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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身处北京的山东籍作家李瑾出版了小说集《地衣——李村寻人启事》和诗集《人间帖》。李瑾，出身乡土，有着浓重的故土情怀；学识渊博，古典与现代思想杂糅；才思敏捷，其诗其文，贯通古今，融汇东西。以上两本书和读书笔记《纸别裁》，展示了汉语表达的几种可能性。
“我现在的所有经历都与那个小村落所呈现的分裂和弥合密不可分”
北京，石景山和西单之间，连通家与单位的地铁上，一个山东人陷入了古典式的沉思。
每天往返三个小时，李瑾身处拥挤的地铁，用手机敲出了54篇小说组成的《地衣——李村寻人启事》和26万字的读书笔记《纸别裁》。尤其是前者，受到贾平凹、李敬泽、苏童、冯唐等大家的高度评价，被《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刊物刊登。人山人海中，他用碎片化的时间，“处于拥挤的‘地下’，观察浮世”。
在北京的地铁上，他回到沂河边的故土——李村。
这是沂蒙山区的一个普通村庄，西距沂河两公里，有2000口人。村中最大的十字路口东南角有一处老宅（李瑾出生在这里），东北角有一根电线杆。“电线杆下，便是大家伙儿歇脚、乘凉、聊天特别是拉短长、论是非的场所。这个场所，是李村的春秋战国和史记汉书，一些人去了，一些人又填上了，像地衣，在雨前雨后循环往复而生生不息。”
没有人会想到，那些遥远的是非往事，会被他们中长大的一个孩子记录下来。
在书的后记中，李瑾說：“他们不是伟大或卑鄙的一群而是卑微的，和地衣一样，被生育他们的大地吞噬但又不可能再回来，甚至他们的存在很快消失在亲人的记忆里，仅仅成为一抔可以忽略的黄土堆，直到被岁月抹平。……我不记录，他们将永远消失，尽管这种努力徒劳，却也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试图。”
《齐鲁周刊》：如何理解你身上的乡土性？
李瑾：我首先是一个农民的孩子，2000年硕士毕业，我还牵着黄牛在乡间的小路上放牧。蒙山沂水给予我的最重要的东西便是“牵挂”，走到哪里，都无法忘记煎饼、馒头、地瓜和犁、铁锨、镢头在我生命中的意义。
现在，我首先是一个游子，游子的情感世界一方面与个人的、家庭的亲情彼此牵连，另一方面又扩大到对整个乡土世界的民生关怀——这种关怀不可能具有实质性意义，更多的是精神性和意向性的。在现代性面前，我一直不太认同城市和农村、古典和现代的对立。城市和乡土、古典和现代都只是符号，在游子面前，城市也是乡土的，古典也是现代的。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曾提出过作者和隐含作者的概念，即隐含作者是忠于作者的，是作者价值的忠实体现者。借用这个理论，现实的我是城市的，文本中的我是乡土的，文本中的我一直在提醒我的个人身份，亦即我现在的所有经历都与那个小村落目前所呈现的分裂和弥合密不可分。
《齐鲁周刊》：《地衣》为什么采用记录的方式？
李瑾：2017年“十一”返乡，和老少爷们把酒聊天，我并不是很快乐。通过他们的口，我知道《地衣》中书写的人物又少了几个。他们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十分沉重。生活在农村中的人已见多了悲欢离合，他们的豁达不是麻木，而是源于生活给他们造成了太多的压抑和伤害，甚至这种伤害已成为日常和习惯。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就是把这些被生活忽略、遗弃的人打捞出来。
《齐鲁周刊》：放在文学的谱系中，《地衣》有何借鉴？
李瑾：我爱人喜欢看孙犁和汪曾祺的小说，这点令我非常惊讶，她在国外生活了七年，又是一个在城市长大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情结？她的回答是，这两位大家的语言简单，有味，并建议我写写熟悉的村里人。如果说有所借鉴，我得承认赵树理的“山药蛋”风格、孙犁和汪曾祺诗性语言对我影响很大。此外，老舍幽默的地方我也参考了不少，只是风格迥异。写得差不多了，不经意间读到V.S·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和苏童的《黄雀记》，我才发现，我们所记录的都是一条大街上的社会性故事。
《齐鲁周刊》：如何评价刘玉堂、赵德发等前辈作家对同一地域的书写？
李瑾：刘玉堂和赵德发是大家，是我们省、我们老家的骄傲，他们的作品我几乎都看过，巧合的是，两位前辈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立足传统的产物，从生存转向信仰，从大地转向天空，用一支笔赋予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以沉重、厚重和凝重感。赵德发有一句话我颇为认同，他说：“我们一边深情回望，一边随波逐流。这是我们的尴尬，也是我们的宿命。”不同的是，对同一地区的描写，他们是创作，我是反映；他们是提炼，我是记录。
《齐鲁周刊》：乡土文学似乎越来越游离于这个时代，有种后继乏人的感觉。你所坚持的，有何新的追求？
李瑾：“农民的终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现代性主宰了一切，如果借用黄仁宇的“放宽历史的视界”，乡土文学的衰落其实和唐诗宋词淡出历史舞台一样有一种必然。最终乡土会成为一种童话，而且，城市一定会成为新的乡土。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补充一句话，作者的任务是书写熟悉的，而不是其他。
故土、古典和自我：现代性背景下的紧张、焦虑和纠葛
对很多作家而言，小说是一张面孔，诗歌是一双眼睛。
李瑾说，现存最早的古诗即《吴越春秋》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同时也是一篇“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一次，他和朋友聊天，吉狄马加、苏童、欧阳江河、李少君几位大家都承认，诗人更容易实现向小说家的转向。
《人间帖》是李瑾的第二本诗集，之前他还出版过一本超过900页的《孤岛》，借助古典著作对诗歌内容进行结构和建构。《人间帖》则少了实验的成分，书中大都是对日常、故土的书写，更接近一个人在现实中的触摸式体验。
小说家本质是诗人。
《齐鲁周刊》：自我、故土和古典，三者如何在你的诗歌中找到各自的居所？
李瑾：故土和古典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存在的显性概念。不说屈原和陶潜，单单李太白的“明月”和辛稼轩的“用典”就是自我在故土和古典面前的一种伤怀式的投射。不过，故土、古典和自我呈现出来的紧张、焦虑和纠葛，从来没有现代这么张扬过。
故土和古典的意义是现代性赋予的，透过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我们面对故土和古典时不再只是赞美和抒情，而是以此为参照反思我们的生存和生活。这样，自我不仅仅是城市和现代的产物，也是故土和古典的“遗腹子”。一段时间，我很惊讶，我借助古典和故土创作的诗歌有拒绝阅读的成分，但却被《人民文学》《诗歌月刊》和《延河》等刊物挑出来发表。我知道这不是诗歌的水准有多好，而是很有可能古典或故土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击中了每个人的“自我”。
《齐鲁周刊》：读书笔记《纸别裁》，阐述了你的阅读世界和观点。阅读会把你的写作带向何方？
李瑾：作家两个任务，一个是创作，比这个重要的是另一个，即阅读，阅读包括读书本和读社会。《纸别裁》是我2016年的地铁读书笔记，这种读法和写法在出版界尚属先例。我读书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发现自己。读书一方面能够让个体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自我，另一方面能够向内不停地开掘自己。通过读书，可以探索“我是谁”“为什么是我”这样的哲学命题。在这个意义上，读书是为了把自己从芸芸众生中突出和辨认出来，如果不用文字对自己进行清洗，个人始终是浑浊的、漂浮的，更不用说进行创作，通过“反刍”，反哺读者。读不读是自由的，读什么是自由的，怎么读是自由的。觉得快乐就是自由，就是目的，就是超越。当然，不要把读书看得过于清高，读书“不过是一种生活状态或方式、一种兴趣、一种自以为是的快乐和远方”。
“我现在的所有经历都与那个小村落所呈现的分裂和弥合密不可分”
北京，石景山和西单之间，连通家与单位的地铁上，一个山东人陷入了古典式的沉思。
每天往返三个小时，李瑾身处拥挤的地铁，用手机敲出了54篇小说组成的《地衣——李村寻人启事》和26万字的读书笔记《纸别裁》。尤其是前者，受到贾平凹、李敬泽、苏童、冯唐等大家的高度评价，被《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刊物刊登。人山人海中，他用碎片化的时间，“处于拥挤的‘地下’，观察浮世”。
在北京的地铁上，他回到沂河边的故土——李村。
这是沂蒙山区的一个普通村庄，西距沂河两公里，有2000口人。村中最大的十字路口东南角有一处老宅（李瑾出生在这里），东北角有一根电线杆。“电线杆下，便是大家伙儿歇脚、乘凉、聊天特别是拉短长、论是非的场所。这个场所，是李村的春秋战国和史记汉书，一些人去了，一些人又填上了，像地衣，在雨前雨后循环往复而生生不息。”
没有人会想到，那些遥远的是非往事，会被他们中长大的一个孩子记录下来。
在书的后记中，李瑾說：“他们不是伟大或卑鄙的一群而是卑微的，和地衣一样，被生育他们的大地吞噬但又不可能再回来，甚至他们的存在很快消失在亲人的记忆里，仅仅成为一抔可以忽略的黄土堆，直到被岁月抹平。……我不记录，他们将永远消失，尽管这种努力徒劳，却也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试图。”
《齐鲁周刊》：如何理解你身上的乡土性？
李瑾：我首先是一个农民的孩子，2000年硕士毕业，我还牵着黄牛在乡间的小路上放牧。蒙山沂水给予我的最重要的东西便是“牵挂”，走到哪里，都无法忘记煎饼、馒头、地瓜和犁、铁锨、镢头在我生命中的意义。
现在，我首先是一个游子，游子的情感世界一方面与个人的、家庭的亲情彼此牵连，另一方面又扩大到对整个乡土世界的民生关怀——这种关怀不可能具有实质性意义，更多的是精神性和意向性的。在现代性面前，我一直不太认同城市和农村、古典和现代的对立。城市和乡土、古典和现代都只是符号，在游子面前，城市也是乡土的，古典也是现代的。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曾提出过作者和隐含作者的概念，即隐含作者是忠于作者的，是作者价值的忠实体现者。借用这个理论，现实的我是城市的，文本中的我是乡土的，文本中的我一直在提醒我的个人身份，亦即我现在的所有经历都与那个小村落目前所呈现的分裂和弥合密不可分。
《齐鲁周刊》：《地衣》为什么采用记录的方式？
李瑾：2017年“十一”返乡，和老少爷们把酒聊天，我并不是很快乐。通过他们的口，我知道《地衣》中书写的人物又少了几个。他们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十分沉重。生活在农村中的人已见多了悲欢离合，他们的豁达不是麻木，而是源于生活给他们造成了太多的压抑和伤害，甚至这种伤害已成为日常和习惯。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就是把这些被生活忽略、遗弃的人打捞出来。
《齐鲁周刊》：放在文学的谱系中，《地衣》有何借鉴？
李瑾：我爱人喜欢看孙犁和汪曾祺的小说，这点令我非常惊讶，她在国外生活了七年，又是一个在城市长大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情结？她的回答是，这两位大家的语言简单，有味，并建议我写写熟悉的村里人。如果说有所借鉴，我得承认赵树理的“山药蛋”风格、孙犁和汪曾祺诗性语言对我影响很大。此外，老舍幽默的地方我也参考了不少，只是风格迥异。写得差不多了，不经意间读到V.S·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和苏童的《黄雀记》，我才发现，我们所记录的都是一条大街上的社会性故事。
《齐鲁周刊》：如何评价刘玉堂、赵德发等前辈作家对同一地域的书写？
李瑾：刘玉堂和赵德发是大家，是我们省、我们老家的骄傲，他们的作品我几乎都看过，巧合的是，两位前辈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立足传统的产物，从生存转向信仰，从大地转向天空，用一支笔赋予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以沉重、厚重和凝重感。赵德发有一句话我颇为认同，他说：“我们一边深情回望，一边随波逐流。这是我们的尴尬，也是我们的宿命。”不同的是，对同一地区的描写，他们是创作，我是反映；他们是提炼，我是记录。
《齐鲁周刊》：乡土文学似乎越来越游离于这个时代，有种后继乏人的感觉。你所坚持的，有何新的追求？
李瑾：“农民的终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现代性主宰了一切，如果借用黄仁宇的“放宽历史的视界”，乡土文学的衰落其实和唐诗宋词淡出历史舞台一样有一种必然。最终乡土会成为一种童话，而且，城市一定会成为新的乡土。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补充一句话，作者的任务是书写熟悉的，而不是其他。
故土、古典和自我：现代性背景下的紧张、焦虑和纠葛
对很多作家而言，小说是一张面孔，诗歌是一双眼睛。
李瑾说，现存最早的古诗即《吴越春秋》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同时也是一篇“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一次，他和朋友聊天，吉狄马加、苏童、欧阳江河、李少君几位大家都承认，诗人更容易实现向小说家的转向。
《人间帖》是李瑾的第二本诗集，之前他还出版过一本超过900页的《孤岛》，借助古典著作对诗歌内容进行结构和建构。《人间帖》则少了实验的成分，书中大都是对日常、故土的书写，更接近一个人在现实中的触摸式体验。
小说家本质是诗人。
《齐鲁周刊》：自我、故土和古典，三者如何在你的诗歌中找到各自的居所？
李瑾：故土和古典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存在的显性概念。不说屈原和陶潜，单单李太白的“明月”和辛稼轩的“用典”就是自我在故土和古典面前的一种伤怀式的投射。不过，故土、古典和自我呈现出来的紧张、焦虑和纠葛，从来没有现代这么张扬过。
故土和古典的意义是现代性赋予的，透过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我们面对故土和古典时不再只是赞美和抒情，而是以此为参照反思我们的生存和生活。这样，自我不仅仅是城市和现代的产物，也是故土和古典的“遗腹子”。一段时间，我很惊讶，我借助古典和故土创作的诗歌有拒绝阅读的成分，但却被《人民文学》《诗歌月刊》和《延河》等刊物挑出来发表。我知道这不是诗歌的水准有多好，而是很有可能古典或故土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击中了每个人的“自我”。
《齐鲁周刊》：读书笔记《纸别裁》，阐述了你的阅读世界和观点。阅读会把你的写作带向何方？
李瑾：作家两个任务，一个是创作，比这个重要的是另一个，即阅读，阅读包括读书本和读社会。《纸别裁》是我2016年的地铁读书笔记，这种读法和写法在出版界尚属先例。我读书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发现自己。读书一方面能够让个体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自我，另一方面能够向内不停地开掘自己。通过读书，可以探索“我是谁”“为什么是我”这样的哲学命题。在这个意义上，读书是为了把自己从芸芸众生中突出和辨认出来，如果不用文字对自己进行清洗，个人始终是浑浊的、漂浮的，更不用说进行创作，通过“反刍”，反哺读者。读不读是自由的，读什么是自由的，怎么读是自由的。觉得快乐就是自由，就是目的，就是超越。当然，不要把读书看得过于清高，读书“不过是一种生活状态或方式、一种兴趣、一种自以为是的快乐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