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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形势严峻，其结构性矛盾暴露无遗。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国民消费即内需严重不足，投资增长方面又以政府、外资投入为主，社会、私人投资增长低靡。如何扩大国民消费、拉动内需是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如何拉动内需是市场经济对我国政府如何运用财税政策的执政能力的考验。
关键词：经济增长 财政 内需 财税政策
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问题是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的消费率持续下降，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大幅下降，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政府投资和低附加值出口。如今，贸易摩擦加剧，日元大幅贬值、美元等汇率持续波动，人民币升值压力凸现，实体经济不振，房地产等产业投资过热，这一切都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理顺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本文试着从财税政策角度出发，通过解析内需不足原因和我国现行的财税政策及其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几点扩大内需的财税对策。
一、内需不足的原因。
1.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8%，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5%，比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低3个和3.3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不同步，而且不稳定。与此同时，住房商品化、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增加了居民的危机感，使人们的风险意识进一步强化。心存忧虑的普通百姓只能选择增加预防性储蓄，造成了储蓄居高不下的现状，从而影响到即期消费及远期消费倾向。
2.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
从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可以看出，现期收入差距过大也是导致消费需求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与城市、东部与西部的收入差距过大，必然使平均消费倾向降低。高收入阶层由于基本消费需求已得到满足，因而具消费倾向偏低。低收入阶层由于没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虽有消费欲望但购买力不足，其潜在消费需求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正如凯恩斯所说：“如果把钱给了穷人，穷人们就会把它们花掉，从而扩大了总需求；如果把钱给了富人，富人就会把它们储蓄起来，从而降低了社会总需求。”可见，分配越是不公，社会消费率就越低。
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严重阻碍农村消费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最突出的表现是大量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城乡收入差距过于悬殊。近年来，政府和社会支农资金呈现增长的态势，但与农业需求的矛盾仍很突出。国家财政支出90%以上用于城市和工业，用于农村和农业的不足10%，而发达国家却达到了30%～50%，即使印度、巴西、泰国等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15%～20%。城乡发展失衡、工农业发展失衡日益明显。如果农民购买力不足，内需是很难真正扩大的。
4.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村居民缺乏最基本的保障条件
社会保障是国家干预和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又一手段。通常，高收入阶层缴纳的金额相对高些，低收入阶层则相对缴纳较少。在支付时，由于社会保障属于公有保障的一部分，只支付给处于一定生活水平之下的阶层，从而起到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目前我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健全，农村居民更是缺乏最基本的保障条件。
二、财税政策不完善之处
在过去几年里，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年均增长率超过15%，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因重视投资而忽视公共服务，使得这部分财富流向出现偏差。一方面，投资率—直居高不下；另—方面，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不足。具体来说：
1.财税调节不到位
—是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低，起不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对全社会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二是现行个人所得税未能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家庭负担状况，客观上造成税负不公，甚至拉大了收入差距。三是由于财产税制建设滞后，只能听任社会财产积累与占有差距日益扩大并拉大收入分配差距。
2.财政对社会保障等投入偏少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起步较晚，一直采取社会统筹方式征集社会保障资金，尽管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已形成基本框架，但还不够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问题。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高启的房价、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致使老百姓在消费过程中不敢大胆消费。
3.对农村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投入严重不足
我国“二元”财政结构制度鲜明，集中反映在“一品两制”上，即政府对同一种公共品，在城乡居民的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上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安排：在城市，其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如在教育、道路、环境、卫生等方面，城市居民基本可免费或低价享用；在农村，则主要是由农民自我“埋单”，财政只给予一定补贴，致使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对供给“不足”或出现“真空”。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影响了农民的消费预期，制约了农民的即期消费。
4.转移支付水平低
同节节攀升的收入分配差距相比较，我国转移支付水平极低，且占GDP的比例有逐年下滑之势。2004年转移支付仅占财政支出的10.1%，而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到财政总支出的30%左右，德国则达到50%。我国转移支付水平不足与转移支付经费来源不足有关，目前开征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力度严重不足，这使得要扩大转移支付水平就必须挤占本来就已不足的财政其他支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在竞争中日趋落后，区域差距逐渐扩大。在區域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作为均衡区域发展的主要手段，转移支付制度由于定位不合理、总量不足、形式复杂多样，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很多转移支付力度不够、效率较低、中间流失过多，也影响了其效力的发挥。 三、财税对策
1、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
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最基础的工作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尤其是增加中低阶层收入。一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二是提高城镇低收入人群的就业能力。三是实施有利于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的公共政策。通过减税刺激消费也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减少工薪家庭的收入所得税，特别是减少低收入家庭和享受退休金的老年人税收，可以对刺激社会需求产生明显的作用。
2、加大税收调节力度
扩大内需宜从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着手，在不损害效率的前提下，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来使分配与总消费协调，形成公平与效率的双赢和良性互动。一是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二是对某些奢侈消费品征税，同时增加财政拨款单位职工的月薪和老年人的退休金，使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三是运用财政工具对贫困人口或贫困地区进行救济、补贴或扶贫开发。四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贫困地区、困难群体的转移性支出，逐步实现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
3、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
增加农民收入是关系经济全局的大事，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必然带来农村市场的活跃。财政要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强农业科技投入及农村基础没施建设，促进农村地区有效需求的形成和发展。
4、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作为“社会安全网”和“经济稳定器”，是政府职能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需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进一步完善城镇社会保险制度，拓宽新的筹资渠道，建立以社会保险费（税）为主体、财政补贴、社会捐助和彩票等多渠道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筹资体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在应保尽保的同时注重调节收入差距。二是逐步建立健全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注重贫困人口保障制度建设，逐步建立针对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三是完善与就业有关的税收政策，发挥税收促进就业的功能。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培训提供经费支持，提供免费的职业介绍，建立健全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结语：危及全球的本轮金融危机并未完全过去，通过此次金融危机，我国外向型的经济依赖和内向消费不足的两个特点被完全暴露。因此从财税政策本身而言，也应着力解决外向型的经济模式，扩大内需，促进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当前处在经济体制改革、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内部、外部各种压力持续增加，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會政治稳定的要求。因此必须适时出台合理的财税政策，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促和谐。
关键词：经济增长 财政 内需 财税政策
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问题是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的消费率持续下降，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大幅下降，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政府投资和低附加值出口。如今，贸易摩擦加剧，日元大幅贬值、美元等汇率持续波动，人民币升值压力凸现，实体经济不振，房地产等产业投资过热，这一切都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理顺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本文试着从财税政策角度出发，通过解析内需不足原因和我国现行的财税政策及其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几点扩大内需的财税对策。
一、内需不足的原因。
1.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8%，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5%，比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低3个和3.3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不同步，而且不稳定。与此同时，住房商品化、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增加了居民的危机感，使人们的风险意识进一步强化。心存忧虑的普通百姓只能选择增加预防性储蓄，造成了储蓄居高不下的现状，从而影响到即期消费及远期消费倾向。
2.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
从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可以看出，现期收入差距过大也是导致消费需求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与城市、东部与西部的收入差距过大，必然使平均消费倾向降低。高收入阶层由于基本消费需求已得到满足，因而具消费倾向偏低。低收入阶层由于没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虽有消费欲望但购买力不足，其潜在消费需求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正如凯恩斯所说：“如果把钱给了穷人，穷人们就会把它们花掉，从而扩大了总需求；如果把钱给了富人，富人就会把它们储蓄起来，从而降低了社会总需求。”可见，分配越是不公，社会消费率就越低。
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严重阻碍农村消费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最突出的表现是大量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城乡收入差距过于悬殊。近年来，政府和社会支农资金呈现增长的态势，但与农业需求的矛盾仍很突出。国家财政支出90%以上用于城市和工业，用于农村和农业的不足10%，而发达国家却达到了30%～50%，即使印度、巴西、泰国等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15%～20%。城乡发展失衡、工农业发展失衡日益明显。如果农民购买力不足，内需是很难真正扩大的。
4.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村居民缺乏最基本的保障条件
社会保障是国家干预和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又一手段。通常，高收入阶层缴纳的金额相对高些，低收入阶层则相对缴纳较少。在支付时，由于社会保障属于公有保障的一部分，只支付给处于一定生活水平之下的阶层，从而起到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目前我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健全，农村居民更是缺乏最基本的保障条件。
二、财税政策不完善之处
在过去几年里，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年均增长率超过15%，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因重视投资而忽视公共服务，使得这部分财富流向出现偏差。一方面，投资率—直居高不下；另—方面，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不足。具体来说：
1.财税调节不到位
—是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低，起不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对全社会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二是现行个人所得税未能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家庭负担状况，客观上造成税负不公，甚至拉大了收入差距。三是由于财产税制建设滞后，只能听任社会财产积累与占有差距日益扩大并拉大收入分配差距。
2.财政对社会保障等投入偏少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起步较晚，一直采取社会统筹方式征集社会保障资金，尽管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已形成基本框架，但还不够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问题。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高启的房价、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致使老百姓在消费过程中不敢大胆消费。
3.对农村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投入严重不足
我国“二元”财政结构制度鲜明，集中反映在“一品两制”上，即政府对同一种公共品，在城乡居民的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上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安排：在城市，其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如在教育、道路、环境、卫生等方面，城市居民基本可免费或低价享用；在农村，则主要是由农民自我“埋单”，财政只给予一定补贴，致使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对供给“不足”或出现“真空”。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影响了农民的消费预期，制约了农民的即期消费。
4.转移支付水平低
同节节攀升的收入分配差距相比较，我国转移支付水平极低，且占GDP的比例有逐年下滑之势。2004年转移支付仅占财政支出的10.1%，而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到财政总支出的30%左右，德国则达到50%。我国转移支付水平不足与转移支付经费来源不足有关，目前开征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力度严重不足，这使得要扩大转移支付水平就必须挤占本来就已不足的财政其他支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在竞争中日趋落后，区域差距逐渐扩大。在區域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作为均衡区域发展的主要手段，转移支付制度由于定位不合理、总量不足、形式复杂多样，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很多转移支付力度不够、效率较低、中间流失过多，也影响了其效力的发挥。 三、财税对策
1、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
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最基础的工作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尤其是增加中低阶层收入。一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二是提高城镇低收入人群的就业能力。三是实施有利于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的公共政策。通过减税刺激消费也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减少工薪家庭的收入所得税，特别是减少低收入家庭和享受退休金的老年人税收，可以对刺激社会需求产生明显的作用。
2、加大税收调节力度
扩大内需宜从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着手，在不损害效率的前提下，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来使分配与总消费协调，形成公平与效率的双赢和良性互动。一是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二是对某些奢侈消费品征税，同时增加财政拨款单位职工的月薪和老年人的退休金，使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三是运用财政工具对贫困人口或贫困地区进行救济、补贴或扶贫开发。四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贫困地区、困难群体的转移性支出，逐步实现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
3、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
增加农民收入是关系经济全局的大事，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必然带来农村市场的活跃。财政要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强农业科技投入及农村基础没施建设，促进农村地区有效需求的形成和发展。
4、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作为“社会安全网”和“经济稳定器”，是政府职能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需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进一步完善城镇社会保险制度，拓宽新的筹资渠道，建立以社会保险费（税）为主体、财政补贴、社会捐助和彩票等多渠道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筹资体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在应保尽保的同时注重调节收入差距。二是逐步建立健全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注重贫困人口保障制度建设，逐步建立针对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三是完善与就业有关的税收政策，发挥税收促进就业的功能。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培训提供经费支持，提供免费的职业介绍，建立健全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结语：危及全球的本轮金融危机并未完全过去，通过此次金融危机，我国外向型的经济依赖和内向消费不足的两个特点被完全暴露。因此从财税政策本身而言，也应着力解决外向型的经济模式，扩大内需，促进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当前处在经济体制改革、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内部、外部各种压力持续增加，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會政治稳定的要求。因此必须适时出台合理的财税政策，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促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