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4年，全球经济总体上仍行进在缓慢复苏的道路上。但随着一些新的影响因素的不断涌现，全球经济在总体保持“常态”运行的情况下，分化与动荡亦成为描绘全球经济的关键词。

发达经济体增长表现不一

　　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总体持续巩固，增长速度有所提高，但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水平表现各不相同。2015年1月2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报告显示，2014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为1.8%，较2013年提高0.5个百分点，预计2015年将继续攀升至2.4%。具体来说，美国经济复苏持续巩固，增长势头强劲;欧元区经济扭转了上年度的负增长，但仍保持低位;日本经济出现下滑，徘徊在零增长的边缘。
　　2014年10月美国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14年第一季度 GDP年化环比增长-2.1%。但进入第二季度，迅速增加的家庭消费和商业投资以及更平衡的贸易刺激了美国整体经济的增长，从而使GDP年化环比增长4.6%，第三季度更是达到5.0%的高水平。IMF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4%，较2013年提高0.2个百分点，并预测2015年将达到3.6%，为2001年以来的最高增长水平。
　　IMF估计2014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0.8%，较2013年提高1.3个百分点。对于2014年的日本经济，IMF估计全年增长率为0.1%，较2013年下降1.5个百分点。受消费税上升影响的消费动力不足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大幅收缩，成为掣肘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展望未来几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走势，以下三个因素值得关注。一是美国经济能否维持当前的良好复苏态势。目前来看，美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较强并且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受外部经济疲弱走势的影响较小，同时经济复苏的微观基础坚实，企业和家庭信心普遍改善，银行体系和家庭负债表逐步修复。随着美国消费者财务状况的大幅改善、财政紧缩拖累效应的逐渐减弱以及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复苏，人们对美国经济增长仍保持较高预期，甚至认为美国经济正“王者归来”。但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美国家庭负债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仍高达108%，同时家庭收入增幅有所趋缓，家庭去杠杆化任务仍十分艰巨。此外，房市反弹仍存较大的不确定性，美元走强也将掣肘出口增长。这些都会给经济复苏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增加维持强劲增长的变数。
　　二是欧洲经济走出低迷的可能性。2014年11月初，欧洲央行理事会终于一致同意注资1万亿欧元用于购买担保债券和资产支持债券，以避免欧元区经济陷入通缩泥潭。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随之从2万亿欧元扩大到3万亿欧元的峰值。如果欧元区继续面临日本式通缩威胁，此举也为将来出台大规模购买国债举措铺平道路。欧洲央行理事会还决定将再融资利率保持在0.05%的超低水平。如此大规模且长时间的宽松货币政策，在防止经济进一步恶化的同时也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埋下了隐患。如果缺乏实体经济相应的且有力的投资与增长支撑，欧洲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则很难完全排除。
　　三是“安倍经济学”的最终效能。2013年“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射出后，由于“安倍经济学”预期效应提振了市场信心，日本经济实现了1.5%的增长率。但自2014年以来，市场对“安倍经济学”的政策预期开始减退，日本经济停滞的征兆亦随之出现。究其原因，则主要在于“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迟迟没有射出，而此前的政策并未触及老龄化、生产率下降、农政改革进展缓慢等掣肘日本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同时消费税的增加抑制了居民消费增长。由于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目标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撑。

美欧日货币政策背道而驰

　　2014年10月29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停止继续购买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这表明自2008年11月以来美国推出的非常规数量宽松货币政策（QE）至此结束。自美联储推出资产购买计划以来，美国经济复苏得以逐步巩固，随着就业岗位的增加和失业率的持续降低，劳动力市场明显改善，家庭支出适度增长。这既显示出美国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也为货币政策的调整打下了基础。早在2013年6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放风说美国货币政策将进行调整，故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应该说是早有预期，但这并未消除市场对美国“退出”政策的种种担忧。对美国而言，美联储停止资产购买计划意味着美国国内流动性的减少，这会给美国国债市场和股市带来负面影响。在美联储发表声明当日，美国股市应声下跌。尽管美联储坚称在退出QE后会长时期保持低水平的基准利率，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提升，认为长期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不可避免。尽管加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因低利率造成的市场扭曲和资源错配，但这将给美国经济带来何种影响还有待观察，毕竟其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对其他经济体而言，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将给其带来巨大压力。一方面，美国逐渐收紧流动性可能造成其他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进一步外逃，货币贬值，并冲击其脆弱的银行体系;另一方面，其他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不得不进行适应性调整，从而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
　　尽管美联储已经开始退出数量宽松，并可能在2015年中进入升息通道，但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却继续实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张性货币政策。2014年6月5日，欧洲央行决定将基准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0.15%，使之创历史新低;将应急隔夜贷款利率下调35个基点至0.40%;将银行隔夜存款利率首次下调至负数，为-0.10%。9月4日，欧洲央行举行例行货币政策会议，并将欧元区所有利率下调至历史新低，其中基准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0.05%，隔夜贷款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0.30%，银行隔夜存款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0.20%，以应对低通胀，并为脆弱的欧元区经济复苏提供支持。2014年11月，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月度新闻发布会上声称，欧洲央行计划以2012年初的水平为目标来扩大其资产负债表规模，这一规模大约为3万亿欧元，并表示欧洲央行将很快开始购买资产支持债券（ABS），购买计划至少持续两年时间。2014年10月31日，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为了进一步地刺激经济，日本央行将进一步扩大此前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将基础货币的增加规模从每年的60万亿～70万亿日元扩大到约80万亿日元，将国债购买规模从每年的50万亿日元扩大到80万亿日元，同时将增持国债的最长期限从7年延至10年。此外，日本央行决定增加购买高风险的股市联动型基金，在未来一年还将购买3万亿日元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和900亿日元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美国与欧日等重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长期背道而驰，将大大增加全球经济平稳运行的风险。随着美国退出数量宽松政策，是否加息就成为美国货币政策走向的关注点。一旦通胀抬头，美联储在2015年上半年加息的概率便会加大。在美国银根收紧的同时，欧日却在继续加大刺激力度，这种反向的宏观政策将产生多种效应，其中最显性的是汇率波动。美元升值对欧日出口复苏有利，但同时会引起资本向美国汇聚，从而抵消欧日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美元汇率如果出现大幅振荡，还将引起全球资产价格和资本大规模异动。这些都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动荡的诱发因素。

新兴经济体增长日益分化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的进一步放缓，表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结束此轮高速增长周期。IMF数据显示，在1981～1999年期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年均增长率为3.6%，同期美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3.4%;2000～2012年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年均增长率跃升至6.2%，而同期美国的GDP年均增长率降至1.9%;2013年和2014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长率开始降至5%以下，分别为4.7%和4.4%。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安德斯·阿斯朗德的一份报告显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之所以开始放缓，主要在于支撑其增长的一些重要因素已经发生周期性改变。具体而言，这些变化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最大规模的信贷已经结束;二是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结束;三是投资周期已转入下滑期;四是改革周期出现空白;五是发达经济体的开放周期发生改变。由此，新兴经济体赶超潜力出现下降，从而结束近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下一个十年经济增速将下降至4%，全球经济的收敛进程也随之放缓甚至停止。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各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分化不断加大。IMF数据显示，2014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为4.4%，比2013年下降0.3个百分点，延续了2010年以来的持续下滑。究其原因，内需支撑不力、外需持续低迷成为拖累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等因素也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2014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相对较高，为6.5%，较2013年下降0.1个百分点。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减速较为显著，2014年GDP增长率分别为1.2%和0.9%，较2013年分别下降1.6个和1.3个百分点。分国别来看，2014年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南非和俄罗斯经济下滑幅度较大，而印度的经济表现则有望好于2013年。IMF数据显示，2014年巴西、南非和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3%、1.4%和0.2%，较2013年分别下降2.4个、0.8个和0.7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4%，较2013年下降0.4个百分点;印度经济增长率为5.8%，较2013年提高0.8个百分点。而对于2015年经济增速，IMF预测，中国将进一步放缓至6.8%，而俄罗斯则为-3.0%。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速的分化，将拖累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并可能由此带来利益上的分化，从而影响相互之间的合作。
　　为了保增长、促发展，一些主要新兴经济体开始谋划和实施新一轮的改革措施，以创造改革红利和制度红利来消解人口红利日益减少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主要新兴经济体新一轮改革的范围、力度和成效将对新兴经济体经济的总体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改革内容包括15个领域、60项具体任务。在印度，2014年5月新总理莫迪上台后随即启动了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计划，内容包括加大投资、推动工业增长、改善营商环境和严控财政赤字等。中印两国的改革所释放出来的“红利”，将直接决定它们能否继续保持目前的中高速可持续增长局面。同时，巴西、俄罗斯经济颓势能否得到遏制，亦会对整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带来重要影响。

债务对复苏巩固威胁加大

　　近年来，尽管人们热衷于讨论缓解债务负担的“去杠杆化”问题，但事实却是全球私人和公共部门债务的不断攀升。日内瓦世界经济报告显示，2001年涵盖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全球总负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160%;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这一比例约为200%;2013年，这一比例再度升至215%。对于富裕的发达国家而言，公共部门债务居高不下已侵蚀了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并掣肘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IMF预测数据显示，2014年发达经济体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为105.7%，较2013年提升0.2个百分点。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均有不同程度上升，政府仍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其中，日本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高达245.1%，财政的可持续性经受巨大考验。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水平也有所上升。IMF预测数据显示，2014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为2.1%，比2013年上升0.4个百分点;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为40.1%，比2013年上升0.8个百分点。其中，债务水平较高的拉美与加勒比地区这一比例为50.6%，而表现较好的独联体国家这一比例为18.9%。2014年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预计分别为65.8%、40.7%、60.5%、15.7%和47.9%。尽管财政状况总体好于发达经济体，但由于一些国家应对债务风险的能力较弱，债务水平的攀升为这些国家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增添了较大的不确定因素。对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私人部门的债务仍在继续快速增长，若不加以遏制，势必成为威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巨大隐患。从历史经验来看，所有的“经济奇迹”都会在债台高筑之后宣告结束。上个世纪意大利、日本、亚洲“四小虎”、爱尔兰、西班牙等经济体的高速增长都随债务攀升而落幕。 　　债务水平高企必然要求维持较低水平的利率，因为更高的利率水平意味着债务人面临更大的还债压力。但是全球利率水平总体低落，借款成本降低，从而又加速债务累积。低利率和资产价格上升并存，使资产负债表看上去不那么捉襟见肘。然而，一旦出现全球杠杆危机——资产价格下跌迫使信贷紧缩——或流动性危机，资产价格就将进一步下跌，并形成恶性循环。一些经济体目前已经出现低通胀、低增长和高负债这一“有毒组合”不断积累的趋势，去杠杆化既迫在眉睫，又任重道远。

地缘政治走势不容忽视

　　在国际事务中，政治与经济的联动效应一直存在，并且呈现不断强化的发展态势。在分析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势时，以下地缘政治经济因素值得关注。其一，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范围、强度和持续时间。乌克兰危机引发了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对俄罗斯实施多轮经济制裁，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增长迅速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增速放缓、资本外逃、卢布贬值和贸易减少等。同时，为了应对西方国家的制裁，俄罗斯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裁措施，其影响正逐步显现。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已对国际贸易流向以及国家间的亲疏产生影响，俄罗斯不断加强同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以寻求替代市场。如果制裁持续并不断强化，不仅会影响到俄罗斯以及与其经济关系密切国家的经济，而且会波及相关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
　　其二，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及其影响。2014年，全球恐怖主义活动频现，规模与影响有所扩大。作为世界能源重镇的中东，其稳定与否与恐怖主义势力的消长密切相关，进而会影响石油供应及价格，世界经济复苏的进一步巩固亦会受到威胁。此外，2015年1月法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欧洲多国政府加大了打击恐怖主义力度，这已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直接影响。
　　其三，国家间的领土争端与国家内部的分裂主义。目前，世界上仍有一些国家间存在边界与领土争端，在矛盾激化时，相关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往往受到很大冲击，并对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构成挑战。例如，日本和韩国竹岛（独岛）领土争端、中国和日本钓鱼岛领土争端，不仅严重影响中日和韩日政治关系，也直接损害相互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并给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顺利进行蒙上阴影。此外，不排除中东等热点地区的领土争端和内部冲突在一定范围内升级的可能，一旦形势得不到有效控制并卷入其他主要国家，毫无疑问也将波及全球经济增长。
　　总之，未来几年，全球经济的风险犹存，彻底摆脱危机影响的动力仍显不足，缓慢复苏成为常态。在这一常态之下，全球经济复苏不均衡发展态势日益明显，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双速复苏的差距收窄，主要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仍将持续分化，并且全球经济在分化与动荡中不断进行深刻调整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