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两条消息，令很多读者心酸。一则是“悬崖边的上学路”。重庆彭水羊头铺区的一群孩子，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是一条长约10公里，中途还有落差200米的陡峭悬崖，孩子们每天早晨五点多就打着火把出门，走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学校。另一则是湖南麻阳留守儿童走倾斜钢绳桥上学，学生上学要经过桥面倾斜的铁索桥，手扶着桥两边的钢绳小心翼翼地过桥，而桥下面是奔流的河水。
　　对于这两则消息，在笔者看来，无论对“悬崖边的上学路”，还是“倾斜钢绳桥上学”，都不能只停留在呼吁政府部门重视、加以解决上，而应该启动对政府部门和相关人员的问责，进而建立制约这类事再次发生的机制。还有多少类似的上学故事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且一直存在呢？
　　不要忘记，关于保障乡村学校安全上学、就近入学，早已形成共识，而且针对乡村学校学生上学难的问题，我国已经出台相关的文件、规定。问题在于这些规定没有得到执行。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该意见要求，“农村小学1至3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寄宿，就近走读上学；小学高年级学生以走读为主，确有需要的可以寄宿；初中学生根据实际可以走读或寄宿。原则上每个乡镇都应设置初中，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寨要设置村小学或教学点，人口稀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方应保留或设置教学点。各地要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体力特征、道路条件、自然环境等因素，合理确定学校服务半径，尽量缩短学生上下学路途时间。”那么，请问，各地是否执行这一意见，在人口稀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方保留或设置教学点？从以上两则消息看，重庆和湖南有些地方并没有落实这一意见，是不是应该追究责任？如果不追究责任，这一《意见》的权威性何在？
　　早在2008年，重庆市就曾对初中小学就近入学作出量化规定，城镇小学生上学步行不超过25分钟，城镇初中生上学单程在5公里以内，农村小学低中年级就学单程为2.5公里、高年级为5公里。那么，请问，对于媒体报道的孩子要走10公里的山路，走二三个小时才能到达学校，政府部门该做何解释？这一规定已经出台5年多，难道只是作秀吗？重庆有关部门应该根据量化规定，追查彭水未落实规定之责。
　　我国已建立督导制度，据报道，目前全国有30万中小学校，专兼职督学有5万多人，教育部要求按一人负责5所学校配备督学。今年年底之前，全国所有中小学校都将在校门口挂上本校“督学”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群众对学校有意见，可以直接给督学打电话。如果这些督导真管用，难道不知道学生上学如此艰难？这些学校的督导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是不是也应该追究督导失职的责任？
　　我国很多教育的问题，包括乡村学校的建设、发展问题，早已被国家、各地政府知晓，并出台明确的政府规定，加以解决。可以说，所有的道理政府部门都懂，所有的治理办法，早就已经白纸黑字写进文件、规定，可是，这些规定却没有得到落实。而不落实也没人追究。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再说大道理，再呼吁他们加以重视，能真正解决问题吗？要让这些已经出台的规定得到执行，唯一的办法，就是严格依照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激活规定，而不是让规定成为一纸空文。
　　以笔者之见，省市人大应当承担问责的职责，对政府部门不保障投入、没有做到让学生就近入学、督学队伍花了大笔钱却不做真正的督学工作进行问责，否则，靠政府部门进行自我监督，很难取得效果。当然，地方政府可能抱怨缺乏资金，依靠本地财力无法解决就近入学保障问题。那么，这一问题就应该在制定规定时，就对经费保障体系加以明确。比如，是否通过省级统筹来提高乡村学校的办学标准、解决办学条件薄弱的问题。如果在制定规定时不提出，此后因经费问题不落实，这不摆明把规定当摆设吗？规定不是用来忽悠公众的，而应该是切实解决问题的。
　　在执行规定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教育民主管理、决策机制，应该赋予家长参与学校选址、学校管理、学校办学监督的权利。如果家长的意见被排除在教育管理、决策之外，就由政府部门说了算，学生的权利是不会被重视的。艰辛的上学路就是受教育者权利被漠视的真实写照。事实上，如果不建立教育民主决策机制，通过受教育者来参与教育发展决策，改变教育资源的配置体系，监督政府部门，保障学生的平等受教育权，广大农村学生的教育公平就难以实现，这将是比上学路更艰难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