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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对一结束，我就跑去看母亲。“你要是在那里就好了！”我对她说。“大家都说我有你这样一位母亲真是很幸运。”
我们单位所有护士都对新来的帅哥住院医师和他讲的那些有趣的故事很感兴趣——当然，我除外。今天早上，他在讲住在他那个街区的疯狂拾荒女人的故事，用来取悦同事，但我却一直背对着他。
“嗯，今早我出去取报纸，”他说，“她也在那里，跟往常一样，推着她的购物车。只是这次车上有一个婴儿摇篮！”
“她为什么需要婴儿摇篮？”有人问。
“谁知道呢，”他说。“但她将小车直接推到了麦迪逊大道。”
“一位拾荒女人？”一位护士说。“在麦迪逊大道上？”
我离开他们，去查看病人表，看了一次又一次，甚至看第三次第四次，一直低着头，不让人看到我的脸有多么红。我心中的自我真的很想告诉他们事实真相。
“你们取笑的那个人是我母亲！她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那个婴儿摇篮不是给她的，是给她邻居的新生孙子的！”
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保持沉默，像以往一样。
在我的成长期，我从来都不会想象害怕提到我母亲。我不会害怕提到一位穿时髦皮草套装的风光时尚女性，我也不会害怕提到一位在20世纪40年代就获得了硕士学位的老师，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女性是不会那样做的。
但那位女士已不再存在。几年前，母亲在前门廊步梯上摔了一跤，做了脑手术。她活了下来，但这次事故严重地改变了她的个性。
她那些时装被破破烂烂的绿运动服和很多破洞的网球鞋取代了。她再也不是一位老师了，而是推着一辆旧的购物车在社区内闲逛。
那天晚上，我顺路去看她的时候，同事们的笑声还萦绕在我耳边。我看到她在她的“办公室”里，即她的起居室沙发四周半米宽的地方，在整理一沓杂货店购物收据。她脚边的地板上放着8只冻火鸡。她显得心情很不安。
“妈，怎么了？”
“我的开支超过计划了，”她说。“但这个社区还有人买不起感恩节火鸡。”
这是那次事故没有改变母亲个性的一部分：即帮助他人的意愿。她挨家挨户去为“畸形儿童基金会”募捐，给生病的邻居带去慰问食品，而且备有一篮子贴好邮票的明信卡，随时可以寄给需要鼓励的人。
近年来，母亲关注的是她自己的个人“杂货部”。她用自己那点微薄的退休金，保证让住在她那个街区的人都有足够吃的，并用她那辆钢制电动购物车亲自送货。那辆购物车就是我们医院新来的那位帅哥住院医师觉得很可笑的购物车。
“妈，为什么你要管这些事呢？”我说，然后用脚将一只冰冻火鸡踢开。“有人甚至都不会为此感恩。那次，你的邻居要给家人做一顿特别的晚餐，你为了给她找各种所需的食材，走遍了全城，你还记得吗？她甚至都没有说声感谢。”
“如果有人这样做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内心在告诉你他们需要更多的善良，”母亲说。
我能说什么呢？那次事故带走了她的逻辑。为什么她能够如此耐心地对待他人，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个谜。
几周后，我遇到这个神秘的谜了。那天，我去给一位朋友的朋友的新娘送礼会当帮手。来宾全都衣冠楚楚，光鲜吓人，但新娘本人却原来很粗鲁。
她大声训斥我在酒中加了太多的冰，还指责我餐巾摆放不对。如果这就是她的内心想告诉我她需要更多的善良，那我是不打算听的。母亲可以不在乎他人对她嘲笑还盯着她的钱，但我做不到。
毕竟，我来这里只是想为朋友帮个忙。我默默地给女宾们上蛋糕，心里发誓以后去帮忙一定要更认真地挑挑场所。然后，我尽快地退回到酒水处。母亲很幸运，有天使保护她免遭这个世界中小气吝啬的人的伤害。
我真希望在派对余下的时间内能够一直隐形，因为我担心我会受不了而尖叫。但是，突然之间，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我了。那位穿着最光鲜的女宾手捧着酒杯，用一根调羹指著我。“罗伯塔，”她说，“我刚意识到你母亲是谁！”
我畏缩在那里，等待着肯定会接踵而来的“有趣”故事。
“她是我们家的一位老朋友，是住在麦迪逊大道的一位退休教师，”这位女士开口说道，“她再也无法出去，而且担心自己要住进养老院。”来宾们互相嘀咕起来，他们全都知道一个有着类似背景的人。
“罗伯塔的母亲是一位济急的人。她给我们带来了一切，食品、药品等。我们把她叫做麦迪逊大道上的天使！”她一直不停地讲，直到所有人，甚至连那个非常势利的女主人都承认母亲的善良为止。然后，他们祝贺我是她的女儿。
派对一结束，我就跑去看母亲。“你要是在那里就好了！”我对她说。“大家都说我有你这样一位母亲真是很幸运。”
“真的吗？”母亲说。她显得很惊讶。“你知道的，大多数看到我推着购物车的人都是只盯着我笑。”
现在我也不得不放声笑了。母亲一直都知道人们的想法，她只是不让这些想法阻止她做好事而已。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样做的逻辑在哪？
作为麦迪逊大道上的天使的骄傲女儿，我要尽量将这个传统保持下去。是的，我对帮忙是有选择的，但现在我的选择是，我将尽可能多地去帮助他人。
侯医萍摘自《新民晚报》
我们单位所有护士都对新来的帅哥住院医师和他讲的那些有趣的故事很感兴趣——当然，我除外。今天早上，他在讲住在他那个街区的疯狂拾荒女人的故事，用来取悦同事，但我却一直背对着他。
“嗯，今早我出去取报纸，”他说，“她也在那里，跟往常一样，推着她的购物车。只是这次车上有一个婴儿摇篮！”
“她为什么需要婴儿摇篮？”有人问。
“谁知道呢，”他说。“但她将小车直接推到了麦迪逊大道。”
“一位拾荒女人？”一位护士说。“在麦迪逊大道上？”
我离开他们，去查看病人表，看了一次又一次，甚至看第三次第四次，一直低着头，不让人看到我的脸有多么红。我心中的自我真的很想告诉他们事实真相。
“你们取笑的那个人是我母亲！她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那个婴儿摇篮不是给她的，是给她邻居的新生孙子的！”
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保持沉默，像以往一样。
在我的成长期，我从来都不会想象害怕提到我母亲。我不会害怕提到一位穿时髦皮草套装的风光时尚女性，我也不会害怕提到一位在20世纪40年代就获得了硕士学位的老师，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女性是不会那样做的。
但那位女士已不再存在。几年前，母亲在前门廊步梯上摔了一跤，做了脑手术。她活了下来，但这次事故严重地改变了她的个性。
她那些时装被破破烂烂的绿运动服和很多破洞的网球鞋取代了。她再也不是一位老师了，而是推着一辆旧的购物车在社区内闲逛。
那天晚上，我顺路去看她的时候，同事们的笑声还萦绕在我耳边。我看到她在她的“办公室”里，即她的起居室沙发四周半米宽的地方，在整理一沓杂货店购物收据。她脚边的地板上放着8只冻火鸡。她显得心情很不安。
“妈，怎么了？”
“我的开支超过计划了，”她说。“但这个社区还有人买不起感恩节火鸡。”
这是那次事故没有改变母亲个性的一部分：即帮助他人的意愿。她挨家挨户去为“畸形儿童基金会”募捐，给生病的邻居带去慰问食品，而且备有一篮子贴好邮票的明信卡，随时可以寄给需要鼓励的人。
近年来，母亲关注的是她自己的个人“杂货部”。她用自己那点微薄的退休金，保证让住在她那个街区的人都有足够吃的，并用她那辆钢制电动购物车亲自送货。那辆购物车就是我们医院新来的那位帅哥住院医师觉得很可笑的购物车。
“妈，为什么你要管这些事呢？”我说，然后用脚将一只冰冻火鸡踢开。“有人甚至都不会为此感恩。那次，你的邻居要给家人做一顿特别的晚餐，你为了给她找各种所需的食材，走遍了全城，你还记得吗？她甚至都没有说声感谢。”
“如果有人这样做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内心在告诉你他们需要更多的善良，”母亲说。
我能说什么呢？那次事故带走了她的逻辑。为什么她能够如此耐心地对待他人，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个谜。
几周后，我遇到这个神秘的谜了。那天，我去给一位朋友的朋友的新娘送礼会当帮手。来宾全都衣冠楚楚，光鲜吓人，但新娘本人却原来很粗鲁。
她大声训斥我在酒中加了太多的冰，还指责我餐巾摆放不对。如果这就是她的内心想告诉我她需要更多的善良，那我是不打算听的。母亲可以不在乎他人对她嘲笑还盯着她的钱，但我做不到。
毕竟，我来这里只是想为朋友帮个忙。我默默地给女宾们上蛋糕，心里发誓以后去帮忙一定要更认真地挑挑场所。然后，我尽快地退回到酒水处。母亲很幸运，有天使保护她免遭这个世界中小气吝啬的人的伤害。
我真希望在派对余下的时间内能够一直隐形，因为我担心我会受不了而尖叫。但是，突然之间，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我了。那位穿着最光鲜的女宾手捧着酒杯，用一根调羹指著我。“罗伯塔，”她说，“我刚意识到你母亲是谁！”
我畏缩在那里，等待着肯定会接踵而来的“有趣”故事。
“她是我们家的一位老朋友，是住在麦迪逊大道的一位退休教师，”这位女士开口说道，“她再也无法出去，而且担心自己要住进养老院。”来宾们互相嘀咕起来，他们全都知道一个有着类似背景的人。
“罗伯塔的母亲是一位济急的人。她给我们带来了一切，食品、药品等。我们把她叫做麦迪逊大道上的天使！”她一直不停地讲，直到所有人，甚至连那个非常势利的女主人都承认母亲的善良为止。然后，他们祝贺我是她的女儿。
派对一结束，我就跑去看母亲。“你要是在那里就好了！”我对她说。“大家都说我有你这样一位母亲真是很幸运。”
“真的吗？”母亲说。她显得很惊讶。“你知道的，大多数看到我推着购物车的人都是只盯着我笑。”
现在我也不得不放声笑了。母亲一直都知道人们的想法，她只是不让这些想法阻止她做好事而已。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样做的逻辑在哪？
作为麦迪逊大道上的天使的骄傲女儿，我要尽量将这个传统保持下去。是的，我对帮忙是有选择的，但现在我的选择是，我将尽可能多地去帮助他人。
侯医萍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