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最早接触《白鹿原》，是怎样的情形？
　　王全安：也跟大家一樣，全国热读嘛，我也就跟着热读了。有两个地方印象很深，一个是表现得很浓烈，跟陕西人的那种性格非常相似；还有一个就是采用农民和土地这个视角。从常识的角度去想，不管（朝代）怎么更替，你怎么讲述自己，对土地来讲，是恒定不变的。你对土地怎么样，这是关键，换个话说，你要拿多少粮食走，这是土地、是农民唯一关心的事。你拿粮食多肯定是不好的，你拿粮食少，肯定是好的。
　　南都周刊：很多人对这个小说还是有很深的印象，当你去做取舍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两家人的关系走向上，还是重点放在年青一代的变迁上？
　　王全安：不管是白鹿两家人也罢，还是他们两代人也罢，总的来说是体现了白鹿村和外界世界的这种关系。因为所有的斗争都来自于外界跟里边这个东西的冲突，大的变动是因为清朝覆灭，中华民国建立，建立一个西方体制的国家，背景其实是西方世界对东方，对中国的一次冲击。我们被西方文明、被工业文明击败了，这样导致所有的变化。所有东西都在这个里头，都在寻找一个出路。
　　中国人找出路，找方向，最后一直到迷失，原来中国最典型的白嘉轩式的这种乡绅，他在这种不断被冲击中，道德底线不断在消失。在降低的过程中，越来越不自信，到最后就彻底完了。这个东西都跟现代一样，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价值观，因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也已经不存在了。
　　南都周刊：你似乎赋予了白孝文这个角色新的象征意义。
　　王全安：白孝文等于是这种延续，他虽然变换了身份，成了共产党的（县长），但是他其实还是延续了白嘉轩的品质，他其实讲的还是白嘉轩年轻时候一直讲的那些东西：做人要有原则。等于他已经变成了白嘉轩。
　　南都周刊：《白鹿原》与你之前的作品有很大区别，这种史诗大片的风格，是否是你喜欢驾驭的类型？
　　王全安：我倒是没有刻意说过哪种类型是我喜欢的。就是碰上了《白鹿原》这么一个小说，又跟我有关联，我是这个地方的人，刚好又比较熟悉它。这个小说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很浓郁的地域特色上，小说也是建立在方言的基础上，我有这么一个便利。
　　南都周刊：它会不会促使你以后尝试参与那种大场面、大制作、大明星的商业大片？
　　王全安：我觉得它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就是更自由地去拍摄，比如说，你也可以参与更大的电影。但是我觉得，最大的还是随着兴趣去拍摄，你也可以拍大的，也可以拍小的，只要题材适合。这个才是真正我愿意赢来的一个局面。
　　南都周刊：你的下一部是《杜月笙》，从内容上来说，好像跟《白鹿原》完全不同的路子。
　　王全安：从题材来讲，《杜月笙》跟《白鹿原》有一定关系，我们可以营造一个南部的这样一个空间。《白鹿原》这个小说，原来是两个家族之间的纠葛，是对整个外部世界的变化，白家选择了坚持，而鹿家选择了变通，这是他们对于变化采取的一种不同的策略。《杜月笙》则是一个南方血统，跟《白鹿原》的那种间接的冲突相比，它更上海滩，是一个短兵相接的冲突，这是另一条线。
　　南都周刊：作为所谓的“第六代导演”之一，你是否会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比如要怎么做，才能跟其他人不同。
　　王全安：没有。不论我怎么想，作品会自然而然地（展现），我其实不会去强调。我觉得，电影更多的还是观察，观察事物的原貌，把这个写出来。我觉得生活本身的内涵，已经超越了我们本身的想象。我们尽可能地去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