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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到今年的海地、智利地震。“地震”一词频频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无法形容的伤痛。那么,地震,究竟能否预测?中国地震局预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汪成民约谈《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一个老地震工作者对中国地震预报工作的洞见、经历与反思。
中国地震局预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汪成民,1935年出生于上海,1960年留苏归国,一生从事地震前兆与地震预报研究,先后在中国科学院、中央地震办、国家地震局工作。
汪成民是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奇迹”的重要贡献者,作为中国第一代地震预报工作者,退休后他坚持地震预报研究,他是国家“863地震预测智能决策”课题的牵头人。
汶川地震后,73岁的汪成民带领中国地震局退休老专家进行了较为成功的三次余震预测,并深入四川灾区调查震前预报预测信息,写下《对汶川大震的预测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文。
李四光独排众议
《瞭望》:如何理性看待中国地震预报的水平?
汪成民:这是一个重要的也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地震学界应该首先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现在的地震预报水平。
假如最乐观者给地震预报水平打一百分,最悲观者是零分,在他们之间画上一条直线,那么在这条直线上就涵盖了所有地震学者不同观点的立足点。
最乐观的人认为现在地震预报已经过关,不需要再进行多少研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只要有力地组织实施,地震预报就能实现。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预报失败就应该实施问责。
最悲观的人目前不会非常明确地坦露观点,实际上从内心深处他们非常想说的是:地震预报绝对不是我们当代能做的事,是把共产主义的事情拿到社会主义来做。
《瞭望》:以上两种极端的观点,即非常乐观的和非常悲观的观点,都是少数派吗?
汪成民:是的。虽然持以上两种极端的观点的人,都是极少数派。但是实际上几乎每个地震专家对地震预报的水平认识都不完全一致,因此历史上围绕地震是否可以预报,怎样预报一直有争论。
1969年向周总理汇报的会议,说法跟调子也都不一样;1970年宣布国家地震局成立的那次会议,也是有争论的。有时周总理直接问:地震预测这件事能不能做?
这一场争论里,李四光独排众议。他认为,地震预报是可行的,不能等到地震预报在科学上完全解决了以后,国家才能开展这项工作。
负罪感与失落感
《瞭望》:有些乐观的人认为地震预报确实是过关了,现在地震预报就是地震局的责任问题。
汪成民:依据这种观点,预报不出来就是失误。对地震预报的艰巨性,它的复杂性和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认识得都不是很清楚。
也正是因为这种极端观点的存在,因此实际就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中国地震局系统,包括很多权威专家的思想,倾向于地震预报目前搞不出来。地震预报本身,这个题目有太大的压力,在压力的背后,又有很多利益驱动。
另外一些人,如果他说地震预报是完全可以的话,容易取得一些社会公众的赞誉。
假如你有一个失误,你就要承担非常大的压力,假如有一个成功,你就有非常大的荣誉。这是非常大的诱惑力,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说话就有水分了。
我想说明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的某种预报,谁预报了,或者谁漏报了,这些观点与判断要非常地慎重,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走司法部门解决中国足球腐败的办法,由外界介入,采取调研查证的方式。由当事者自我评说,永远说不清楚。
《瞭望》:如果预报成功了,就是一个天大的荣誉。如果有一点失误,就是一个最大的罪恶,这么大的压力把所有人都卷进去了?
汪成民:都卷进去了,没有人逃得脱,包括我本人。
为什么很多年来,我一直不愿谈这事,因为它太沉重。唐山地震后,有人写文章认为震前我本人没有什么预报,贴大字报、发调查表都是编造的。也有人认为:谁都没有老汪有水平,他事先有预报,创造了“青龙奇迹”。
青龙事件,不是一个明确的预报,青龙事件就是打招呼,大家最近要注意一下。事前是有情况的,而且恰好就在唐山这个地区,我点到唐山地区了,王春青回到青龙县报信,又碰到冉广岐这么一个好领导。
“只能采取‘可操作的实效预报’”
《瞭望》:那么,在这个阶段地震预报应该如何进行呢?
汪成民:我认为不能把地震预报的两个概念混在一起。一个概念是,“科学上的精确预报”,另一个概念是“可操作的实效预报”。
“科学上的精确预报”,是科学家坐在计算机前。预测要求精度高,科学上说得很清楚。但地震没过关,要长期研究机理。所以专家提出,目前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我就问,什么时候能报地震呢?他们说把所有机理搞清楚了以后,才能报地震。
我说,感冒机理清楚不清楚?感冒本身,假如完全弄清机理,怎么会有非典、甲流?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研究透的机理,这个机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那么,是不是感冒就不治了?非典就不治了?甲流就不治了?
不可能,老百姓要治。就运用现有的经验与技术,你不能说我现在没研究透,暂时拒之门外,这跟地震预报的道理完全一样。
所以要提出第二种地震预报概念,不是科学的精确预报,我把它叫做“可操作的实效预报”。
周恩来:打个招呼不行吗?
《瞭望》:你认为要反对关于地震预报的两种极端观点?
汪成民:一个方面一定要大力反对地震不可预测的观点。宣传地震预测我们现在无能为力,这是不对的;另外一方面,不能过于乐观,看不到科学上的艰巨、复杂性,一两次成功就认为地震预报已经过关,地震预报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
这两种极端观点,都不是实事求是。我认为既要认清地震预报没过关的现实,又要相信我们面临地震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假如工作做得好的话,也能使灾害避免,这个才是我的观点,也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瞭望》:周恩来总理讲过,让地震预报工作者力争在大震发生前打个招呼。
汪成民:我们向周总理当面请示过,目前很难达到准确预报三要素:地点、时间、震级,怎么办?总理说,精确的科学预报暂时做不到,你们力所能及地、实事求是地向政府打个招呼不行吗?
假如预测得比较确切,地点比较明确,政府部门当然比较容易应对。如果只有一个预测方向,一个大体的时段怎么办呢?我也请示过总理联络员刘西尧,他说:若情况严重,就需给中央报告,实事求是说你们对此有几分把握,让政府心中有数。
这种打招呼的方法与“科学的精确的预报”当然有区别,但仍然能取得防震减灾的良好效果。
《瞭望》:地震预报没有过关的情况下,又难以避免虚报。
汪成民:我个人认为,要有思想准备,就是有可能有预报失误。要是政府领导能理解,就是失误几次以后,能换来一次比较大的成功,这个就值。有这样的理念,地震预报完全可以搞得非常好。这就是一种地震社会学,因为预报必须要通过政府,必须要通过群众。
《瞭望》: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具体有哪些办法?
汪成民:在地震预测指挥上,要采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以高度的责任心,对每个蛛丝马迹进行追踪、分析,地震预测的各级领导必须对预测具有充分的信心,把地震预测作为己任,不容许任何犹豫不决,若不搞地震预报,那还要地震局干吗?
中国地震局预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汪成民,1935年出生于上海,1960年留苏归国,一生从事地震前兆与地震预报研究,先后在中国科学院、中央地震办、国家地震局工作。
汪成民是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奇迹”的重要贡献者,作为中国第一代地震预报工作者,退休后他坚持地震预报研究,他是国家“863地震预测智能决策”课题的牵头人。
汶川地震后,73岁的汪成民带领中国地震局退休老专家进行了较为成功的三次余震预测,并深入四川灾区调查震前预报预测信息,写下《对汶川大震的预测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文。
李四光独排众议
《瞭望》:如何理性看待中国地震预报的水平?
汪成民:这是一个重要的也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地震学界应该首先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现在的地震预报水平。
假如最乐观者给地震预报水平打一百分,最悲观者是零分,在他们之间画上一条直线,那么在这条直线上就涵盖了所有地震学者不同观点的立足点。
最乐观的人认为现在地震预报已经过关,不需要再进行多少研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只要有力地组织实施,地震预报就能实现。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预报失败就应该实施问责。
最悲观的人目前不会非常明确地坦露观点,实际上从内心深处他们非常想说的是:地震预报绝对不是我们当代能做的事,是把共产主义的事情拿到社会主义来做。
《瞭望》:以上两种极端的观点,即非常乐观的和非常悲观的观点,都是少数派吗?
汪成民:是的。虽然持以上两种极端的观点的人,都是极少数派。但是实际上几乎每个地震专家对地震预报的水平认识都不完全一致,因此历史上围绕地震是否可以预报,怎样预报一直有争论。
1969年向周总理汇报的会议,说法跟调子也都不一样;1970年宣布国家地震局成立的那次会议,也是有争论的。有时周总理直接问:地震预测这件事能不能做?
这一场争论里,李四光独排众议。他认为,地震预报是可行的,不能等到地震预报在科学上完全解决了以后,国家才能开展这项工作。
负罪感与失落感
《瞭望》:有些乐观的人认为地震预报确实是过关了,现在地震预报就是地震局的责任问题。
汪成民:依据这种观点,预报不出来就是失误。对地震预报的艰巨性,它的复杂性和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认识得都不是很清楚。
也正是因为这种极端观点的存在,因此实际就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中国地震局系统,包括很多权威专家的思想,倾向于地震预报目前搞不出来。地震预报本身,这个题目有太大的压力,在压力的背后,又有很多利益驱动。
另外一些人,如果他说地震预报是完全可以的话,容易取得一些社会公众的赞誉。
假如你有一个失误,你就要承担非常大的压力,假如有一个成功,你就有非常大的荣誉。这是非常大的诱惑力,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说话就有水分了。
我想说明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的某种预报,谁预报了,或者谁漏报了,这些观点与判断要非常地慎重,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走司法部门解决中国足球腐败的办法,由外界介入,采取调研查证的方式。由当事者自我评说,永远说不清楚。
《瞭望》:如果预报成功了,就是一个天大的荣誉。如果有一点失误,就是一个最大的罪恶,这么大的压力把所有人都卷进去了?
汪成民:都卷进去了,没有人逃得脱,包括我本人。
为什么很多年来,我一直不愿谈这事,因为它太沉重。唐山地震后,有人写文章认为震前我本人没有什么预报,贴大字报、发调查表都是编造的。也有人认为:谁都没有老汪有水平,他事先有预报,创造了“青龙奇迹”。
青龙事件,不是一个明确的预报,青龙事件就是打招呼,大家最近要注意一下。事前是有情况的,而且恰好就在唐山这个地区,我点到唐山地区了,王春青回到青龙县报信,又碰到冉广岐这么一个好领导。
“只能采取‘可操作的实效预报’”
《瞭望》:那么,在这个阶段地震预报应该如何进行呢?
汪成民:我认为不能把地震预报的两个概念混在一起。一个概念是,“科学上的精确预报”,另一个概念是“可操作的实效预报”。
“科学上的精确预报”,是科学家坐在计算机前。预测要求精度高,科学上说得很清楚。但地震没过关,要长期研究机理。所以专家提出,目前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我就问,什么时候能报地震呢?他们说把所有机理搞清楚了以后,才能报地震。
我说,感冒机理清楚不清楚?感冒本身,假如完全弄清机理,怎么会有非典、甲流?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研究透的机理,这个机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那么,是不是感冒就不治了?非典就不治了?甲流就不治了?
不可能,老百姓要治。就运用现有的经验与技术,你不能说我现在没研究透,暂时拒之门外,这跟地震预报的道理完全一样。
所以要提出第二种地震预报概念,不是科学的精确预报,我把它叫做“可操作的实效预报”。
周恩来:打个招呼不行吗?
《瞭望》:你认为要反对关于地震预报的两种极端观点?
汪成民:一个方面一定要大力反对地震不可预测的观点。宣传地震预测我们现在无能为力,这是不对的;另外一方面,不能过于乐观,看不到科学上的艰巨、复杂性,一两次成功就认为地震预报已经过关,地震预报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
这两种极端观点,都不是实事求是。我认为既要认清地震预报没过关的现实,又要相信我们面临地震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假如工作做得好的话,也能使灾害避免,这个才是我的观点,也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瞭望》:周恩来总理讲过,让地震预报工作者力争在大震发生前打个招呼。
汪成民:我们向周总理当面请示过,目前很难达到准确预报三要素:地点、时间、震级,怎么办?总理说,精确的科学预报暂时做不到,你们力所能及地、实事求是地向政府打个招呼不行吗?
假如预测得比较确切,地点比较明确,政府部门当然比较容易应对。如果只有一个预测方向,一个大体的时段怎么办呢?我也请示过总理联络员刘西尧,他说:若情况严重,就需给中央报告,实事求是说你们对此有几分把握,让政府心中有数。
这种打招呼的方法与“科学的精确的预报”当然有区别,但仍然能取得防震减灾的良好效果。
《瞭望》:地震预报没有过关的情况下,又难以避免虚报。
汪成民:我个人认为,要有思想准备,就是有可能有预报失误。要是政府领导能理解,就是失误几次以后,能换来一次比较大的成功,这个就值。有这样的理念,地震预报完全可以搞得非常好。这就是一种地震社会学,因为预报必须要通过政府,必须要通过群众。
《瞭望》: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具体有哪些办法?
汪成民:在地震预测指挥上,要采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以高度的责任心,对每个蛛丝马迹进行追踪、分析,地震预测的各级领导必须对预测具有充分的信心,把地震预测作为己任,不容许任何犹豫不决,若不搞地震预报,那还要地震局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