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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是现代意义上的一座小城。然而,敦煌又是一个气势很大的地方,鸣沙山与三危山之间的莫高窟,举世无双,形成了一门显学——敦煌学。在我的心目中,敦煌始终是一方圣地,一方博大精深的学术圣地,一方值得读书人不断去朝圣的圣地。2002年秋,当我乘飞机飞抵敦煌上空时,透过舷窗,可以清晰地俯瞰到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忽然出现了一个绿色的“孤岛”、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对敦煌人的敬意,在极其恶劣的生态环境中竟然能营造出如此难能可贵的文明,殊为不易!
时隔7年,2009年,也是一个金色的秋季,当我乘火车穿越茫茫沙漠抵近敦煌时,近距离地感受通向敦煌的道路,心中别有一番滋味。当黄色的沙漠成片成片地掠过,目至所及,尽为荒凉,视觉疲劳到了极点。一天一夜,单调的车轮声伴随着单调的沙漠景色,让人感到乏味极了。天亮之后,视线之内开始出现绿色,由少到多,一簇簇直到一片片,敦煌终于到了。
深藏在大漠深处的敦煌,充满深不可测的神秘性。这神秘,往往是连篇累牍见诸文字的莫高窟的宝藏、王道士的盗卖、斯坦因等“丝绸之路上的魔鬼”的巧取豪夺等等惊心动魄的故事带来的。现实中的敦煌,阳光之下,一切都显得那么祥和、那么安静、那么超凡脱俗、那么一尘不染,没有时下很多城市常见的人流熙攘、车水马龙、喧嚣浮躁、市声纷乱等现象。
几乎每一个到过敦煌的人,都会为在戈壁大漠中有这么一个丰富多彩的绿色小城而惊奇和感叹。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烘托出了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标本——敦煌城!敦煌之名,寓意深刻,史书记载:“敦,大也;煌,盛也。”区区二字,浓缩了古代中国繁荣强盛的历史。
敦煌的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11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建立了敦煌郡,并设置了玉门关、阳关。这一历史性的决策,为敦煌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使之迅速崛起,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名城重镇和举世瞩目的文化艺术中心。
敦煌,无疑是一座丰厚凝重的历史丰碑,矗立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敦煌屡遭曲折与磨难,几临倾覆之厄运,然而却一次又一次地衰而复兴,蹶而复振,以博采众长、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顽强地证明着自己的存在,这是怎样的一种奇迹啊!
大漠奇观莫高窟
出敦煌市区,驱车东行,约半小时的工夫,就进入广袤的戈壁沙漠,但见远处岗岭起伏,近前茫茫黄沙,一排排高大的白杨环护着层层密布的窟龛宝藏,这就是素有“千佛洞”之称的莫高窟。
莫高窟背靠鸣沙山,面对三危山,二山之间有一处在茫茫大漠中难得一见的山沟——大泉河那早已干涸发裂了的河床。烈日当空,酷暑难耐,走近莫高窟,突然感到一种久违了的绿色与凉意。原来,莫高窟跟前有一条常年流淌的小溪,清澈透底,潺潺流水营造出一小片绿洲,鸟语花香,生机勃勃。小绿洲烘托着密密麻麻、或高或低、有大有小,宛如土蜂窝一样的492个石窟。“之”字型排列的石窟分布在陡峭的灰色岩壁上,其间已修木栈道相互连接,供人通行。
走在木栈道上,观察莫高窟,感受到的是来自历史深处的震撼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力量。莫高窟中的第一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东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是高僧乐僔开凿的,此后,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岁月中,经10多个朝代的僧俗人员前赴后继,陆续凿成。据统计,莫高窟中有1045幅、45000平方米的彩色壁画,如果将每幅壁画排列在一起,可布置成高1米、长45公里的艺术画廊,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实属罕见。此外,还有原塑2500多尊和彩塑1000多尊,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
如此辉煌的艺术宝库为什么能出现在远离中原王朝的极为偏僻的戈壁沙漠中呢?对很多人来说,不啻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回溯历史,汉武帝出兵击败匈奴后,为巩固边防,“设四郡,据两关”,“四郡”之一就是敦煌,“两关”即距敦煌不远的玉门关和阳关。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丝绸之路延伸出境前最后一个繁华要冲,是各国商旅的一大集散地,再往前走,过了“两关”,那可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了。横亘在商人们面前的是生死未卜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于是,精神寄托、宗教信仰便不可或缺。出境前求佛祖保佑,平安归来后需感谢佛祖恩典,礼佛布施,凿窟还愿,遂成常态。再加上这里是佛教艺术经西域传入中原的中转站,有利于东西方艺术的交融。那“满壁风动、天衣飞扬”的飞天,那端坐安然、慈祥可敬的大佛,那衣冠华贵、神态优美的供养人……多少中西合璧的艺术杰作,折射的不都是那个自信、宽容、强盛、开放的时代精神风貌吗?
我去过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也去过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比较起来,还是敦煌的莫高窟更有一种穿透力和震撼力。且不说莫高窟的开凿比云冈石窟早87年,比龙门石窟早128年,也不说颟顸的王圆箓道士发现神秘的藏经洞揭开了“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单单这莫高窟彩色壁画中比比皆是的飞旋的流云、纷落的天花、鸣动的神乐、柔美而飘逸的仙女姿态,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久久不能忘怀。
莫高窟,虽经千百年的风沙侵蚀,依然光彩照人,魅力无穷。它是丝绸之路的见证,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放射着永不消失的创造灵气与艺术光芒,任何一个来到它身边的人,都不能不对创造这一奇迹的各个朝代难以计数的艺术家肃然起敬,由衷赞佩。
道士的惊天大发现
敦煌原本并不出名,100多年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偶然发现,使这里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进而演绎出无数腐败、卖国、掠夺与阴谋相互交织的惨痛故事。
我素来仰慕敦煌,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那神秘的藏经洞所吸引。2002年,初赴敦煌,一睹藏经洞的真容;2009年,再去敦煌,在藏经洞前踯躅徘徊,仔细观察了好长时间。莫高窟中,编号为16的洞窟,本身并不惹人注意,但因为该窟甬道北壁内侧那小得可怜、编号为17的洞窟即赫赫有名的藏经洞而闻名天下。在昏暗灯光映照下,面对空空如也的小洞,依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与悲凉。毕竟,这是国际显学——敦煌学的真正发祥地,是令无数人惊异的宝藏所在地。100多年来,中国屈辱落后的历史尽都浓缩在这高约160厘米、宽约270厘米的狭小空间内。历史在这里仿佛凝固了一般,凝固出了荡气回肠、令后人铭记和发奋的警钟。
时隔7年,莫高窟依然严格执行着“不准拍照”的禁令。在莫高窟边上有修葺一新的敦煌藏经洞陈列馆,馆前立有一块巨石,上书“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几个醒目的大字,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手迹。难得的是,整个景区惟独这里可以尽情拍照留念,颇有寓意。于是,我足足地过了一把摄影瘾,为莫高窟之行存留了丰富的影像资料,也为自己更新与充实了不少专业知识。
1900年6月2日,正是八国联军在京津与清军、义和团激战正酣的日子。谁也没有料到,在远离大清王朝京畿的敦煌莫高窟却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那天清晨,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率人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和石块,忽然间,“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壁破,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王圆箓的墓,至今依然待在莫高窟附近荒漠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导游介绍了,但几乎没有游客挪步前往,尽管不过咫尺之遥。我在陈列馆里见过他的照片,黑白的,却还清晰,五短身材,瘦小的体格套在一件宽大的道士袍中,一脸堆笑,羞怯、胆小、愚昧,搀杂着一丝狡猾与贪婪,外国掠夺者给他拍的这张照片很经典,足以让那个扭曲年代中扭曲人物的内心世界泛出来,而且泛得淋漓尽致。王圆箓,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小人物,却不幸被历史牢记,被后人唾骂,就是因为他发现却又出卖了藏经洞。
历史学家真有本事,竟然查清了王圆箓的履历。他是湖北麻城人,生于1850年,卒于1931年。清光绪年间,“因麻城连年旱荒,生活无着,逃荒至肃州(今酒泉)”,初在巡防营当兵,是个兵痞。退伍出家,当了道士,云游到敦煌,在莫高窟下落脚。他曾找当地拙劣的泥瓦匠,刷白、涂抹了一些洞窟中的壁画,也打碎过一些精美的佛像,要不是后来发现藏经洞,专职盗卖国宝,还真不知道这个矮子会从事多少破坏性活动,会把好端端的莫高窟折腾成什么模样。
难以想像,呈现在王圆箓眼前的藏经洞,这么小的空间竟然存放了这么多的宝贝,满满当当,层层叠叠,顶天立地,全是稀世珍宝,加起来达5万多件,有写本经卷、文书档案、契约账本、织绣、绘画、拓本、佛像、木雕、彩塑等等,时间跨度达600多年,涉及多种语言文字,有些是早已消失了的古国“死文字”,堪称“人类文化的大百科全书”。
王圆箓不懂这些,他只需要钱,钱可以让人沦为魔鬼。无知与贪婪使莫高窟在劫难逃,也使敦煌蒙羞百年。站在藏经洞前,我们仿佛跌进一个深渊,一个“病夫”的深渊,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应该铭记这个洞、这个人、这个国家和民族沉沦中的悲壮故事。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按照中国的陋习,拣了几件自认为值钱的东西,送给敦煌知县汪宗翰,汪稍懂点文物知识,又索取了一些文书和经卷,送给自己的上司、甘肃学政叶昌炽。叶学问更大,知道价值几何,报告甘肃藩台,建议将宝物运解省城兰州保存,藩台却认为“废纸”一堆,毫无价值,下令就地封存。1904年开始,圆滑世故、惟利是图的王圆箓开始走上了一条盗卖国宝的罪恶道路。先是卖给中国人,消息不胫而走,外国人纷至沓来,这个矮子便毫不吝惜地卖国宝给外国人,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寂静的莫高窟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接踵而至,用大车装,雇驼队运,竭泽而渔,盗抢一空,遂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切肤之痛。长风当哭,流沙饮泣,藏经洞见证了近代中国不堪入目的一页沉重历史。
藏经洞封闭之谜
敦煌莫高窟,之所以声名远播,不仅在于它的丰富宝藏成了敦煌学的滥觞,更在于其中藏经洞封闭千年的原因一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在小小的石窟中存放了如此多而杂的物品呢?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藏经洞的封闭与战乱有关。太平盛世,莫高窟成了丝路畅通、驼铃声声、商旅不绝的精神寄托和依靠,多少善男信女不惜钱财,在这里投注了希望和憧憬。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战乱、频内乱的国度,改朝换代、政权更迭往往靠血腥的暴力来完成。虽地处荒僻,一旦战乱,敦煌莫高窟如此神圣之场所恐怕也不能置身度外,慌乱之中,僧俗人士封存相关用品,便是必须的应急举措了。
问题是,哪一次战乱导致了藏经洞的封闭呢?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石窟访书记》一文中认为,藏经洞封闭于北宋初年,1036年西夏军队兵临城下,敦煌即将易手之际,莫高窟下寺的僧人为了避免寺院藏经毁于一旦,就把佛教经典及世俗文书、各种器具藏在小小洞窟中,然后,抹上泥皮,绘上壁画,掩藏封闭起来。谁知这些僧人一去不返,杳无音讯,此洞便成为无人知晓的秘密了。伯希和的论据是,藏经洞外面墙上的绘画《说法图》带有浓郁的西夏特色,图中能发现汉族装束的军队与西夏军队作战的内容。此外,另有一说,认为藏经洞的封闭与伊斯兰教的东传有关。宋朝绍圣年间(公元1094—1098年),信仰伊斯兰教的哈拉汗王朝向宋朝提出合攻西夏的建议,得到宋朝的同意。此时,西夏已统治敦煌半个多世纪了,佛教是西夏所扶持的宗教。莫高窟的僧侣们担心,一旦失守,哈拉汗王朝会实行灭佛政策,惊恐万状之余,将经卷、佛像、文书等尽行封存,以免不测。
1984年,长期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贺世哲根据新发现的一条史料,提出了新的观点,证明藏经洞封闭的时间要更早一些,是在北宋初年瓜沙曹氏割据政权统治时期。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史料呢?原来,1908年,伯希和来到敦煌,对包括第130窟在内的大批石窟进行拍照,并作了详细的文字记录。后来,几经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第130窟的表层壁画渐渐脱落,损失殆尽,画面及题记难以辨认,模糊不清了。而伯希和的文字记录,直到1982年才在法国整理出版。一条隐匿了近80年的珍贵史料,跃然于字里行间,引起了贺先生的注意。就是这第130窟主室东壁南侧表层壁画中的供养人题名:“故叔敕谒(竭)诚□(奉)化功臣河西一十(下缺)。”经考证,受封“竭诚奉化功臣”头衔者,只有五代至北宋时瓜沙曹氏地方割据政权(公元914—1035年)中的曹延禄、曹宗寿叔侄二人。曹延禄曾被北宋朝廷封为“敕竭诚奉化功臣”,1002年,曹宗寿谋杀其叔篡位后,也被北宋政府任为“沙州刺使兼御史大夫”,并“赐竭诚奉化功臣”。曹宗寿杀叔夺权后,曾假惺惺地在自己重修的功德窟里给曹延禄造供养像并题记,故作姿态地称曹延禄为“故叔”。
据考古科学技术测定,第130窟表层壁画与第16窟甬道北壁(内为藏经洞)的表层壁画属于同一时期,只要能测定第130窟表层壁画的准确时间,那第16窟表层壁画的时间便迎刃而解,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及原因便不难探究。第130窟表层壁画的时间确定为11世纪初曹宗寿当权时期,足证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大约就在这时或稍前。
当时,瓜沙曹氏政权的联姻国甘州回鹘和于阗王朝相继灭亡,曹氏政权危在旦夕。为了避难和备战需要,曹宗寿下令将寺院佛经与各类官府文书统统掩藏起来。为了不被敌人看破,索性用泥抹掉了第16窟原有的全部晚唐壁画,匆匆忙忙绘上曹氏政权晚期流行的壁画。一个强有力的佐证是:藏经洞出土的最晚纪年卷子是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洞内所有的文字遗书中,没有一件西夏文的经卷和文书。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占主流的“战乱说”之外,还有一种“废弃说”。一些学者认为,藏经洞中的经卷遗书是当时敦煌僧众抛弃无用的废品。因佛经众多,为尊重佛法佛典,这些用过的经品,既不能丢弃,也不能烧毁,只好抛弃到这个小小的石窟中封存起来。持此论者,批评“战乱说”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这是因为在藏经洞中没有发现当时有价值的《大藏经》和其他物品,充斥其间的大多是残卷断篇,夹杂着不少疑似伪经,还有不少错抄的废卷和涂鸦之杂写,乃至作废的文书及过时的契约等。在藏经洞封闭之时,曹宗寿当政时期,这里已经配齐了《大藏经》,还有锦帙包裹、金字题头的佛经。如果是避难,那么这些珍贵的东西理所当然该存放其中。但为什么整套的、有价值的经卷没有收藏呢?只能解释成不是为了避难,而是石室之物均为当时的废品。况且,1000年左右,随着文化的繁荣,书籍装帧技术已有很大的进步,折页式经卷已从中原传至偏远的敦煌,风靡一时,备受僧众青睐,那些使用不便的卷轴式经卷逐渐被淘汰,连同很多杂物一道,沦落于专门存放废品的小石窟之中,便成为可能。
伸向宝藏的魔爪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及其藏经洞中的文物遭受了灭顶之灾。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所谓“探险家”、“考古学家”、“游历者”,在“被洞窟中成千上万个优美的画像惊得发呆”的同时,丧心病狂、无所不用其极地竞相盗掠。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场金钱战胜了理性、野蛮掌控了文明的毁灭性掠夺狂潮之中,中国的一小撮官僚士绅竟然参与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1905年10月,沙俄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勃奥鲁切夫首先来到敦煌,以6包日用品为代价,骗取了两大包藏经洞质量上乘的经卷,由此拉开了外国人在敦煌盗宝的序幕。
1907年3月,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翻译蒋孝琬的引领下,从英属印度经新疆来到敦煌,贿赂道士王圆箓,进入莫高窟藏经洞,在高达10英尺,整堆近500立方英尺的手稿写本中,耗费37个昼夜,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翻检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斯坦因充分利用了王道士的愚昧无知,花言巧语,谎称自己乃玄奘的忠实信徒,只付了40块马蹄银(合200两白银)的象征性“布施”款项,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王道士的信任。斯坦因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
“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是明显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他述说我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来这里的经历,他显然被我打动了。”
“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了,卷子一层一层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尺左右。”
“道士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来。”
斯坦因有些得意忘形地为后人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情景。他从容不迫地将1万多卷经卷、写本装了7大箱,另外,还将500多幅佛像绣品及精美绢画仔细包扎好,装了5大箱,偷运至英国。10月,斯坦因又指示蒋孝琬再次潜入莫高窟,骗得230捆珍贵手稿。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敲骨吸髓地从王道士手中继续骗取文物,攫取了600多件经卷,装了满满5大箱,满载而归。
在所有的敦煌掠夺者当中,如果说斯坦因掠夺的数量最多的话,那么,法国伯希和掠夺的质量与价值最高。二者的差异,归根结底在于后者的中文素养比前者略高一筹。伯希和是法国汉学权威沙畹的高足,1908年来敦煌夺宝,年仅27岁,却精通汉、俄、藏、突厥等13种文字,不能不说是个怪才。那一年7月,他与助手瓦兰博士、摄影师努埃特等人一道来到敦煌。8月3日,他进入藏经洞,“惊得呆若木鸡”,遂决定对整个宝库进行一番梳理、检查,以便有选择地获取精品。用了整整3个星期,以每天1000卷的阅读速度,将卷子简单地分成两堆,一堆为精品,一堆为凡品。然后与王道士密谈,最后以500两白银成交,带走珍贵文物6600卷,并拍摄了数百幅黑白照片,“凯旋”回国。
出人意料的是,伯希和得到文物后,并没有掖掖藏藏,好像见不得人似的,而是挑选出几件代表性的文物,大张旗鼓地来到北京,1909年公开展示,大肆宣传。一时间,中外震惊,国人蒙羞。1910年,大清王朝学部终于有所反应了,电令甘肃当局,将剩余残卷悉数解运北京。最惊人,也最令人不齿的一幕闹剧上演了。运送途中,马车队所到之处,大小官吏蜂拥而上,偷的偷、抢的抢,争先恐后,丑态百出,企图据国宝为己有,甚至不惜撕碎、切割经卷文书。经过一番折腾,劫后残存的8697卷经书文物运抵北京,支离破碎,惨不忍睹,价值大打折扣。
官吏们的丑行,连王道士都看不下去了,他趁机又暗藏了一部分经卷文书,1911年,又卖给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一直到1931年病死,他对自己盗卖敦煌文物的行径并不感到后悔。
1914年,当斯坦因二度前来时,对王道士所给予的更为热情的接待和更为慷慨的赠予感到有些吃惊。王道士却十分平静地跟他袒露心迹,斯坦因在自己的著作《西域考古记》中这样记载:“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所有藏书毫不保留地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在王圆箓看来,外国人是真心保护研究这些宝贝,中国官吏只是想据为己有,藏在家中,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目睹官吏们的疯狂劫掠和破坏,他十分后悔没有让斯坦因全部带走,完整地保存在博物馆中,供不分国籍的所有有识者观赏与研究。究竟是谁保护了敦煌宝藏,又是谁损害了敦煌宝藏,这个道士竟然十分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看法,至死不悟,实在可悲。
敦煌的灾难,决非一个小小的道士所能预知和控制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释放出来的贪欲不可遏止,丝绸古道上魑魅魍魉纷纷现身,莫高窟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洗劫。
1914年至1915年,俄国人鄂登堡盗走3000件写经、500多幅壁画和150多方丝织艺术精品;1922年,十月革命后流窜来华的白俄残部550多人,竟被敦煌当局拘押在莫高窟中,他们将潦倒绝望、几近疯狂的心情发泄到壁画与雕塑上,生火做饭,乱涂乱画,肆意破坏,给莫高窟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痕印,至今依然历历在目;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竟用化学胶布粘走壁画26幅,尝到甜头后,1925年再来敦煌准备剥画,被当地百姓发现,未能得逞;1935年,英国人巴慎思盗窃壁画被民众抓获驱逐,民国政府从此加强了保护,外国人盗掠敦煌文物的历史宣告终结。
敦煌宝藏,是一把打开历史奥秘的钥匙。存放了近千年、大约5万件的珍贵文物,是一笔无法估量、价值连城的财富。然而,在上个世纪初3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历尽沧桑,饱经劫难,惨遭蹂躏。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文物,目前,主要分藏在英、法、俄、日、美、丹、韩、中等8个国家,其中,约3/5在国外,中国仅存2万多件。当然,这并不影响中国人研究敦煌学的热情与意志。惨痛的历史,激励着无数学人前仆后继、艰苦卓绝开展了相关研究和探索,特别是王国维、陈寅恪、常书鸿等人贡献突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屈辱局面已经得到初步改观。
时隔7年,2009年,也是一个金色的秋季,当我乘火车穿越茫茫沙漠抵近敦煌时,近距离地感受通向敦煌的道路,心中别有一番滋味。当黄色的沙漠成片成片地掠过,目至所及,尽为荒凉,视觉疲劳到了极点。一天一夜,单调的车轮声伴随着单调的沙漠景色,让人感到乏味极了。天亮之后,视线之内开始出现绿色,由少到多,一簇簇直到一片片,敦煌终于到了。
深藏在大漠深处的敦煌,充满深不可测的神秘性。这神秘,往往是连篇累牍见诸文字的莫高窟的宝藏、王道士的盗卖、斯坦因等“丝绸之路上的魔鬼”的巧取豪夺等等惊心动魄的故事带来的。现实中的敦煌,阳光之下,一切都显得那么祥和、那么安静、那么超凡脱俗、那么一尘不染,没有时下很多城市常见的人流熙攘、车水马龙、喧嚣浮躁、市声纷乱等现象。
几乎每一个到过敦煌的人,都会为在戈壁大漠中有这么一个丰富多彩的绿色小城而惊奇和感叹。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烘托出了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标本——敦煌城!敦煌之名,寓意深刻,史书记载:“敦,大也;煌,盛也。”区区二字,浓缩了古代中国繁荣强盛的历史。
敦煌的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11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建立了敦煌郡,并设置了玉门关、阳关。这一历史性的决策,为敦煌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使之迅速崛起,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名城重镇和举世瞩目的文化艺术中心。
敦煌,无疑是一座丰厚凝重的历史丰碑,矗立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敦煌屡遭曲折与磨难,几临倾覆之厄运,然而却一次又一次地衰而复兴,蹶而复振,以博采众长、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顽强地证明着自己的存在,这是怎样的一种奇迹啊!
大漠奇观莫高窟
出敦煌市区,驱车东行,约半小时的工夫,就进入广袤的戈壁沙漠,但见远处岗岭起伏,近前茫茫黄沙,一排排高大的白杨环护着层层密布的窟龛宝藏,这就是素有“千佛洞”之称的莫高窟。
莫高窟背靠鸣沙山,面对三危山,二山之间有一处在茫茫大漠中难得一见的山沟——大泉河那早已干涸发裂了的河床。烈日当空,酷暑难耐,走近莫高窟,突然感到一种久违了的绿色与凉意。原来,莫高窟跟前有一条常年流淌的小溪,清澈透底,潺潺流水营造出一小片绿洲,鸟语花香,生机勃勃。小绿洲烘托着密密麻麻、或高或低、有大有小,宛如土蜂窝一样的492个石窟。“之”字型排列的石窟分布在陡峭的灰色岩壁上,其间已修木栈道相互连接,供人通行。
走在木栈道上,观察莫高窟,感受到的是来自历史深处的震撼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力量。莫高窟中的第一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东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是高僧乐僔开凿的,此后,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岁月中,经10多个朝代的僧俗人员前赴后继,陆续凿成。据统计,莫高窟中有1045幅、45000平方米的彩色壁画,如果将每幅壁画排列在一起,可布置成高1米、长45公里的艺术画廊,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实属罕见。此外,还有原塑2500多尊和彩塑1000多尊,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
如此辉煌的艺术宝库为什么能出现在远离中原王朝的极为偏僻的戈壁沙漠中呢?对很多人来说,不啻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回溯历史,汉武帝出兵击败匈奴后,为巩固边防,“设四郡,据两关”,“四郡”之一就是敦煌,“两关”即距敦煌不远的玉门关和阳关。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丝绸之路延伸出境前最后一个繁华要冲,是各国商旅的一大集散地,再往前走,过了“两关”,那可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了。横亘在商人们面前的是生死未卜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于是,精神寄托、宗教信仰便不可或缺。出境前求佛祖保佑,平安归来后需感谢佛祖恩典,礼佛布施,凿窟还愿,遂成常态。再加上这里是佛教艺术经西域传入中原的中转站,有利于东西方艺术的交融。那“满壁风动、天衣飞扬”的飞天,那端坐安然、慈祥可敬的大佛,那衣冠华贵、神态优美的供养人……多少中西合璧的艺术杰作,折射的不都是那个自信、宽容、强盛、开放的时代精神风貌吗?
我去过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也去过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比较起来,还是敦煌的莫高窟更有一种穿透力和震撼力。且不说莫高窟的开凿比云冈石窟早87年,比龙门石窟早128年,也不说颟顸的王圆箓道士发现神秘的藏经洞揭开了“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单单这莫高窟彩色壁画中比比皆是的飞旋的流云、纷落的天花、鸣动的神乐、柔美而飘逸的仙女姿态,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久久不能忘怀。
莫高窟,虽经千百年的风沙侵蚀,依然光彩照人,魅力无穷。它是丝绸之路的见证,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放射着永不消失的创造灵气与艺术光芒,任何一个来到它身边的人,都不能不对创造这一奇迹的各个朝代难以计数的艺术家肃然起敬,由衷赞佩。
道士的惊天大发现
敦煌原本并不出名,100多年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偶然发现,使这里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进而演绎出无数腐败、卖国、掠夺与阴谋相互交织的惨痛故事。
我素来仰慕敦煌,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那神秘的藏经洞所吸引。2002年,初赴敦煌,一睹藏经洞的真容;2009年,再去敦煌,在藏经洞前踯躅徘徊,仔细观察了好长时间。莫高窟中,编号为16的洞窟,本身并不惹人注意,但因为该窟甬道北壁内侧那小得可怜、编号为17的洞窟即赫赫有名的藏经洞而闻名天下。在昏暗灯光映照下,面对空空如也的小洞,依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与悲凉。毕竟,这是国际显学——敦煌学的真正发祥地,是令无数人惊异的宝藏所在地。100多年来,中国屈辱落后的历史尽都浓缩在这高约160厘米、宽约270厘米的狭小空间内。历史在这里仿佛凝固了一般,凝固出了荡气回肠、令后人铭记和发奋的警钟。
时隔7年,莫高窟依然严格执行着“不准拍照”的禁令。在莫高窟边上有修葺一新的敦煌藏经洞陈列馆,馆前立有一块巨石,上书“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几个醒目的大字,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手迹。难得的是,整个景区惟独这里可以尽情拍照留念,颇有寓意。于是,我足足地过了一把摄影瘾,为莫高窟之行存留了丰富的影像资料,也为自己更新与充实了不少专业知识。
1900年6月2日,正是八国联军在京津与清军、义和团激战正酣的日子。谁也没有料到,在远离大清王朝京畿的敦煌莫高窟却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那天清晨,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率人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和石块,忽然间,“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壁破,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王圆箓的墓,至今依然待在莫高窟附近荒漠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导游介绍了,但几乎没有游客挪步前往,尽管不过咫尺之遥。我在陈列馆里见过他的照片,黑白的,却还清晰,五短身材,瘦小的体格套在一件宽大的道士袍中,一脸堆笑,羞怯、胆小、愚昧,搀杂着一丝狡猾与贪婪,外国掠夺者给他拍的这张照片很经典,足以让那个扭曲年代中扭曲人物的内心世界泛出来,而且泛得淋漓尽致。王圆箓,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小人物,却不幸被历史牢记,被后人唾骂,就是因为他发现却又出卖了藏经洞。
历史学家真有本事,竟然查清了王圆箓的履历。他是湖北麻城人,生于1850年,卒于1931年。清光绪年间,“因麻城连年旱荒,生活无着,逃荒至肃州(今酒泉)”,初在巡防营当兵,是个兵痞。退伍出家,当了道士,云游到敦煌,在莫高窟下落脚。他曾找当地拙劣的泥瓦匠,刷白、涂抹了一些洞窟中的壁画,也打碎过一些精美的佛像,要不是后来发现藏经洞,专职盗卖国宝,还真不知道这个矮子会从事多少破坏性活动,会把好端端的莫高窟折腾成什么模样。
难以想像,呈现在王圆箓眼前的藏经洞,这么小的空间竟然存放了这么多的宝贝,满满当当,层层叠叠,顶天立地,全是稀世珍宝,加起来达5万多件,有写本经卷、文书档案、契约账本、织绣、绘画、拓本、佛像、木雕、彩塑等等,时间跨度达600多年,涉及多种语言文字,有些是早已消失了的古国“死文字”,堪称“人类文化的大百科全书”。
王圆箓不懂这些,他只需要钱,钱可以让人沦为魔鬼。无知与贪婪使莫高窟在劫难逃,也使敦煌蒙羞百年。站在藏经洞前,我们仿佛跌进一个深渊,一个“病夫”的深渊,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应该铭记这个洞、这个人、这个国家和民族沉沦中的悲壮故事。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按照中国的陋习,拣了几件自认为值钱的东西,送给敦煌知县汪宗翰,汪稍懂点文物知识,又索取了一些文书和经卷,送给自己的上司、甘肃学政叶昌炽。叶学问更大,知道价值几何,报告甘肃藩台,建议将宝物运解省城兰州保存,藩台却认为“废纸”一堆,毫无价值,下令就地封存。1904年开始,圆滑世故、惟利是图的王圆箓开始走上了一条盗卖国宝的罪恶道路。先是卖给中国人,消息不胫而走,外国人纷至沓来,这个矮子便毫不吝惜地卖国宝给外国人,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寂静的莫高窟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接踵而至,用大车装,雇驼队运,竭泽而渔,盗抢一空,遂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切肤之痛。长风当哭,流沙饮泣,藏经洞见证了近代中国不堪入目的一页沉重历史。
藏经洞封闭之谜
敦煌莫高窟,之所以声名远播,不仅在于它的丰富宝藏成了敦煌学的滥觞,更在于其中藏经洞封闭千年的原因一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在小小的石窟中存放了如此多而杂的物品呢?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藏经洞的封闭与战乱有关。太平盛世,莫高窟成了丝路畅通、驼铃声声、商旅不绝的精神寄托和依靠,多少善男信女不惜钱财,在这里投注了希望和憧憬。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战乱、频内乱的国度,改朝换代、政权更迭往往靠血腥的暴力来完成。虽地处荒僻,一旦战乱,敦煌莫高窟如此神圣之场所恐怕也不能置身度外,慌乱之中,僧俗人士封存相关用品,便是必须的应急举措了。
问题是,哪一次战乱导致了藏经洞的封闭呢?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石窟访书记》一文中认为,藏经洞封闭于北宋初年,1036年西夏军队兵临城下,敦煌即将易手之际,莫高窟下寺的僧人为了避免寺院藏经毁于一旦,就把佛教经典及世俗文书、各种器具藏在小小洞窟中,然后,抹上泥皮,绘上壁画,掩藏封闭起来。谁知这些僧人一去不返,杳无音讯,此洞便成为无人知晓的秘密了。伯希和的论据是,藏经洞外面墙上的绘画《说法图》带有浓郁的西夏特色,图中能发现汉族装束的军队与西夏军队作战的内容。此外,另有一说,认为藏经洞的封闭与伊斯兰教的东传有关。宋朝绍圣年间(公元1094—1098年),信仰伊斯兰教的哈拉汗王朝向宋朝提出合攻西夏的建议,得到宋朝的同意。此时,西夏已统治敦煌半个多世纪了,佛教是西夏所扶持的宗教。莫高窟的僧侣们担心,一旦失守,哈拉汗王朝会实行灭佛政策,惊恐万状之余,将经卷、佛像、文书等尽行封存,以免不测。
1984年,长期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贺世哲根据新发现的一条史料,提出了新的观点,证明藏经洞封闭的时间要更早一些,是在北宋初年瓜沙曹氏割据政权统治时期。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史料呢?原来,1908年,伯希和来到敦煌,对包括第130窟在内的大批石窟进行拍照,并作了详细的文字记录。后来,几经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第130窟的表层壁画渐渐脱落,损失殆尽,画面及题记难以辨认,模糊不清了。而伯希和的文字记录,直到1982年才在法国整理出版。一条隐匿了近80年的珍贵史料,跃然于字里行间,引起了贺先生的注意。就是这第130窟主室东壁南侧表层壁画中的供养人题名:“故叔敕谒(竭)诚□(奉)化功臣河西一十(下缺)。”经考证,受封“竭诚奉化功臣”头衔者,只有五代至北宋时瓜沙曹氏地方割据政权(公元914—1035年)中的曹延禄、曹宗寿叔侄二人。曹延禄曾被北宋朝廷封为“敕竭诚奉化功臣”,1002年,曹宗寿谋杀其叔篡位后,也被北宋政府任为“沙州刺使兼御史大夫”,并“赐竭诚奉化功臣”。曹宗寿杀叔夺权后,曾假惺惺地在自己重修的功德窟里给曹延禄造供养像并题记,故作姿态地称曹延禄为“故叔”。
据考古科学技术测定,第130窟表层壁画与第16窟甬道北壁(内为藏经洞)的表层壁画属于同一时期,只要能测定第130窟表层壁画的准确时间,那第16窟表层壁画的时间便迎刃而解,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及原因便不难探究。第130窟表层壁画的时间确定为11世纪初曹宗寿当权时期,足证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大约就在这时或稍前。
当时,瓜沙曹氏政权的联姻国甘州回鹘和于阗王朝相继灭亡,曹氏政权危在旦夕。为了避难和备战需要,曹宗寿下令将寺院佛经与各类官府文书统统掩藏起来。为了不被敌人看破,索性用泥抹掉了第16窟原有的全部晚唐壁画,匆匆忙忙绘上曹氏政权晚期流行的壁画。一个强有力的佐证是:藏经洞出土的最晚纪年卷子是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洞内所有的文字遗书中,没有一件西夏文的经卷和文书。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占主流的“战乱说”之外,还有一种“废弃说”。一些学者认为,藏经洞中的经卷遗书是当时敦煌僧众抛弃无用的废品。因佛经众多,为尊重佛法佛典,这些用过的经品,既不能丢弃,也不能烧毁,只好抛弃到这个小小的石窟中封存起来。持此论者,批评“战乱说”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这是因为在藏经洞中没有发现当时有价值的《大藏经》和其他物品,充斥其间的大多是残卷断篇,夹杂着不少疑似伪经,还有不少错抄的废卷和涂鸦之杂写,乃至作废的文书及过时的契约等。在藏经洞封闭之时,曹宗寿当政时期,这里已经配齐了《大藏经》,还有锦帙包裹、金字题头的佛经。如果是避难,那么这些珍贵的东西理所当然该存放其中。但为什么整套的、有价值的经卷没有收藏呢?只能解释成不是为了避难,而是石室之物均为当时的废品。况且,1000年左右,随着文化的繁荣,书籍装帧技术已有很大的进步,折页式经卷已从中原传至偏远的敦煌,风靡一时,备受僧众青睐,那些使用不便的卷轴式经卷逐渐被淘汰,连同很多杂物一道,沦落于专门存放废品的小石窟之中,便成为可能。
伸向宝藏的魔爪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及其藏经洞中的文物遭受了灭顶之灾。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所谓“探险家”、“考古学家”、“游历者”,在“被洞窟中成千上万个优美的画像惊得发呆”的同时,丧心病狂、无所不用其极地竞相盗掠。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场金钱战胜了理性、野蛮掌控了文明的毁灭性掠夺狂潮之中,中国的一小撮官僚士绅竟然参与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1905年10月,沙俄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勃奥鲁切夫首先来到敦煌,以6包日用品为代价,骗取了两大包藏经洞质量上乘的经卷,由此拉开了外国人在敦煌盗宝的序幕。
1907年3月,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翻译蒋孝琬的引领下,从英属印度经新疆来到敦煌,贿赂道士王圆箓,进入莫高窟藏经洞,在高达10英尺,整堆近500立方英尺的手稿写本中,耗费37个昼夜,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翻检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斯坦因充分利用了王道士的愚昧无知,花言巧语,谎称自己乃玄奘的忠实信徒,只付了40块马蹄银(合200两白银)的象征性“布施”款项,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王道士的信任。斯坦因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
“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是明显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他述说我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来这里的经历,他显然被我打动了。”
“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了,卷子一层一层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尺左右。”
“道士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来。”
斯坦因有些得意忘形地为后人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情景。他从容不迫地将1万多卷经卷、写本装了7大箱,另外,还将500多幅佛像绣品及精美绢画仔细包扎好,装了5大箱,偷运至英国。10月,斯坦因又指示蒋孝琬再次潜入莫高窟,骗得230捆珍贵手稿。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敲骨吸髓地从王道士手中继续骗取文物,攫取了600多件经卷,装了满满5大箱,满载而归。
在所有的敦煌掠夺者当中,如果说斯坦因掠夺的数量最多的话,那么,法国伯希和掠夺的质量与价值最高。二者的差异,归根结底在于后者的中文素养比前者略高一筹。伯希和是法国汉学权威沙畹的高足,1908年来敦煌夺宝,年仅27岁,却精通汉、俄、藏、突厥等13种文字,不能不说是个怪才。那一年7月,他与助手瓦兰博士、摄影师努埃特等人一道来到敦煌。8月3日,他进入藏经洞,“惊得呆若木鸡”,遂决定对整个宝库进行一番梳理、检查,以便有选择地获取精品。用了整整3个星期,以每天1000卷的阅读速度,将卷子简单地分成两堆,一堆为精品,一堆为凡品。然后与王道士密谈,最后以500两白银成交,带走珍贵文物6600卷,并拍摄了数百幅黑白照片,“凯旋”回国。
出人意料的是,伯希和得到文物后,并没有掖掖藏藏,好像见不得人似的,而是挑选出几件代表性的文物,大张旗鼓地来到北京,1909年公开展示,大肆宣传。一时间,中外震惊,国人蒙羞。1910年,大清王朝学部终于有所反应了,电令甘肃当局,将剩余残卷悉数解运北京。最惊人,也最令人不齿的一幕闹剧上演了。运送途中,马车队所到之处,大小官吏蜂拥而上,偷的偷、抢的抢,争先恐后,丑态百出,企图据国宝为己有,甚至不惜撕碎、切割经卷文书。经过一番折腾,劫后残存的8697卷经书文物运抵北京,支离破碎,惨不忍睹,价值大打折扣。
官吏们的丑行,连王道士都看不下去了,他趁机又暗藏了一部分经卷文书,1911年,又卖给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一直到1931年病死,他对自己盗卖敦煌文物的行径并不感到后悔。
1914年,当斯坦因二度前来时,对王道士所给予的更为热情的接待和更为慷慨的赠予感到有些吃惊。王道士却十分平静地跟他袒露心迹,斯坦因在自己的著作《西域考古记》中这样记载:“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所有藏书毫不保留地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在王圆箓看来,外国人是真心保护研究这些宝贝,中国官吏只是想据为己有,藏在家中,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目睹官吏们的疯狂劫掠和破坏,他十分后悔没有让斯坦因全部带走,完整地保存在博物馆中,供不分国籍的所有有识者观赏与研究。究竟是谁保护了敦煌宝藏,又是谁损害了敦煌宝藏,这个道士竟然十分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看法,至死不悟,实在可悲。
敦煌的灾难,决非一个小小的道士所能预知和控制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释放出来的贪欲不可遏止,丝绸古道上魑魅魍魉纷纷现身,莫高窟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洗劫。
1914年至1915年,俄国人鄂登堡盗走3000件写经、500多幅壁画和150多方丝织艺术精品;1922年,十月革命后流窜来华的白俄残部550多人,竟被敦煌当局拘押在莫高窟中,他们将潦倒绝望、几近疯狂的心情发泄到壁画与雕塑上,生火做饭,乱涂乱画,肆意破坏,给莫高窟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痕印,至今依然历历在目;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竟用化学胶布粘走壁画26幅,尝到甜头后,1925年再来敦煌准备剥画,被当地百姓发现,未能得逞;1935年,英国人巴慎思盗窃壁画被民众抓获驱逐,民国政府从此加强了保护,外国人盗掠敦煌文物的历史宣告终结。
敦煌宝藏,是一把打开历史奥秘的钥匙。存放了近千年、大约5万件的珍贵文物,是一笔无法估量、价值连城的财富。然而,在上个世纪初3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历尽沧桑,饱经劫难,惨遭蹂躏。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文物,目前,主要分藏在英、法、俄、日、美、丹、韩、中等8个国家,其中,约3/5在国外,中国仅存2万多件。当然,这并不影响中国人研究敦煌学的热情与意志。惨痛的历史,激励着无数学人前仆后继、艰苦卓绝开展了相关研究和探索,特别是王国维、陈寅恪、常书鸿等人贡献突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屈辱局面已经得到初步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