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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实现与中亚五国友好伙伴关系创造了新契机。中国同中亚国家双边贸易出现间歇性不稳定，主要原因在于双方贸易“软环境”建设滞后。从现实来看，中国同中亚国家双边贸易中存在互信难度大、相关法律不完善、金融体系不健全、文化交流不充分等“软环境”的挑战。“软环境”建设滞后，不利于长期稳定的双方贸易伙伴关系的建立。因此，未来应着手从构建安全对话机制、完善双边贸易制度和金融体系、加强文化交流等方面构建双边贸易“软环境”，加强我国与中亚五国的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 中亚地区 软环境
一、中國同中亚五国的贸易现状分析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更加频繁。特别是与中亚五国（通常是指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的贸易往来更加活跃，双方间开展投资和贸易合作的程度更加深入。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显示，中国与中亚五国双方贸易总额从最初1992年的46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502.74亿美元[1]，20年来增长了近10倍。近年来，我国同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波动较大，双方贸易环境出现间歇性的不稳定等情况。从表一数据可知，2013年之后，中国同中亚五国的贸易总量连续下降，尤其是2015年降幅较大，比2013年下降了35.1%。2017年，这种下降趋势有所缓和，2018年持续回暖。分国别来看，中亚五国中与我国双边贸易总量最大的哈萨克斯坦，2018年同我国双边贸易总额为198.78亿元，是2013年双边贸易总量的69.5%，而同期我国与其他四国的贸易总量已基本持平或超过2013年的贸易总量。这说明，加强与哈萨克斯坦双边贸易量，对提升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总量至关重要。整体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往来实现了地区间的互利互通，合作互惠的双赢目标，这也是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各国贸易往来的大趋势和大潮流。
进一步考察2018年中国同中亚五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量（见表二），2018年中国同中亚五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416.99亿美元，其中哈萨克斯坦占比47.67%，在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中占据第一位。塔吉克斯坦同中国的贸易总额仅为15.05亿美元，占比最小，仅占五国贸易总量的3.61%。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分别以20.23%、15.03%和13.46%的比重分别位居中亚五国与中国贸易量的二、三、四位;从进、出口总量来看，2018年，中国同中亚五国的贸易出口总额为225.99亿美元，占贸易总额的54.2%，进口总额为191.01亿美元，占贸易总额的45.8%。分国别来看，除土库曼斯坦外，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中亚其他四国均属净进口国。据商务部外贸发展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总额中，出口额225.99亿美元，占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的2.8%;进口额191.01亿美元，占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额的2.2%[2]。贸易总量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二、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不稳定的原因探究
整体来看，造成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总量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经贸与文化角度讲，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贸易结构不合理、商品交换层次低，导致中国同中亚五国的贸易额存在较大波动;二是双方经贸“软环境”的滞后和不完善造成的贸易环境不稳定所致。
（一）贸易结构不合理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从中亚五国的进口产品主要以原料为主，尤其是从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进口的矿产品、石油、天然气等原料。而中亚五国因自身资本、技术受限，对中国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需求较大。但是，双边贸易产品上存在商品结构层次低，贸易整体结构上存在不合理性。以2018年中国同中亚各国进、出口额排名前五位的商品统计表（表三、表四）情况来看。中国向中亚各国出口的产品以机电产品、化工产品、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等工业产成品为主，而中亚各国对中国出口商品主要以矿产品、贱金属及制品、植物产品、纺织品及原料为主。双方商品贸易的范围虽然广，但是双方贸易交换的产品还处在初级产品或原料与低端产成品的交换阶段，双方贸易层次低，没有太强的互补性，贸易结构不合理。
（二）“软环境”建设相对滞后
“软环境”或“软力量”这一概念，最早于1989年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其著作《注定领导：美国力量的转变》中率先提出。“软环境”是相对于“硬环境”而言的一个概念，它是指物质条件以外的，诸如地区安全、法律、金融、文化氛围等因素。在经济贸易发展中，“软环境”是相对于地理条件、资源状况、基础设施等“硬件”而言的。正如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正在深刻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大国崛起的过程，不只是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不断兴起的过程，更是制度、法律、机制和文化氛围等“软实力”不断成长的过程。文化“软实力”强可以兴邦。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创新国际贸易模式，增强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可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让“软实力”硬起来。发展贸易“软环境”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现实手段和有效途径，是对国家“软实力”的最好体现。贸易“软环境”的构建可以提升国家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亲和力。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同中亚五国在贸易总量上呈现先降后升的变化，造成贸易波动从表面看是贸易摩擦不断，其根本原因在于贸易环境尤其是双方贸易“软环境”建设滞后。贸易交往中有效交流的信息、相关国际法律法规、对话机制等“软环境”存在欠缺。除此之外，双方民间文化交流的渠道也不顺畅。比如孔子学院的建立被中国与中亚地区视为友好往来的象征，孔子学院的建设有利于更加巩固双边合作，以及进一步畅通双方民间文化交流的渠道。但是截至2017年6月，中亚各国孔子学院总数为13所[3]，这一规模远无法满足双方经贸和文化交流的需求。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软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
一方面，从贸易伙伴来看，中亚地区各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俄罗斯，俄罗斯是中亚五国最主要的原料和半成品出口市场和技术与工业品进口的来源地。中亚对俄罗斯的能源、交通、电力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高度依赖。另一方面，近几年来美国也开始在更深入更广阔的领域介入中亚事务。这种大国之间的利益争端在中亚地区不断。因此，中国要和中亚五国建立友好伙伴关系、构建良好的贸易“软环境”存在较大的挑战与压力。
（一）双方互信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中亚各国民族成分复杂，与我国西部地区在地缘文化上具有密切的联系，双方的交流交往长期持续，这是我们的优势但同时也可能给双边交流带来隐患。从地理位置看，中亚五国连接欧亚大陆，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近年来，大国之间在中亚五国的利益博弈加剧了地区紧张气氛，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行带来了较大阻力。这种阻力表现在双方政府间对话沟通机制和信息交流机制不顺畅。同时，中亚各国与中国民间沟通交流特别是文化上的沟通和交流少，缺乏深入了解对民间贸易交往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双方贸易交往的相关法律不稳定、不明确
首先，法律制度的不稳定性主要是指中亚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多变性。中亚国家法律文件常以内阁规定或总统令的形式存在，这种模式容易因为政治因素而导致不稳定性，前后政策产生冲突，对中国企业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尤其在对外合作制度上表现出了不合理、不稳定的特点，不稳定的法律环境容易引起双方贸易环境的不稳定。
其次，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也指我国同中亚国家双边贸易合作的相关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没有达到贸易国际化的要求。我国现行同中亚国家贸易交往的制度，在很多方面存在缺失和不完善的情况。比如：在中国与中亚投资协议中存在不少的“模糊用语”。在中国与中亚国家所签的投资协定中所出现的“合理补偿”、“适当补偿”等字眼，不利于实践操作。此外，中国与中亚国家现有的五个双边投资协定，有效期多为五年或者十年，部分将要到期，部分已经到期，自动延期的甚至也即将到期，这为今后双边贸易往来带来了较大不确定性。这对双方贸易“软环境”的建设增加了难度。
（三）金融体系不健全
近年来，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就是双边金融关系的处理。就目前双方金融市场合作的情况来看，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金融体系建设仍然不健全。第一，大国利益的博弈和多元环境导致中国与中亚各国金融合作的环境不稳定，外部环境的不稳定加大了金融领域的谈判难度，金融合作的成本提高;第二，中亚各国的金融机构发展水平不一，且金融产品种类较为单一，融资模式以传统的中央银行为主。使得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领域的合作方式单一，中国的商业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很难进入中亚的金融市场，致使双边的金融合作水平低，业务内容与合作方式缺乏创新;第三，中亚国家金融市场监控能力较差，经济法律、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以及政府行政执法的随意性，导致与其合作的外国公司利益容易受损且受损无处诉求，加大了金融合作风险。第四，银行机构跨境经营与业务合作障碍较多，金融领域的合作，仍然无法适应当前双边贸易关系的快速发展。
（四）双方文化交流不充分
古丝绸之路可以佐证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在此背景下，深化文化交流合作，实现民心相通，是中国同中亚各国“软环境”建设的有力保障，也是重要的社会和民意基础。近年来，中国同中亚五国文化交流新成果突出体现在教育、文化艺术活动和旅游方面。
在教育方面，孔子学院已然成为中亚地区重要的汉语传播基地和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平台。但是这种供给远远小于当地的需求。截至2017年4月，中国开设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第四所孔子学院为止。至2017年，中亚地区共有孔子学院13所，其中哈萨克斯坦5所，吉尔吉斯斯坦4所，乌兹别克斯坦2所，塔吉克斯坦2所，而土库曼斯坦目前还没有一所孔子学院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与中亚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就目前的需求与供给情况来看，这种教育上的交流与合作还存在欠缺，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于此同时，在发展孔子学院的同时，我国应积极鼓励中亚五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交流。
四、改善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软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深化政府间对话机制、增强互信
中国在与各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一直遵循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核心的亚洲新安全观。在共同安全领域，双方政府间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话交流机制，正真做到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中亚与我国西北相邻，双方具有很长的共同边境线。中国与中亚地区之间应建立起有效的维护双边安全问题的政府间合作机制。
构建同中亚国家的互信机制，促进同中亚各国开展全方位、多元化的经贸合作。政府层面，应加快建设中国—中亚五国贸易自由区。目前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区域贸易合作程度较低，未来双方应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推进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合作。通过政府间的对话交流增進双方的互信;企业方面，在现有经贸政策下，积极探寻与中亚地区企业的合作方式和渠道，利用好口岸经济贸易圈，促进双方贸易方式的多元化，探寻新的贸易合作方式和渠道。高校方面，继续加强同中亚国家的教育合作，放宽中亚各国留学生来华求学交流的条件，让更多的中亚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深造，以及增建中亚地区孔子学院。邀请中亚各国大中小学生、学者来华交流演讲。真正做到政府、企业、高校全方位构建双边的互信体系，采用多元化的交流方式，更有助于中亚各国同中国互信体系的建设。
（二）完善双边贸易法律制度
在现有的中国与中亚贸易法律、协定等基础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构建中国与中亚贸易的多边法律制度。中国与中亚国家应及时签署、更新双边贸易领域的重要文件及条款。在双边贸易中，改善企业的投资建设环境。成立成员国经贸部长会议机制，为各国企业参与区域贸易投资打造出一个好的平台和融资环境，各国共同成立银行间联合体和实业家委员会，为进一步完善双边的法律制度作好机制建设。 总之，多层次、网络化、大规模以及高科技的经贸合作新模式下，双边经贸合作的法律框架构建应该走在最前面。要加强双边贸易的深入合作。从多方面、多角度完善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的法律制度。
（三）加强同中亚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
同中亚国家金融领域的合作，首先要创新区域投融资保障机制。2014年，21国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仅使我国沿线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也使我国与中亚各国的金融合作程度得到进一步促进，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倡议在金融领域的互惠互利的典型表现。在今后，我国同中亚各国的金融合作，更应该合理积极借助亚投行的推动作用。其次，加强金融机构间的合作。不仅要继续加强双边政府之间金融国企的合作，还应当重点鼓励同中亚国家金融机构的私营部门的合作。利用商业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灵活的融资方式，创新双方金融领域的合作方式与渠道。最后，应当增强中国同中亚国家金融稳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通过交流、谈判建立双边金融监管机制、市场监管合作机制、跨境资金流动机制、以及金融预警机制等措施，对金融合作的风险进行及时的预警和防范。
（四）搭建文化传播桥梁、加强民间交往
用文化交流的方式，构建贸易“软环境”，消除中亚各国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也有利于尊重沿线各国历史并增进双方互信，获得广泛认同。教育方面，继续同中亚各国协定开设孔子学院，增加孔子学院每年来华留学生数，鼓励中亚各国学子来我国学习、交流。同时，加大我国中西部高校与中亚地区的交流，尤其是紧邻中亚地区的新疆高校，应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以互派留学生为主要途径，增进中国—中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交流、信息沟通和校际合作等问题。
旅游方面，中亚各国的旅游资源丰富，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同我国旅游资源的互补性强。在旅游具体工作方面，我国应简化签证、护照审核和海关通关等相关程序，为来往旅行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扩大文化交流，加深旅游文化合作层次。
文化艺术方面，应扩大文化艺术等涉及的领域，使文化艺术交流的形式多样化。比如中国与中亚国家互办“文化日”、“文化周”和“文化年”。通过民族节日、民族音乐及舞蹈表演、手工艺作品展览、服饰、美食等形式来集中展示国家特色文化，向中国与中亚民众全方位展示彼此独特的文化魅力，增进中国同中亚国家的文化亲和感。这对于中国与中亚国家“软环境”的建设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也有助于中亚各国同中国经贸关系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注 释】
[1] 数据来源于： http：//www.stats.gov.cn
[2] 2018年中国同中亚的贸易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比重均来自于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3] 数据来源：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2004-2018——年度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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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聂励.“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分析[J].现代交际，2018（04）：78-81.
作者简介：孙军武，男，甘肃天水人，新疆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财政学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
庄馨予，女，吉林长春人，新疆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财政学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农地规模经营模式优化研究——基于昌吉州调查数据》，项目号：XJUFE2019K037;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 中亚地区 软环境
一、中國同中亚五国的贸易现状分析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更加频繁。特别是与中亚五国（通常是指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国）的贸易往来更加活跃，双方间开展投资和贸易合作的程度更加深入。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显示，中国与中亚五国双方贸易总额从最初1992年的46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502.74亿美元[1]，20年来增长了近10倍。近年来，我国同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波动较大，双方贸易环境出现间歇性的不稳定等情况。从表一数据可知，2013年之后，中国同中亚五国的贸易总量连续下降，尤其是2015年降幅较大，比2013年下降了35.1%。2017年，这种下降趋势有所缓和，2018年持续回暖。分国别来看，中亚五国中与我国双边贸易总量最大的哈萨克斯坦，2018年同我国双边贸易总额为198.78亿元，是2013年双边贸易总量的69.5%，而同期我国与其他四国的贸易总量已基本持平或超过2013年的贸易总量。这说明，加强与哈萨克斯坦双边贸易量，对提升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总量至关重要。整体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往来实现了地区间的互利互通，合作互惠的双赢目标，这也是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各国贸易往来的大趋势和大潮流。
进一步考察2018年中国同中亚五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量（见表二），2018年中国同中亚五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416.99亿美元，其中哈萨克斯坦占比47.67%，在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中占据第一位。塔吉克斯坦同中国的贸易总额仅为15.05亿美元，占比最小，仅占五国贸易总量的3.61%。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分别以20.23%、15.03%和13.46%的比重分别位居中亚五国与中国贸易量的二、三、四位;从进、出口总量来看，2018年，中国同中亚五国的贸易出口总额为225.99亿美元，占贸易总额的54.2%，进口总额为191.01亿美元，占贸易总额的45.8%。分国别来看，除土库曼斯坦外，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中亚其他四国均属净进口国。据商务部外贸发展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总额中，出口额225.99亿美元，占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的2.8%;进口额191.01亿美元，占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额的2.2%[2]。贸易总量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二、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不稳定的原因探究
整体来看，造成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总量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经贸与文化角度讲，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贸易结构不合理、商品交换层次低，导致中国同中亚五国的贸易额存在较大波动;二是双方经贸“软环境”的滞后和不完善造成的贸易环境不稳定所致。
（一）贸易结构不合理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从中亚五国的进口产品主要以原料为主，尤其是从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进口的矿产品、石油、天然气等原料。而中亚五国因自身资本、技术受限，对中国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需求较大。但是，双边贸易产品上存在商品结构层次低，贸易整体结构上存在不合理性。以2018年中国同中亚各国进、出口额排名前五位的商品统计表（表三、表四）情况来看。中国向中亚各国出口的产品以机电产品、化工产品、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等工业产成品为主，而中亚各国对中国出口商品主要以矿产品、贱金属及制品、植物产品、纺织品及原料为主。双方商品贸易的范围虽然广，但是双方贸易交换的产品还处在初级产品或原料与低端产成品的交换阶段，双方贸易层次低，没有太强的互补性，贸易结构不合理。
（二）“软环境”建设相对滞后
“软环境”或“软力量”这一概念，最早于1989年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其著作《注定领导：美国力量的转变》中率先提出。“软环境”是相对于“硬环境”而言的一个概念，它是指物质条件以外的，诸如地区安全、法律、金融、文化氛围等因素。在经济贸易发展中，“软环境”是相对于地理条件、资源状况、基础设施等“硬件”而言的。正如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正在深刻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大国崛起的过程，不只是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不断兴起的过程，更是制度、法律、机制和文化氛围等“软实力”不断成长的过程。文化“软实力”强可以兴邦。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创新国际贸易模式，增强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可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让“软实力”硬起来。发展贸易“软环境”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现实手段和有效途径，是对国家“软实力”的最好体现。贸易“软环境”的构建可以提升国家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亲和力。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同中亚五国在贸易总量上呈现先降后升的变化，造成贸易波动从表面看是贸易摩擦不断，其根本原因在于贸易环境尤其是双方贸易“软环境”建设滞后。贸易交往中有效交流的信息、相关国际法律法规、对话机制等“软环境”存在欠缺。除此之外，双方民间文化交流的渠道也不顺畅。比如孔子学院的建立被中国与中亚地区视为友好往来的象征，孔子学院的建设有利于更加巩固双边合作，以及进一步畅通双方民间文化交流的渠道。但是截至2017年6月，中亚各国孔子学院总数为13所[3]，这一规模远无法满足双方经贸和文化交流的需求。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软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
一方面，从贸易伙伴来看，中亚地区各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俄罗斯，俄罗斯是中亚五国最主要的原料和半成品出口市场和技术与工业品进口的来源地。中亚对俄罗斯的能源、交通、电力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高度依赖。另一方面，近几年来美国也开始在更深入更广阔的领域介入中亚事务。这种大国之间的利益争端在中亚地区不断。因此，中国要和中亚五国建立友好伙伴关系、构建良好的贸易“软环境”存在较大的挑战与压力。
（一）双方互信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中亚各国民族成分复杂，与我国西部地区在地缘文化上具有密切的联系，双方的交流交往长期持续，这是我们的优势但同时也可能给双边交流带来隐患。从地理位置看，中亚五国连接欧亚大陆，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近年来，大国之间在中亚五国的利益博弈加剧了地区紧张气氛，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行带来了较大阻力。这种阻力表现在双方政府间对话沟通机制和信息交流机制不顺畅。同时，中亚各国与中国民间沟通交流特别是文化上的沟通和交流少，缺乏深入了解对民间贸易交往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双方贸易交往的相关法律不稳定、不明确
首先，法律制度的不稳定性主要是指中亚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多变性。中亚国家法律文件常以内阁规定或总统令的形式存在，这种模式容易因为政治因素而导致不稳定性，前后政策产生冲突，对中国企业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尤其在对外合作制度上表现出了不合理、不稳定的特点，不稳定的法律环境容易引起双方贸易环境的不稳定。
其次，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也指我国同中亚国家双边贸易合作的相关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没有达到贸易国际化的要求。我国现行同中亚国家贸易交往的制度，在很多方面存在缺失和不完善的情况。比如：在中国与中亚投资协议中存在不少的“模糊用语”。在中国与中亚国家所签的投资协定中所出现的“合理补偿”、“适当补偿”等字眼，不利于实践操作。此外，中国与中亚国家现有的五个双边投资协定，有效期多为五年或者十年，部分将要到期，部分已经到期，自动延期的甚至也即将到期，这为今后双边贸易往来带来了较大不确定性。这对双方贸易“软环境”的建设增加了难度。
（三）金融体系不健全
近年来，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就是双边金融关系的处理。就目前双方金融市场合作的情况来看，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金融体系建设仍然不健全。第一，大国利益的博弈和多元环境导致中国与中亚各国金融合作的环境不稳定，外部环境的不稳定加大了金融领域的谈判难度，金融合作的成本提高;第二，中亚各国的金融机构发展水平不一，且金融产品种类较为单一，融资模式以传统的中央银行为主。使得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领域的合作方式单一，中国的商业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很难进入中亚的金融市场，致使双边的金融合作水平低，业务内容与合作方式缺乏创新;第三，中亚国家金融市场监控能力较差，经济法律、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以及政府行政执法的随意性，导致与其合作的外国公司利益容易受损且受损无处诉求，加大了金融合作风险。第四，银行机构跨境经营与业务合作障碍较多，金融领域的合作，仍然无法适应当前双边贸易关系的快速发展。
（四）双方文化交流不充分
古丝绸之路可以佐证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在此背景下，深化文化交流合作，实现民心相通，是中国同中亚各国“软环境”建设的有力保障，也是重要的社会和民意基础。近年来，中国同中亚五国文化交流新成果突出体现在教育、文化艺术活动和旅游方面。
在教育方面，孔子学院已然成为中亚地区重要的汉语传播基地和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平台。但是这种供给远远小于当地的需求。截至2017年4月，中国开设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第四所孔子学院为止。至2017年，中亚地区共有孔子学院13所，其中哈萨克斯坦5所，吉尔吉斯斯坦4所，乌兹别克斯坦2所，塔吉克斯坦2所，而土库曼斯坦目前还没有一所孔子学院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与中亚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就目前的需求与供给情况来看，这种教育上的交流与合作还存在欠缺，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于此同时，在发展孔子学院的同时，我国应积极鼓励中亚五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交流。
四、改善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软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深化政府间对话机制、增强互信
中国在与各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一直遵循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核心的亚洲新安全观。在共同安全领域，双方政府间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话交流机制，正真做到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中亚与我国西北相邻，双方具有很长的共同边境线。中国与中亚地区之间应建立起有效的维护双边安全问题的政府间合作机制。
构建同中亚国家的互信机制，促进同中亚各国开展全方位、多元化的经贸合作。政府层面，应加快建设中国—中亚五国贸易自由区。目前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区域贸易合作程度较低，未来双方应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推进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合作。通过政府间的对话交流增進双方的互信;企业方面，在现有经贸政策下，积极探寻与中亚地区企业的合作方式和渠道，利用好口岸经济贸易圈，促进双方贸易方式的多元化，探寻新的贸易合作方式和渠道。高校方面，继续加强同中亚国家的教育合作，放宽中亚各国留学生来华求学交流的条件，让更多的中亚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深造，以及增建中亚地区孔子学院。邀请中亚各国大中小学生、学者来华交流演讲。真正做到政府、企业、高校全方位构建双边的互信体系，采用多元化的交流方式，更有助于中亚各国同中国互信体系的建设。
（二）完善双边贸易法律制度
在现有的中国与中亚贸易法律、协定等基础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构建中国与中亚贸易的多边法律制度。中国与中亚国家应及时签署、更新双边贸易领域的重要文件及条款。在双边贸易中，改善企业的投资建设环境。成立成员国经贸部长会议机制，为各国企业参与区域贸易投资打造出一个好的平台和融资环境，各国共同成立银行间联合体和实业家委员会，为进一步完善双边的法律制度作好机制建设。 总之，多层次、网络化、大规模以及高科技的经贸合作新模式下，双边经贸合作的法律框架构建应该走在最前面。要加强双边贸易的深入合作。从多方面、多角度完善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的法律制度。
（三）加强同中亚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
同中亚国家金融领域的合作，首先要创新区域投融资保障机制。2014年，21国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仅使我国沿线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也使我国与中亚各国的金融合作程度得到进一步促进，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倡议在金融领域的互惠互利的典型表现。在今后，我国同中亚各国的金融合作，更应该合理积极借助亚投行的推动作用。其次，加强金融机构间的合作。不仅要继续加强双边政府之间金融国企的合作，还应当重点鼓励同中亚国家金融机构的私营部门的合作。利用商业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灵活的融资方式，创新双方金融领域的合作方式与渠道。最后，应当增强中国同中亚国家金融稳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通过交流、谈判建立双边金融监管机制、市场监管合作机制、跨境资金流动机制、以及金融预警机制等措施，对金融合作的风险进行及时的预警和防范。
（四）搭建文化传播桥梁、加强民间交往
用文化交流的方式，构建贸易“软环境”，消除中亚各国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也有利于尊重沿线各国历史并增进双方互信，获得广泛认同。教育方面，继续同中亚各国协定开设孔子学院，增加孔子学院每年来华留学生数，鼓励中亚各国学子来我国学习、交流。同时，加大我国中西部高校与中亚地区的交流，尤其是紧邻中亚地区的新疆高校，应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以互派留学生为主要途径，增进中国—中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交流、信息沟通和校际合作等问题。
旅游方面，中亚各国的旅游资源丰富，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同我国旅游资源的互补性强。在旅游具体工作方面，我国应简化签证、护照审核和海关通关等相关程序，为来往旅行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扩大文化交流，加深旅游文化合作层次。
文化艺术方面，应扩大文化艺术等涉及的领域，使文化艺术交流的形式多样化。比如中国与中亚国家互办“文化日”、“文化周”和“文化年”。通过民族节日、民族音乐及舞蹈表演、手工艺作品展览、服饰、美食等形式来集中展示国家特色文化，向中国与中亚民众全方位展示彼此独特的文化魅力，增进中国同中亚国家的文化亲和感。这对于中国与中亚国家“软环境”的建设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也有助于中亚各国同中国经贸关系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注 释】
[1] 数据来源于： http：//www.stats.gov.cn
[2] 2018年中国同中亚的贸易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比重均来自于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3] 数据来源：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2004-2018——年度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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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军武，男，甘肃天水人，新疆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财政学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
庄馨予，女，吉林长春人，新疆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财政学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农地规模经营模式优化研究——基于昌吉州调查数据》，项目号：XJUFE2019K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