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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國本土宗教的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 很早就随着中华民族对外交流走向世界。特别是对汉文化圈中的周边诸国影响深远。其中，在日本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特定的道教实体。但在中日交流史中道教思想在日本的传播留下了深深地足迹。本文在中日交流视域下，解析东汉至明清时期的道教思想在日本的传播过程及特征。
关键词：中日交流；道教思想；日本；传播
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 很早就随着中华民族对外交流走向世界。特别是对汉文化圈中的周边诸国影响深远。其中，在日本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特定的道教实体。但是， 道教思想在与日本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的过程中，道教思想深深地积淀到日本民族文化性格的底层之中。在中日交流史中道教思想在日本的传播留下了深深地足迹。
一、道教初创期与中日正式的官方往来
在中日交流史中有关道教思想东传日本的记述，首先是战国时期燕齐方士海上求仙活动，接着是秦朝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二者的确实性，因史料不足，中日学者众说纷纭，需更多的史料来佐证。而 《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中记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即公元57年，汉光武帝赐印给倭国。这是中国史书对日本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记载。这枚金印也成为中日两国交往的证明，这也说明东汉时中日两国通过朝贡与册封进行了文化往来。而伴随着《太平经》的问世与传播及五斗米道、太平道的兴起，道教成为有组织的独立宗教正是在东汉末年时期。此时的道教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带有较强的民间宗教色彩，主要活动下层劳动民众中，奉老子为教主，宗教活动内容有阴阳五行、符水咒说、鬼神崇拜等。因此，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原生态式的宗教并不是某人于某时创造出来的，其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在中国汉代社会环境中逐渐成长起来的[1]。而中日两国也是此时代建立了正式的官方联系。
二、道教成熟期与中日交流过渡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的葛洪从神仙方术的角度发展道教，完成《抱朴子》，提出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为官方道教奠定理论基础。北魏著名道士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创立北天师道。使道教“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炼”。且将帝王和贵族吸收入道。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协调并密切了道教与统治阶层的关系。改革后的天师道能够广泛传播，并一度成为北魏国教。而南朝刘宋时庐山道士陆修静注重义理，依据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吸收佛教仪式，对南方的天师道进行改革。总之，此时期出现了众多的道教改革家、理论家，编制了经典，丰富了理论，具备了一些宗教仪式和清规戒律，完成了道教从民间走向官方的进程。至魏晋南北朝为止，道教的发展特征由原始道教向官方道教发展。[2]
魏晋南北朝时战乱不断，大批中原人或难逃吴越，或北迁东北、朝鲜一代。其中，北迁朝鲜的汉人大量集团式东渡日本，形成了中国人移民日本的高潮[3]。而此时期，造船业发展的同时，航海知识与技术也进一步提高。中日双方交往密切，是承接秦汉与隋唐的历史阶段， 为日本弥生时代与大和时代前期。中日两国文化由间接向直接交流的过渡期，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东汉末年，中央集权削弱，混战不已，其中地方割据势力的公孙氏设置带方郡于朝鲜半岛南部，之后曹魏打败公孙氏，势力扩展到此地。此时，日本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为巩固自身政权，通过朝鲜半岛南部的带方郡积极推进与曹魏通好。《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她曾经多次派遣使者并朝贡，受到了魏帝曹睿的接见。《晋书》中记载了她最后一次遣使入贡的情况，由此得知，其与中国往来至西晋时期，此后，因中日朝三国的动乱不稳，150年间无中日交往记载。直至南北朝时期，与南朝交往密切。约4世纪中叶，大和朝统一日本，据《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记载，大和政权成立之初向中国称臣，5世纪前后，大和朝廷进攻朝鲜半岛。即在日本“远交近攻”的政策下，中国南朝文化逐渐传入日本。另一方面，百济为加强与日本的友好关系，通过文化输入的方式换取军事援助，而大和政权通过移民输入的先进文化进行各方面改革，巩固天皇制，为进一步接受包括道教在内的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为隋唐时期的大交流奠定了基础。
三、道教繁盛期与中日文化交流繁荣期
公元6世纪至9世纪为中国隋唐时期，此时为日本飞鸟时代、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前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繁荣期。此时期的中日交流路线以直接渡海为主。交流方式主要为使节人员往来，派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到中国。特别是唐朝时期，“出于对唐朝文化的向往和学习，日本开始源源不断的派出遣唐使，并以此为桥梁，来吸收先进的唐文明，以推动着古代日本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4]”。他们深入中国进行多方面的学习， 吸取中国文化精华， 归国后协助朝廷推动日本社会发展。隋朝时期的宗教格局基本以佛教为支撑，佛教成为隋朝国教，进入极盛阶段。而道教的地位有所下降，相比之下影响甚微。公元6世纪中叶，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得到圣德太子的推展，此时期的日本佛教由奈良时代国家性、学术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时代转变成民间化的佛教。而佛教文化在唐朝昌盛发展并传播广泛的同时，中国道教在此时经南北朝后发展为唐代的“皇族宗教”，社会影响日益增强。唐朝王室自称为太上老君后裔，尊崇道教为三教之首。唐朝对宗教事务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其中，道士隶属宗正寺，有名的道士受到朝廷礼遇。此外，以《道德经》为科举考试科目，唐代研究老庄思想蔚然成风，正式刊行第一部道藏道教科仪《开元道藏》，道教在教理教义及斋醮仪式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道教宫观遍布全国，且规模日宏大。
四、道教持续发展期与中日交流衰弱期
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即中国五代宋元时期，日本是平安时代后期、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前期。其中，五代十国时期因战争和频繁的政权更迭，为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此时日本也处在政权转折期。宋代皇帝崇道、人民也热衷，宋代道教的管理机制、理论、著作及派别等都获得发展，出现众多道教思想家、形成一批道教劝善书。从战乱中“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难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毁”的衰败局面中逐渐恢复。元朝统治者也扶持道教，道教的教团组织兴盛，形成了北方以全真道为代表，南方以正一道为中心的格局。此时期的中日交往方面，南宋和日本交往频繁，元朝时期由于京杭大运河的进一步挖通，航海技术的发展等诸多原因海船可以直达日本进一步促进了两国的经济贸易的往来与交流。此时期政治层面两国交流衰弱，交流方式较多表现为民间贸易，主要以五山僧人和武士阶层为中心，交流内容有佛教，儒学、文学书画等的交流，大量佛教书籍带入日本的同时，也夹杂着少许道教文献，并在寺院和神社中传播，此时期佛教文化的传入多于道教，同时。日本文化消化之前传入的道教，为密教、修验道、阴阳道和神道吸收融入民间宗教，此时期的禅僧对道教思想的关注促进了人们阅读老庄思想，神仙信仰也继续在日本传播。 五、道教衰落期与中日交流多样化
明代初期道教尚能得到统治者扶持 ，有一定地位，明代中叶以后， 道教与统治者的关系日渐疏远，社会地位下沉，在组织规模、教理教义等方面走衰微。清代统治者对道教缺乏信仰和了解，但是为笼络汉族，政治上利用道教，并严加防范。因此，此时期，统治者对道教重视程度的降低，使道教向民间发展。此时期为日本室町时代后期、安土桃山时代与江户时代。中日交流方式更加多样化，既有贸易，如明代的勘合留贸易，清代的信牌贸易，又有移民甚至战争。中日交流的内容既有物质方面的商品贸易，更有精神方面的佛教、儒学、文学、书籍的交流，江户时代日本接受了明代盛行的道教劝善书。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国家神道兴起，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无立足根基，但是道教思想对民间社会及文人学士仍有影响。[5]
中国传统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源泉，作为中國传统文化载体的道教为中华民族固有的、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传到日本的道教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初期主要是民间信仰的是来自朝鲜半岛或长江流域的归化人带来的神仙思想和方术等；其后是跟随遣隋使、遣唐使前往隋唐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们直接在当地学习构成道教要素的数术和方技学，与此同时，还在归国时带来了已经成书的道教经典 ”。这些道教元素与日本原有信仰相结合，随着时代变迁发生变化，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按照各自的理解接受了中国的道教思想。在中日交流过程中道教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受到两国的政权更迭的政治形势、本国的宗教政策、对外交流政策、交通条件及交流形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以朝鲜半岛为桥梁的间解传播至依附于佛教的伴随性传入等传播方式可见，道教思想在日本具有明显的隐性传播特征。
参考文献：
[1]孙亦平.《东亚道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04
[2]孙亦平.《道教在日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06
[3]李建钢，王越.《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大陆移民对日本的影响》.法制与社会，2009.11
[4]刘秋.红试论遣唐使对古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及影响.求索，2011.07
[5]梁桂熟，杨乔君.论道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以日本道教遗迹为线索.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07
作者简介：
樊丽丽（1981—），女，汉族， 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泰山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文化、中日比较文化。
关键词：中日交流；道教思想；日本；传播
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 很早就随着中华民族对外交流走向世界。特别是对汉文化圈中的周边诸国影响深远。其中，在日本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特定的道教实体。但是， 道教思想在与日本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的过程中，道教思想深深地积淀到日本民族文化性格的底层之中。在中日交流史中道教思想在日本的传播留下了深深地足迹。
一、道教初创期与中日正式的官方往来
在中日交流史中有关道教思想东传日本的记述，首先是战国时期燕齐方士海上求仙活动，接着是秦朝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二者的确实性，因史料不足，中日学者众说纷纭，需更多的史料来佐证。而 《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中记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即公元57年，汉光武帝赐印给倭国。这是中国史书对日本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记载。这枚金印也成为中日两国交往的证明，这也说明东汉时中日两国通过朝贡与册封进行了文化往来。而伴随着《太平经》的问世与传播及五斗米道、太平道的兴起，道教成为有组织的独立宗教正是在东汉末年时期。此时的道教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带有较强的民间宗教色彩，主要活动下层劳动民众中，奉老子为教主，宗教活动内容有阴阳五行、符水咒说、鬼神崇拜等。因此，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原生态式的宗教并不是某人于某时创造出来的，其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在中国汉代社会环境中逐渐成长起来的[1]。而中日两国也是此时代建立了正式的官方联系。
二、道教成熟期与中日交流过渡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的葛洪从神仙方术的角度发展道教，完成《抱朴子》，提出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为官方道教奠定理论基础。北魏著名道士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创立北天师道。使道教“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炼”。且将帝王和贵族吸收入道。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协调并密切了道教与统治阶层的关系。改革后的天师道能够广泛传播，并一度成为北魏国教。而南朝刘宋时庐山道士陆修静注重义理，依据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吸收佛教仪式，对南方的天师道进行改革。总之，此时期出现了众多的道教改革家、理论家，编制了经典，丰富了理论，具备了一些宗教仪式和清规戒律，完成了道教从民间走向官方的进程。至魏晋南北朝为止，道教的发展特征由原始道教向官方道教发展。[2]
魏晋南北朝时战乱不断，大批中原人或难逃吴越，或北迁东北、朝鲜一代。其中，北迁朝鲜的汉人大量集团式东渡日本，形成了中国人移民日本的高潮[3]。而此时期，造船业发展的同时，航海知识与技术也进一步提高。中日双方交往密切，是承接秦汉与隋唐的历史阶段， 为日本弥生时代与大和时代前期。中日两国文化由间接向直接交流的过渡期，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东汉末年，中央集权削弱，混战不已，其中地方割据势力的公孙氏设置带方郡于朝鲜半岛南部，之后曹魏打败公孙氏，势力扩展到此地。此时，日本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为巩固自身政权，通过朝鲜半岛南部的带方郡积极推进与曹魏通好。《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她曾经多次派遣使者并朝贡，受到了魏帝曹睿的接见。《晋书》中记载了她最后一次遣使入贡的情况，由此得知，其与中国往来至西晋时期，此后，因中日朝三国的动乱不稳，150年间无中日交往记载。直至南北朝时期，与南朝交往密切。约4世纪中叶，大和朝统一日本，据《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记载，大和政权成立之初向中国称臣，5世纪前后，大和朝廷进攻朝鲜半岛。即在日本“远交近攻”的政策下，中国南朝文化逐渐传入日本。另一方面，百济为加强与日本的友好关系，通过文化输入的方式换取军事援助，而大和政权通过移民输入的先进文化进行各方面改革，巩固天皇制，为进一步接受包括道教在内的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为隋唐时期的大交流奠定了基础。
三、道教繁盛期与中日文化交流繁荣期
公元6世纪至9世纪为中国隋唐时期，此时为日本飞鸟时代、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前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繁荣期。此时期的中日交流路线以直接渡海为主。交流方式主要为使节人员往来，派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到中国。特别是唐朝时期，“出于对唐朝文化的向往和学习，日本开始源源不断的派出遣唐使，并以此为桥梁，来吸收先进的唐文明，以推动着古代日本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4]”。他们深入中国进行多方面的学习， 吸取中国文化精华， 归国后协助朝廷推动日本社会发展。隋朝时期的宗教格局基本以佛教为支撑，佛教成为隋朝国教，进入极盛阶段。而道教的地位有所下降，相比之下影响甚微。公元6世纪中叶，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得到圣德太子的推展，此时期的日本佛教由奈良时代国家性、学术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时代转变成民间化的佛教。而佛教文化在唐朝昌盛发展并传播广泛的同时，中国道教在此时经南北朝后发展为唐代的“皇族宗教”，社会影响日益增强。唐朝王室自称为太上老君后裔，尊崇道教为三教之首。唐朝对宗教事务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其中，道士隶属宗正寺，有名的道士受到朝廷礼遇。此外，以《道德经》为科举考试科目，唐代研究老庄思想蔚然成风，正式刊行第一部道藏道教科仪《开元道藏》，道教在教理教义及斋醮仪式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道教宫观遍布全国，且规模日宏大。
四、道教持续发展期与中日交流衰弱期
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即中国五代宋元时期，日本是平安时代后期、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前期。其中，五代十国时期因战争和频繁的政权更迭，为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此时日本也处在政权转折期。宋代皇帝崇道、人民也热衷，宋代道教的管理机制、理论、著作及派别等都获得发展，出现众多道教思想家、形成一批道教劝善书。从战乱中“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难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毁”的衰败局面中逐渐恢复。元朝统治者也扶持道教，道教的教团组织兴盛，形成了北方以全真道为代表，南方以正一道为中心的格局。此时期的中日交往方面，南宋和日本交往频繁，元朝时期由于京杭大运河的进一步挖通，航海技术的发展等诸多原因海船可以直达日本进一步促进了两国的经济贸易的往来与交流。此时期政治层面两国交流衰弱，交流方式较多表现为民间贸易，主要以五山僧人和武士阶层为中心，交流内容有佛教，儒学、文学书画等的交流，大量佛教书籍带入日本的同时，也夹杂着少许道教文献，并在寺院和神社中传播，此时期佛教文化的传入多于道教，同时。日本文化消化之前传入的道教，为密教、修验道、阴阳道和神道吸收融入民间宗教，此时期的禅僧对道教思想的关注促进了人们阅读老庄思想，神仙信仰也继续在日本传播。 五、道教衰落期与中日交流多样化
明代初期道教尚能得到统治者扶持 ，有一定地位，明代中叶以后， 道教与统治者的关系日渐疏远，社会地位下沉，在组织规模、教理教义等方面走衰微。清代统治者对道教缺乏信仰和了解，但是为笼络汉族，政治上利用道教，并严加防范。因此，此时期，统治者对道教重视程度的降低，使道教向民间发展。此时期为日本室町时代后期、安土桃山时代与江户时代。中日交流方式更加多样化，既有贸易，如明代的勘合留贸易，清代的信牌贸易，又有移民甚至战争。中日交流的内容既有物质方面的商品贸易，更有精神方面的佛教、儒学、文学、书籍的交流，江户时代日本接受了明代盛行的道教劝善书。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国家神道兴起，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无立足根基，但是道教思想对民间社会及文人学士仍有影响。[5]
中国传统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源泉，作为中國传统文化载体的道教为中华民族固有的、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传到日本的道教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初期主要是民间信仰的是来自朝鲜半岛或长江流域的归化人带来的神仙思想和方术等；其后是跟随遣隋使、遣唐使前往隋唐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们直接在当地学习构成道教要素的数术和方技学，与此同时，还在归国时带来了已经成书的道教经典 ”。这些道教元素与日本原有信仰相结合，随着时代变迁发生变化，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按照各自的理解接受了中国的道教思想。在中日交流过程中道教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受到两国的政权更迭的政治形势、本国的宗教政策、对外交流政策、交通条件及交流形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以朝鲜半岛为桥梁的间解传播至依附于佛教的伴随性传入等传播方式可见，道教思想在日本具有明显的隐性传播特征。
参考文献：
[1]孙亦平.《东亚道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04
[2]孙亦平.《道教在日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06
[3]李建钢，王越.《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大陆移民对日本的影响》.法制与社会，2009.11
[4]刘秋.红试论遣唐使对古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及影响.求索，2011.07
[5]梁桂熟，杨乔君.论道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以日本道教遗迹为线索.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07
作者简介：
樊丽丽（1981—），女，汉族， 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泰山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文化、中日比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