组织，历经十年才开始举行峰会的亚信还只是一个探讨安全与互信的论坛，距离纳扎尔巴耶夫的美好愿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6年、2010年，又经历了阿拉木图、伊斯坦布尔两次峰会后，四年一届的峰会已经成为惯例。本次峰会以“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为主题，与会领导人将围绕“亚洲安全形势”“推进亚信对话、信任与协作的措施”等议题发表意见。纳扎尔巴耶夫致力于促进亚洲稳定的努力也将在这次峰会上获得肯定。
中国与亚信
中国作为亚信成员国，对亚信峰会极为重视，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出席了前两次在阿拉木图举行的峰会。
2002年第一次峰会期间，江泽民发表了题为《加强对话与合作、促进和平与安全》的讲话，呼吁亚洲各国从本国和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和睦相处，加强合作，共建美好家园。
2006年，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的讲话。他提出了四个努力方向：第一，坚持互信协作，建立亚洲新型安全架构。第二，坚持相互借鉴，促进各种文明共同繁荣。第三，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区域内外合作。第四，坚持互利共赢，继续深化经济合作。
2010年，由于上合组织塔什干峰会与亚信峰会在时间上有冲突，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作为胡锦涛特别代表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参加亚信第三次峰会。戴秉国就加强亚洲各国团结协作，建设和平、发展、和谐的亚洲提出三项主张，呼吁成员国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坚持互利共赢，以更开放的态度，推进区域合作。
事实上，中国作为亚信成员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友好邻邦，从一开始就积极为亚信进程的各项内容做出努力。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说，亚信的宗旨是通过制定多边信任措施，加强对话与合作，促进亚洲和平、安全与稳定，这与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共通之处，都强调平等互利，相互信任，和平共处，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
今年，作为东道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峰会发表主旨讲话，无疑备受期待。他将阐述中方对亚洲安全形势的看法，提出中方对加强亚洲安全对话与合作的主张，呼吁亚洲国家共同维护亚洲地区和平稳定。
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在此前吹风会上也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亚信进程，积极参与亚信框架内各项信任措施的建立和落实，多次在华承办亚信相关会议。中方希望以主办亚信峰会和担任亚信主席国为契机，推动各方发扬团结协作、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精神，谋求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推动亚信发展和促进成员国对话与合作做出更大贡献。
亚信与亚洲新安全观
在全球陆地总面积近30%的土地上，有着近42亿人口、48个国家、1000多个民族，跨跃民族、宗教、信仰、制度、文化和不同发展阶段，谈构建信任与安全注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董漫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亚洲的安全问题既有伊核、韩朝、韩日、南海、印巴等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当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也有“三股势力”（指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等新安全领域问题，再加上域外力量的介入，就使得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如何增进互信，携手应对新、老安全问题，谋求建立有利于地区稳定发展的安全环境，是亚洲各国面临的迫切任务。
曲星也认为，亚洲可能是“冷战”后遗症最多的地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如何增进互信，携手应对新、老安全问题，谋求建立有利于地区稳定发展的安全环境，是亚洲各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新安全观的建立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因此，对话与协作仍是此次峰会主题，亚信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中、西、南亚国家开展交流与对话，加深相互理解与信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场所。
此次亚信峰会将发表《上海宣言》，阐述成员国对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共同看法，宣示对解决有关热点问题的一致主张，对亚信未来发展作出规划。这被认为是对“亚洲新安全观”的集中阐释。
曲星说，“亚洲新安全观”的核心就是平等、互信、互利、合作。同时，也正因为亚洲目前面临诸多问题困扰，更需要亚洲国家发挥亚洲智慧，同时不排除与国际相关组织的合作，构建相互信任模式，共同应对挑战，共同为建立和平、合作的新亚洲做出努力。
事实上，这种基于中国的发展经验提出来的“新安全观”，在2011年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就有所体现。白皮书将“和平发展道路”归结为：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别国长处；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董漫远表示，能否让中国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为其他亚洲国家所接受，就需要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等领域携手合作。习近平还将宣布中方在2014年至2016年担任亚信主席国期间推动亚洲安全和亚信发展的主要举措，被外界寄希望于“亚洲新安全观”落到实处。
董漫远认为，要使这些举措落到实处，一方面中国提出的举措要考虑到亚信成员国的安全利益关切，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要亚洲国家精诚携手合作。现在取得共识难度不大，困难的是如何具体开展合作。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跟域外力量的关系不同，某些地方域外力量的作用甚至高于本地区力量，某些域外力量在“反恐”等安全领域的双重标准，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