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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之人读书如同行山，穿越陡峭或蜿蜒的山间小径，留下深深浅浅的足迹，才能看到远方美丽的风景。我们常常会为足迹的重叠而欣喜，因为寻觅与分享，是读书最大的愉悦。
作为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经常会被问到一个尴尬的问题：“社会学是学什么的？”有一个听起来挺敷衍的回答：“社会学是学社会的。”别急着发笑，先想想：社会由人类创造，但什么时候开始，社会竟复杂到需要学习？这倒是一个好问题了。
社会学伴随着现代社会出现。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变化大得仅仅用“翻天覆地”不足以形容。大至民族国家、政府组织，小至工厂、学校，几乎我们现在熟悉的一切，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出现了越来越多无法解释的问题，于是社会学便应运而生。随着学习的深入，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那些为人们称道的现代性优点——技术进步、物质丰富、制度完善、分工明确等等，其实都是一把把双刃剑，稍不留神便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人类像站在万尺高空的钢丝上，进亦难退亦难。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写过一本很有趣的书《现代性与大屠杀》。他对二战期间惨绝人寰的犹太人大屠杀进行了社会学分析，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是现代性引起了这场大屠杀。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屠杀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重点在于，好几种“正常”的现代性要素一旦结合起来，却导致了十分恐怖的后果。
大屠杀是现代性的“正常”因素结合而成的不正常后果。一般来说，这些现代性因素各自作用的时候，是现代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基础，并且被视为文明的进步、人类的胜利。但是，当这些要素共同作用时，却产生了大屠杀。
园艺社会——现代主义者之梦
鲍曼提出了“园艺社会”这个概念。在现代主义者看来，社会可以通过制订计划、有意识的设计来进行改造，从而建造出完美的社会。“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如果说前现代是任由社会自然发展的过程。那么现代社会则变成了花园，需要园丁（即人类）随时的设计、培育、修剪，以维持花园的秩序和整洁。在这种理想的指导下，所有行动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而且唯有如此，行动才能获得合法性。将大屠杀置于园艺社会的背景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大屠杀其实是一个所谓清除杂草的过程。大屠杀是有目的的种族灭绝行为，但在奉行诸如纳粹主义的人心中，它的结局不是灭绝，而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人为的完美社会。
现代的种族主义者将犹太人塑造为天生劣等的群体，存在着无法挽救的内在缺陷。即使在这样一个人定胜天的时代，无论用什么方法，他们也无法被改造成为适合这个社会的人。杂草永远不可能变成鲜花，因此，他们只能被驱逐或者消灭。
实际上。犹太人并没有一开始就遭到屠杀。清理行动是从驱逐开始的。但是，纳粹主义者从一开始就以国际为目标，而非局限在某个领土。随着纳粹在欧洲的扩张。驱逐到别国已经无法解决问题，唯一的方法是绝对的清理，也就是消灭。
现代理性工具——科层组织与工具理性
在构建园艺社会的过程中，官僚体系完美地执行了清理的任务。官僚体系的天生技能——高效、中立，自然利于大屠杀进行；但哪怕是其不足之处——目标替代。此时也成为优点。对身处官僚体系各个阶层的人而言。他们对最终目标无需有什么认识，只要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即可。在这里通行的是绝对的工具理性，“重要的只是效率和降低它们执行的成本”。无论对官僚体系本身，还是处在体系中的人而言，道德都是无关重要的。行动逻辑被简化成“目标一手段”，也正是这个原因，官僚制成为执行大屠杀最有效的工具。高效中立与目标替代两者共同作用，官僚制完美地执行了种族屠杀任务。
一旦确立了“清除杂革”这一目标。官僚制便会寻找最合适的手段去达成。在官僚制眼中，屠杀是执行清理任务的最可行、最便捷的方法，因此便被采纳。
集中的暴力
在官僚制与大屠杀之间，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被集中起来的暴力。只有当暴力成为官僚体系的特权时，大屠杀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落实。
我们总有一种错觉，随着教育普及、制度完善，我们构建了一个“文明社会”，在此其中，似乎一切暴力都被驱逐：前现代社会里充斥着个人使用暴力的现象，体格强壮的人更有生存优势；但是现代文明社会是一个大家彬彬有礼的时代，以往诉诸暴力解决的各种现象，现在可以通过文明的制度解决。但是，鲍曼认为，现代化非暴力特征不过是一个幻觉。真实是暴力并没有消失，而是从日常生活中退场，被国家权力集中起来。受个体之外的力量控制。一边是手握暴力的统治者，一边是无法与之对抗的柔弱市民，当暴力被监管者用来对付社会时，社会根本无力抵抗。
在这种情况下，当官僚体系认为，暴力是达成目标的最有效手段时，暴力可以轻易被利用起来。
在社会学三巨头之一——韦伯关于现代性的经典论述中，他将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他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人类的行动几乎完全趋于合理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正是新教伦理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并带来了早期资本主义的繁荣。在韦伯看来，那是一段短暂的黄金时期，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合二为一。但是，人类的经济活动逐渐内生出自我发展的动力，再也不需要借助宗教伦理。这时，工具理性成为人类行动的首要逻辑。
宗教之根枯萎以后，价值理性是否就消失了？并没有。驱逐了上帝之后，彼岸世界消失了。但是，人类对自身的极度自信代替宗教，成为现代社会的信仰。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主义使人们相信，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必然越来越深入，人类以自身意志改造社会的能力必然越来越强，因此，社会一定是朝着更进步的方向前进。
园艺社会的设想和科学崇拜正是产生于这种信念之上。而在现代社会，这实际上成为一种价值理性。人类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并依照园艺社会的蓝图建设社会。通过科学的话语。犹太人问题被描述成“科学卫生问题”，犹太人与不洁、疾病关联在一起，最终就如对待病菌一样，以科学的名义将其消灭。纳粹大屠杀可以被理解为在价值理性的驱使下，利用工具理性的手段执行的一次事件。
本来。园艺社会的设想、官僚制，都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点，但是在德国，它们结合在一起。价值理性使其坚定，工具理性使其有效，大屠杀成为不可避免的悲剧。这场悲剧迫使人们反思曾引以为傲的现代社会，可悲的是。我们无法倒退回前现代社会。更无法止步不前。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反思、继续研究，试图以更文明的制度筑起防洪之墙。
作为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经常会被问到一个尴尬的问题：“社会学是学什么的？”有一个听起来挺敷衍的回答：“社会学是学社会的。”别急着发笑，先想想：社会由人类创造，但什么时候开始，社会竟复杂到需要学习？这倒是一个好问题了。
社会学伴随着现代社会出现。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变化大得仅仅用“翻天覆地”不足以形容。大至民族国家、政府组织，小至工厂、学校，几乎我们现在熟悉的一切，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出现了越来越多无法解释的问题，于是社会学便应运而生。随着学习的深入，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那些为人们称道的现代性优点——技术进步、物质丰富、制度完善、分工明确等等，其实都是一把把双刃剑，稍不留神便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人类像站在万尺高空的钢丝上，进亦难退亦难。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写过一本很有趣的书《现代性与大屠杀》。他对二战期间惨绝人寰的犹太人大屠杀进行了社会学分析，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是现代性引起了这场大屠杀。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屠杀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重点在于，好几种“正常”的现代性要素一旦结合起来，却导致了十分恐怖的后果。
大屠杀是现代性的“正常”因素结合而成的不正常后果。一般来说，这些现代性因素各自作用的时候，是现代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基础，并且被视为文明的进步、人类的胜利。但是，当这些要素共同作用时，却产生了大屠杀。
园艺社会——现代主义者之梦
鲍曼提出了“园艺社会”这个概念。在现代主义者看来，社会可以通过制订计划、有意识的设计来进行改造，从而建造出完美的社会。“现代文化是一种园艺文化，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想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完美安排的设计。”如果说前现代是任由社会自然发展的过程。那么现代社会则变成了花园，需要园丁（即人类）随时的设计、培育、修剪，以维持花园的秩序和整洁。在这种理想的指导下，所有行动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而且唯有如此，行动才能获得合法性。将大屠杀置于园艺社会的背景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大屠杀其实是一个所谓清除杂草的过程。大屠杀是有目的的种族灭绝行为，但在奉行诸如纳粹主义的人心中，它的结局不是灭绝，而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人为的完美社会。
现代的种族主义者将犹太人塑造为天生劣等的群体，存在着无法挽救的内在缺陷。即使在这样一个人定胜天的时代，无论用什么方法，他们也无法被改造成为适合这个社会的人。杂草永远不可能变成鲜花，因此，他们只能被驱逐或者消灭。
实际上。犹太人并没有一开始就遭到屠杀。清理行动是从驱逐开始的。但是，纳粹主义者从一开始就以国际为目标，而非局限在某个领土。随着纳粹在欧洲的扩张。驱逐到别国已经无法解决问题，唯一的方法是绝对的清理，也就是消灭。
现代理性工具——科层组织与工具理性
在构建园艺社会的过程中，官僚体系完美地执行了清理的任务。官僚体系的天生技能——高效、中立，自然利于大屠杀进行；但哪怕是其不足之处——目标替代。此时也成为优点。对身处官僚体系各个阶层的人而言。他们对最终目标无需有什么认识，只要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即可。在这里通行的是绝对的工具理性，“重要的只是效率和降低它们执行的成本”。无论对官僚体系本身，还是处在体系中的人而言，道德都是无关重要的。行动逻辑被简化成“目标一手段”，也正是这个原因，官僚制成为执行大屠杀最有效的工具。高效中立与目标替代两者共同作用，官僚制完美地执行了种族屠杀任务。
一旦确立了“清除杂革”这一目标。官僚制便会寻找最合适的手段去达成。在官僚制眼中，屠杀是执行清理任务的最可行、最便捷的方法，因此便被采纳。
集中的暴力
在官僚制与大屠杀之间，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被集中起来的暴力。只有当暴力成为官僚体系的特权时，大屠杀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落实。
我们总有一种错觉，随着教育普及、制度完善，我们构建了一个“文明社会”，在此其中，似乎一切暴力都被驱逐：前现代社会里充斥着个人使用暴力的现象，体格强壮的人更有生存优势；但是现代文明社会是一个大家彬彬有礼的时代，以往诉诸暴力解决的各种现象，现在可以通过文明的制度解决。但是，鲍曼认为，现代化非暴力特征不过是一个幻觉。真实是暴力并没有消失，而是从日常生活中退场，被国家权力集中起来。受个体之外的力量控制。一边是手握暴力的统治者，一边是无法与之对抗的柔弱市民，当暴力被监管者用来对付社会时，社会根本无力抵抗。
在这种情况下，当官僚体系认为，暴力是达成目标的最有效手段时，暴力可以轻易被利用起来。
在社会学三巨头之一——韦伯关于现代性的经典论述中，他将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他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人类的行动几乎完全趋于合理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正是新教伦理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并带来了早期资本主义的繁荣。在韦伯看来，那是一段短暂的黄金时期，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合二为一。但是，人类的经济活动逐渐内生出自我发展的动力，再也不需要借助宗教伦理。这时，工具理性成为人类行动的首要逻辑。
宗教之根枯萎以后，价值理性是否就消失了？并没有。驱逐了上帝之后，彼岸世界消失了。但是，人类对自身的极度自信代替宗教，成为现代社会的信仰。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主义使人们相信，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必然越来越深入，人类以自身意志改造社会的能力必然越来越强，因此，社会一定是朝着更进步的方向前进。
园艺社会的设想和科学崇拜正是产生于这种信念之上。而在现代社会，这实际上成为一种价值理性。人类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并依照园艺社会的蓝图建设社会。通过科学的话语。犹太人问题被描述成“科学卫生问题”，犹太人与不洁、疾病关联在一起，最终就如对待病菌一样，以科学的名义将其消灭。纳粹大屠杀可以被理解为在价值理性的驱使下，利用工具理性的手段执行的一次事件。
本来。园艺社会的设想、官僚制，都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点，但是在德国，它们结合在一起。价值理性使其坚定，工具理性使其有效，大屠杀成为不可避免的悲剧。这场悲剧迫使人们反思曾引以为傲的现代社会，可悲的是。我们无法倒退回前现代社会。更无法止步不前。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反思、继续研究，试图以更文明的制度筑起防洪之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