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这是观堂先生《苕华词》里一首颇受称赏的《浣溪沙》。尤其是“偶开天眼觑红尘”一句,虽还算不上脍炙人口,却历来常为观堂先生的“粉丝”们津津乐道,以为这乃是将剧作者与剧中人二重身份集于一身的极佳写照,既有入世之深度,更有出世之高度。
　　于是想起观堂先生在《人间词话》里的名言:“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世人大抵以为这是他对诗人的真实看法,殊不知这实在只不过是观堂自况得意之语。而在这种得意的另一面,却正说出了观堂先生自己也早有察觉的苦恼。
　　人们多半不会忘记他真诚直白的自省:“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情多,故可以入乎其内而写之;智多,故可以出乎其外而观之。而观堂先生的特质,正在于他知、情兼胜的独特禀赋。也正因为如此,他与后主、稼轩等真诗人相比则智多而情寡,与叔本华、尼采等真哲人相比则智寡而情多。将这句话与前面所引《人间词话》那段略做比照,便可以清楚地知道:其得意处,亦恰为其苦恼处。如此,则所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的振振之辞,其谬不言而自明矣。
　　再回到开篇提到的那首《浣溪沙》。其上半阕,从山寺到行云,于景语之中,透出一种对超然尘外之境界的向往,下半阕的首句“试上高峰窥皓月”,承接前意,表达了对此番境界的追寻,次句“偶开天眼觑红尘”则显然见得对这个尘世之未能忘情,而末句“可怜身是眼中人”,既是哀人,亦复自哀。(其相关解说可详见《迦陵文集·卷四·迦陵论词丛稿·说静安词》)以观堂先生对其个人特质的清醒认识,可以断定:观堂先生认为自己必定是能够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的。词中最受称道的“偶开天眼觑红尘”并“可怜身是眼中人”大体就可以看出这一思路:此身既是眼中人,则此身必是入乎其内的;而觑红尘且观照自身的那个偶开天眼者,则又必是出乎其外的。如此,用他自己的逻辑来表达,则堪称一体二相、可观可写了。
　　假如我们先不急于将观堂先生那“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诗人法则”普适化,姑且视这首《浣溪沙》为一个具体考察对象,那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中体现出来的诗歌写作技法——“返察倒戈”之术,实是观堂先生许多词作在苦求翻新之时惯用的杀手。锏。
　　兹举二例:
　　阁道风飘五丈旗。层楼突兀与云齐。空余明月连钱列,不照红葩倒井披。
　　频摸索,且攀跻。千门万户是耶非。人间总是堪疑处,惟有兹疑不可疑。
　　 ——《鹧鸪天》
　　沉沉戍鼓,萧萧厩马,起视霜华满地。猛然记得别伊时,正今日邮亭天气。
　　北征车辙,南征归梦,知是调停无计。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二字。
　　 ——《鹊桥仙》
　　其中“人间总是堪疑处,惟有兹疑不可疑”、“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二字”,不能说没有新意,然而个中新意,大抵依托的是哲人情趣,也即用哲人的眼光返照之后所得的“理境”,非“出乎其外”者莫能为之。观堂先生曾论及“隔”与“不隔”之别,以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然而倘若真如观堂先生所说,诗人必要出乎其外而观而写,要“不隔”恐怕就难了。宋人以理入诗,已为后人所诟病,观堂先生“人间总是堪疑处,惟有兹疑不可疑”之语,却几乎已经是以理入词了,纵有哲人情趣,在诗而言,已落第二义。所以,以哲学家的眼光“返察倒戈”,可以说是他的败笔,然而人们大抵也以为这就是他的妙处。
　　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为不隔;“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谢家池上,江淹浦畔”,为隔。可见,写情写景须要“语语都在目前”的“不隔”之说,与贾宝玉在大观园里当着政老爷和宾客们的面所谈的“天然”之说,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宝玉说:“‘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就是说要不见人工的痕迹。这个道理如果从园林移用到诗词创作上,也仍是正理。然而历来论诗论词,常常谈及的是“言”、“象”上如何伤于穿凿,却不知以哲人之眼“返察倒戈”的办法更是在“意”上强力而为之,人工斧凿的痕迹更重,与“天然”更是离得有十万八千里了。
　　有人或许会以观堂先生“主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的区分作为理由,想既然有“客观之诗人”,自然免不得要“出乎其外”,否则如何“客观”?且慢,我们且看观堂先生列举的“客观之诗人”,分明是——“《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 我想,若要论《水浒传》、《红楼梦》,恐怕即使观堂先生本人在世,他也不会以为是诗的,所以,这里的所谓“诗人”,不过是文学家、作家的代称而已,就像文艺理论常常被冠以“诗学”之名,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这里用的虽是“诗人”的字眼,却实在于诗无干。
　　再看看被观堂先生极尽推崇之意的李后主,他是否符合“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的标准?他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而且他又以赵佶《燕山亭》与之相比拟,真可谓血泪相和之作了。然而无论李煜、赵佶,其词之所以为佳作,正在于妙笔之下的境相自然显现,情由境生,语自心出,所以动人,虽不免有类似于“取景”“构图”之实,但因皆从心性中自然流露,而非源自思维与观察,于是无所着迹。倘若李后主真如他所理想的诗人那样,既“入乎其内”也“出乎其外”,恐怕所作就不会是“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而是如观堂先生一般的“可怜身是眼中人”了。
　　这里录一首堪称后主词中极品的《清平乐》为证: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字里行间,一如佛家的以智观境,智境浑然,无有取相,情、景尚且无别,更容理于何地!也正因为如此,其意境之深美,已极尽五代词家之妙。倘若后主在此也来一番“出乎其外”,返观其境,然后写之,虽然也有可能会获得“偶开天眼觑红尘”的超然境界,但终不过是哲人玄思,纵有妙处,却与词人真意毫不相干。以观堂先生的眼力和识鉴,他绝对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否则他就不会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然而,观堂先生作为一个以《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而著称的批评家,同时又以才情不凡的词人自许,这也就造成了他认识上的淆乱。“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是他对诗人(自然也包括词人)的清醒认识。而所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却是观堂先生的无心之谬——他误把自己所具有的既是诗人又是批评家的特质当成了诗人必备的素质了。
　　对于这一点,俞平伯先生为重印《人间词话》写序时,曾引其意而用之:
　　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俞平伯:《重印〈人间词话〉序》)
　　这显然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说的翻版,只不过俞平伯先生的这一论说点明了只适用于文艺批评家,而不是诗人。观堂先生以“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来要求诗人,其实是因自己身兼诗人和评论家的身份而不小心戴错了帽子。或许是慑于他的声名,历来大抵皆从其说,无人存疑。我们现在固然不能以后人之识苛责已经作古的前辈,然而若平心而论,俞先生的话当为公论,它无疑更契合诗人的真相。
　　我们无论读观堂先生的词作还是词论,首先都不能忘记他的第一身份是批评家。用一个或许并不完全恰当的譬喻,他是一位颇想成为厨师而又苦于无法成为一流厨师的美食家。作为文艺批评家,他的长处在于能“偶开天眼”,以哲人的眼光审察,开现代文学批评之风。而作为词人,一旦用了“返察倒戈”的法子,便以有为的心思坏了诗歌本应有的天然境界,往往也就在那瞬间失去了真性情和赤子之心,再也没有了诗的真滋味。
　　不过,诗的价值具有多重性,“偶开天眼觑红尘”,既得人称赏,其意义自然不可一概抹杀。然而观堂词作,却可谓得也于斯,失也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