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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孙枝蔚的诗法宗尚,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主要倾向于认为他“宗宋”,比如沈德潜、施闰章、王泽弘和刘世南等。本文试从孙枝蔚的诗学理论和创作实际进行分析,认为他既不“宗唐”也不“宗宋”。孙诗是广泛取法而自成一家,从而对“宗唐宗宋论”进行了有力的反拨。
关键词:孙枝蔚;取法广泛;自成一家;宗唐宗宋;反拨
中图法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宗宋”之说
诗分唐宋,由来已久。从南宋开始,就有了“唐宋诗之争”。唐诗是我国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紧随其后的宋人另辟蹊径,在艰难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于是“宋诗”成了可以和唐诗并立的另一座高峰。面对唐诗和宋诗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后人发觉已很难再翻出新花样,只好以它们为榜样,进行学习,汲取营养。唐诗和宋诗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风格,比如杨慎《升庵诗话》卷八《唐诗主情》说:“唐人诗主性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匪惟作诗也,其解诗亦然。”[1](P799)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说:“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处在实处”。[2](P62)所以后人在取法时也就有了不同的选择,或者学唐,或者学宋。
孙枝蔚是清初很有影响的遗民诗人,对于他的诗法宗尚,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方象瑛《溉堂后集序》中说孙诗:“古健质直,旨趣遥深” [3](P1209);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也说其诗“辞气近粗”[4](P495);施闰章评其诗常用“老气”、“老健”[3](P667);《晚晴簃诗汇》卷一二载:“汪舟次云:溉堂诗朴处到不得,俚处学不得。”[5](P239)王泽弘在《溉堂后集序》中说:“余闻海内诸君子论诗者云豹人先生得力在一朴字……”[3](P1206)这些评价都倾向于认为孙枝蔚“宗宋”。《清诗流派史》直接把它放到“清初宗宋派”诗人中探讨,并转引了《遗山诗钞小传》:“溉堂刻意杜陵,其率易颓唐处,时亦闯入宋派。”[6](P214)
笔者认为造成孙诗貌似宋诗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诗歌发展的趋势。邵长衡《研堂诗稿序》(《青门賸稿》卷四):“诗之不得不趋于宋,势也。盖宋人实学唐而能覂逸唐轨,大放厥辞。唐人尚蕴藉,宋人喜径露;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宋人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故负奇之士,不趋宋不足以泄其纵横驰骤之气而逞其赡博雄悍之才,故曰势也。”[7](P183)“宗宋”可以说一直贯穿着整个清代,先有“宗宋派”,后又有“浙派”和“性灵派”,再后来又有“宋诗派”和“同光体”。孙枝蔚不可能一点也不受这种趋势的影响。二、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的影响。孙是陕西三原人,地处关中,诗多粗犷激壮之词也很自然。李淦在《燕翼篇·性气》中说:“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谓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一道,谓之西南人。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惮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東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8](P262)道光年间济南王偁《瓣香杂记》卷五(道光十四年刊本):“南人学诗讲用字,故精于炼句;北人学诗讲用意,恒拙于谋篇。”陈昭陵《孙枝蔚及其诗歌研究》也分析了孙诗中的“秦风”[9],所以他的“朴”与“老健”,虽与宋诗暗合,但也不定就是“宗宋”的结果。三、孙枝蔚的遗民意识。因为宋亡于元,明亡于清,都是汉族被少数民族征服,所以明遗民中有些人提倡宋诗,也有特别的意义。《清诗流派史》指出:“唐、宋之争的背后,何以包含着杀机?原来唐诗正声,最宜铺叙功德,歌咏升平;而抒兴亡盛衰之感,则以宋诗为宜。”[6](P218) 孙枝蔚作为一个遗民,抒发兴亡之感时,很可能无意中倾向于选择宋诗。四、对学问的非常重视。孙枝蔚也很重视学问,他在《王阮亭咏史小乐府序》中说:“盖才与学不可偏胜,然才有尽而学无穷。古之能兼擅者亦不多得,惟少陵子瞻二公耳。才犹山之有木,木一本而已,而叶与岁俱新,百岁之荣无以异于一岁焉,是可谓无尽矣。而旦旦而伐,则无牛山之美,故学犹雨露之泽,栽培之力也。”[3](P1039)翻开《溉堂集》,可以明显感到用典很多,这也接近宋诗的特点。因学识丰富,在诗中不自觉地体现出来,所以孙诗面貌就更像宋诗了。但“似宋”并不代表就“宗宋”,孙枝蔚的诗歌也有“似唐”的,不论是他的诗歌理论还是创作实际,都说明他学诗是取法广泛而自成一家的。
取法广泛
当然,说孙枝蔚不“宗宋”并不是说他鄙弃宋诗。一个诗人的一生,随着理论的成熟和创作经验的积累,诗学观点发生改变也是很正常的。比较典型的比如提倡“神韵说”的王士祯,早年、中岁、晚年各有不同,后七子中的王世贞也是,有所谓的“晚年定论问题”。魏禧在《溉堂续集序》中也提到了孙的诗学变化,说他先学唐后也学宋。[3](479～480)张兵在《清初关中遗民诗人孙枝蔚的交游与创作》中评孙诗:“大致来说,《前集》、《续集》和《后集》分别代表了溉堂前、中、晚三个不同时期诗风的倾向,明显的印象是:前期学汉魏唐,但流于粗率; 中期学宋,渐趋朴淡平安;晚期则自出己意,独具风致,以真率朴实为旨归。”[10]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学唐”不一定就是“宗唐”,“学宋”不一定就是“宗宋”,不论是学唐还是学宋,都只是学诗的方式和路径,和诗歌宗尚是不同的两回事。孙枝蔚的诗法取向是非常广泛的,并不宗一代一家。
孙枝蔚在《叶思庵龙性堂诗序》中批评了门户之说:“自钟记室作《诗品》谓某诗源出于某后,乃又有江西诗派曰源曰派,皆不过论其门户耳。夫门户犹之面貌也,人不各有其风神气骨与夫性情之大不同者乎?……故有信《诗品》之说者其失也,巧者为优孟之衣冠,拙者为东施之捧心矣。有信诗派之说者其失也,善者太伯逃荆蛮之乡,不善者公孙作井底之蛙矣。……余谓林(林子羽)与高(高廷礼)亦自闽中健者,独惜其诗但从唐人入手耳。”[3](P1067-1068)说明他并不赞成“宗唐”。 他在《赠张山来兼呈徐松之处士》一诗中说:“时贤吁可怪,读书乃不必。论甘或忌辛,五味但知一。”[3](P1458-1459)既批评了“诗不关学”之说,指出学问的重要,又批评了只宗一派之人,说他们在狭隘,“五味但知一”。在《赠周建西》一诗中他说:“山谷先生诗最奇,……今朝乍见老眼明,却笑时贤吟肠窄。且当共赏学陶公,一鸱安足酬厚德。君才敏捷况妙年,此道还须富捃摭。请看猎山渔海人,虾蚬鹑鴽口皆适。”[3](P539)强调要“富捃摭”,不可像只拟一家之人那样“吟肠窄”。
就创作实际来看,孙枝蔚的诗也并不是只学一代一家。他的拟和之作有《短歌行拟王建》[3](P53)、《饮酒二十首和陶韵》[3](P108)、《广化寺谒忠烈祠步吴梅村韵》[3](P329)、《田家杂兴次储光羲韵》[3](P60)等。可见他借鉴的诗人很多。王阮亭评他的《蒿里行》是“古而健,鲍明远之流。”[3](P47)评其《览古诗》“得小雅之悱恻”[3](P68)、评其《记梦》“似放翁蜀中之作”[3](P321)、评其《竹枝词》行“唐贤三昧”[3](P421)、评其《紫荆》“杂之杜诗能辨否?”[3](P232)、评其《溪南八首次祝京兆韵为吴尔世作》“不限一格而姿态横生”[3](P356),吴野人评他的《猛虎行》在“玉川东野之间”[3](P539),王西樵评其《寒夜谣》“欲度老瞒”[3](P54),汪舟次评其《村夕》“气格绝似刘诚意”[3](P317),可见他的诗给别人的感觉也是“转益多师”的,他学习的诗人有唐有宋、有古有今,既不像某些“宗唐”派那样鼓吹唐后无诗,也不像某些“宗宋派”那样一味摹拟宋人。所以魏禧和张兵在对溉堂诗进行分期的时候,也只是“大致来说”,因为孙枝蔚“前期”不只学汉魏唐,“中期”也不只学宋,只是人到晚年,诗歌创作也渐入佳境,自己的个性特点才特别突出罢了。
自成一家
李圣华在《晚明诗歌研究》一书前言部分已经指出詩歌批评运作中的宗唐宗宋话语带来的危害,他说:“清人评说明诗,尤好采用宗唐、宗宋的话语,甚至有人以复古等同宗唐,以革新等观宗宋,无视当时诗坛对“真”与“赝”及“情”与“格”的探索争鸣。为此,清代诗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1](P12)所以我们在研究孙枝蔚诗歌时也不能简单地说他是“宗唐”还是“宗宋”。其实“宗唐”、“宗宋”的弊端已经引起了清初部分学者们的反思,正如黎孟德在《试论清初诗坛的宗唐界宋之风》中所说:“唐诗是古典诗歌的最高典范,宋诗则是宋人另辟蹊径的创新,是对唐诗最好的继承和发展。明人过分极端的扬唐抑宋或扬宋抑唐,事实证明是失败的,也最终没有能创制出所谓的‘明调’。在这一点上,清初的学者要比明代的学者清醒得多,所以许多宗唐者并不完全贬抑宋诗; 宗宋者也并不完全贬抑唐诗。”[12](P104)孙枝蔚在《郝羽吉诗序》中赞扬了郝“以唐人风调为宗”[3](P1059),而在《汪舟次山闻集序》中说:“予於宋贤诗颇服膺东坡”[3](P1044),可见他并不只宗一家,而是广泛吸取,正如杜甫所说:“别裁伪体兼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所以李天馥《溉堂诗序》说孙枝蔚“自为诗”,不区区于唐宋元明[3](P3),汪懋麟《溉堂文集序》说他:“不仅宗一代一人。”[3](P1025)汪舟次也说溉堂诗:“变化何所不有,真不易窥此老涯涘。”[3](P300)
赵娜在《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述评》中转引《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说:“在艺术方面,清代诗人最主要的手段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两种:一种是同时师法前代两家以上风格不尽相同的诗歌,通过融合变化而别成一家,这主要集中在清代初期;另一种是仅仅将前代诗歌当作素养,实际创作时则绝去依傍,完全自由,独创一家,这主要集中在清代中叶。”[13](P54)笔者认为孙枝蔚虽是清初人,但他已经能做到绝去依傍、独创一家了。邵长蘅在《金生诗序》(《青门簏稿》卷七)中说:“故余常论诗,以谓诗自汉魏六朝三唐至宋元明人之作,皆有可学有不可学,视吾自得何如尔!”[14](P743)纳兰性德《原诗》(《通志堂集》卷十四):“有客问诗于予者曰:学唐优乎?学宋优乎?予曰:子无问唐也宋也,亦问子之诗安在耳。”[15]此文中还记载:“近时钱龙眠饮光以能诗称,有人誉其诗为剑南,饮光怒;复誉之为香山,饮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誉为浣花,饮光更大怒曰:‘我自为钱饮光之诗耳,何浣花为?’”[15]邵长蘅(1637-1704)、纳兰性德(1654-1685)和钱饮光(1612-1693)都与孙枝蔚(1620-1687)大体生活在同一时期,都主张绝去依傍以自成一家,他们的说法正好也能代表孙枝蔚的主张。
张兵在《清初关中遗民诗人孙枝蔚的交游与创作》中评孙诗:“就其现存诗作而言,其中体现的关中地区所独具的自然现象与人文精神,以及那种不以唐宋为门户,以朴实自然为旨归的作风,在整个遗民诗界,乃至清代诗坛均有其独具的价值。”[10]总之,我们可以说孙枝蔚曾经“学唐”或者“学宋”,但不能因此就断定他“宗唐”或是“宗宋”。孙枝蔚以自己的诗学理论和创作实际,对“宗唐宗宋论”进行了有力的反拨,给后人留下了独具特色的“溉堂诗”,为我国诗学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杨慎.升庵诗话[A].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8.
[2]翁方纲.石洲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孙枝蔚.溉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8.
[5]徐世昌.晚晴簃诗汇[A].续修四库全书16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6]刘世南.清诗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
[7]邵长蘅.青门賸稿[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4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7.
[8]王晫、张潮.檀几丛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6.
[9]陈昭陵.孙枝蔚及其诗歌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4 .
[10]张兵.清初关中遗民诗人孙枝蔚的交游与创作[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年3月第13卷第1期.
[11]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0.
[12]黎孟德.试论清初诗坛的宗唐界宋之风[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9月第32卷第5期
[13]赵娜.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述评[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5月第3期.
[14]邵长蘅.青门簏稿[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4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7.
[15]纳兰性德.通志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关键词:孙枝蔚;取法广泛;自成一家;宗唐宗宋;反拨
中图法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宗宋”之说
诗分唐宋,由来已久。从南宋开始,就有了“唐宋诗之争”。唐诗是我国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紧随其后的宋人另辟蹊径,在艰难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于是“宋诗”成了可以和唐诗并立的另一座高峰。面对唐诗和宋诗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后人发觉已很难再翻出新花样,只好以它们为榜样,进行学习,汲取营养。唐诗和宋诗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风格,比如杨慎《升庵诗话》卷八《唐诗主情》说:“唐人诗主性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匪惟作诗也,其解诗亦然。”[1](P799)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说:“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处在实处”。[2](P62)所以后人在取法时也就有了不同的选择,或者学唐,或者学宋。
孙枝蔚是清初很有影响的遗民诗人,对于他的诗法宗尚,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方象瑛《溉堂后集序》中说孙诗:“古健质直,旨趣遥深” [3](P1209);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也说其诗“辞气近粗”[4](P495);施闰章评其诗常用“老气”、“老健”[3](P667);《晚晴簃诗汇》卷一二载:“汪舟次云:溉堂诗朴处到不得,俚处学不得。”[5](P239)王泽弘在《溉堂后集序》中说:“余闻海内诸君子论诗者云豹人先生得力在一朴字……”[3](P1206)这些评价都倾向于认为孙枝蔚“宗宋”。《清诗流派史》直接把它放到“清初宗宋派”诗人中探讨,并转引了《遗山诗钞小传》:“溉堂刻意杜陵,其率易颓唐处,时亦闯入宋派。”[6](P214)
笔者认为造成孙诗貌似宋诗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诗歌发展的趋势。邵长衡《研堂诗稿序》(《青门賸稿》卷四):“诗之不得不趋于宋,势也。盖宋人实学唐而能覂逸唐轨,大放厥辞。唐人尚蕴藉,宋人喜径露;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宋人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故负奇之士,不趋宋不足以泄其纵横驰骤之气而逞其赡博雄悍之才,故曰势也。”[7](P183)“宗宋”可以说一直贯穿着整个清代,先有“宗宋派”,后又有“浙派”和“性灵派”,再后来又有“宋诗派”和“同光体”。孙枝蔚不可能一点也不受这种趋势的影响。二、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的影响。孙是陕西三原人,地处关中,诗多粗犷激壮之词也很自然。李淦在《燕翼篇·性气》中说:“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谓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一道,谓之西南人。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惮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東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8](P262)道光年间济南王偁《瓣香杂记》卷五(道光十四年刊本):“南人学诗讲用字,故精于炼句;北人学诗讲用意,恒拙于谋篇。”陈昭陵《孙枝蔚及其诗歌研究》也分析了孙诗中的“秦风”[9],所以他的“朴”与“老健”,虽与宋诗暗合,但也不定就是“宗宋”的结果。三、孙枝蔚的遗民意识。因为宋亡于元,明亡于清,都是汉族被少数民族征服,所以明遗民中有些人提倡宋诗,也有特别的意义。《清诗流派史》指出:“唐、宋之争的背后,何以包含着杀机?原来唐诗正声,最宜铺叙功德,歌咏升平;而抒兴亡盛衰之感,则以宋诗为宜。”[6](P218) 孙枝蔚作为一个遗民,抒发兴亡之感时,很可能无意中倾向于选择宋诗。四、对学问的非常重视。孙枝蔚也很重视学问,他在《王阮亭咏史小乐府序》中说:“盖才与学不可偏胜,然才有尽而学无穷。古之能兼擅者亦不多得,惟少陵子瞻二公耳。才犹山之有木,木一本而已,而叶与岁俱新,百岁之荣无以异于一岁焉,是可谓无尽矣。而旦旦而伐,则无牛山之美,故学犹雨露之泽,栽培之力也。”[3](P1039)翻开《溉堂集》,可以明显感到用典很多,这也接近宋诗的特点。因学识丰富,在诗中不自觉地体现出来,所以孙诗面貌就更像宋诗了。但“似宋”并不代表就“宗宋”,孙枝蔚的诗歌也有“似唐”的,不论是他的诗歌理论还是创作实际,都说明他学诗是取法广泛而自成一家的。
取法广泛
当然,说孙枝蔚不“宗宋”并不是说他鄙弃宋诗。一个诗人的一生,随着理论的成熟和创作经验的积累,诗学观点发生改变也是很正常的。比较典型的比如提倡“神韵说”的王士祯,早年、中岁、晚年各有不同,后七子中的王世贞也是,有所谓的“晚年定论问题”。魏禧在《溉堂续集序》中也提到了孙的诗学变化,说他先学唐后也学宋。[3](479～480)张兵在《清初关中遗民诗人孙枝蔚的交游与创作》中评孙诗:“大致来说,《前集》、《续集》和《后集》分别代表了溉堂前、中、晚三个不同时期诗风的倾向,明显的印象是:前期学汉魏唐,但流于粗率; 中期学宋,渐趋朴淡平安;晚期则自出己意,独具风致,以真率朴实为旨归。”[10]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学唐”不一定就是“宗唐”,“学宋”不一定就是“宗宋”,不论是学唐还是学宋,都只是学诗的方式和路径,和诗歌宗尚是不同的两回事。孙枝蔚的诗法取向是非常广泛的,并不宗一代一家。
孙枝蔚在《叶思庵龙性堂诗序》中批评了门户之说:“自钟记室作《诗品》谓某诗源出于某后,乃又有江西诗派曰源曰派,皆不过论其门户耳。夫门户犹之面貌也,人不各有其风神气骨与夫性情之大不同者乎?……故有信《诗品》之说者其失也,巧者为优孟之衣冠,拙者为东施之捧心矣。有信诗派之说者其失也,善者太伯逃荆蛮之乡,不善者公孙作井底之蛙矣。……余谓林(林子羽)与高(高廷礼)亦自闽中健者,独惜其诗但从唐人入手耳。”[3](P1067-1068)说明他并不赞成“宗唐”。 他在《赠张山来兼呈徐松之处士》一诗中说:“时贤吁可怪,读书乃不必。论甘或忌辛,五味但知一。”[3](P1458-1459)既批评了“诗不关学”之说,指出学问的重要,又批评了只宗一派之人,说他们在狭隘,“五味但知一”。在《赠周建西》一诗中他说:“山谷先生诗最奇,……今朝乍见老眼明,却笑时贤吟肠窄。且当共赏学陶公,一鸱安足酬厚德。君才敏捷况妙年,此道还须富捃摭。请看猎山渔海人,虾蚬鹑鴽口皆适。”[3](P539)强调要“富捃摭”,不可像只拟一家之人那样“吟肠窄”。
就创作实际来看,孙枝蔚的诗也并不是只学一代一家。他的拟和之作有《短歌行拟王建》[3](P53)、《饮酒二十首和陶韵》[3](P108)、《广化寺谒忠烈祠步吴梅村韵》[3](P329)、《田家杂兴次储光羲韵》[3](P60)等。可见他借鉴的诗人很多。王阮亭评他的《蒿里行》是“古而健,鲍明远之流。”[3](P47)评其《览古诗》“得小雅之悱恻”[3](P68)、评其《记梦》“似放翁蜀中之作”[3](P321)、评其《竹枝词》行“唐贤三昧”[3](P421)、评其《紫荆》“杂之杜诗能辨否?”[3](P232)、评其《溪南八首次祝京兆韵为吴尔世作》“不限一格而姿态横生”[3](P356),吴野人评他的《猛虎行》在“玉川东野之间”[3](P539),王西樵评其《寒夜谣》“欲度老瞒”[3](P54),汪舟次评其《村夕》“气格绝似刘诚意”[3](P317),可见他的诗给别人的感觉也是“转益多师”的,他学习的诗人有唐有宋、有古有今,既不像某些“宗唐”派那样鼓吹唐后无诗,也不像某些“宗宋派”那样一味摹拟宋人。所以魏禧和张兵在对溉堂诗进行分期的时候,也只是“大致来说”,因为孙枝蔚“前期”不只学汉魏唐,“中期”也不只学宋,只是人到晚年,诗歌创作也渐入佳境,自己的个性特点才特别突出罢了。
自成一家
李圣华在《晚明诗歌研究》一书前言部分已经指出詩歌批评运作中的宗唐宗宋话语带来的危害,他说:“清人评说明诗,尤好采用宗唐、宗宋的话语,甚至有人以复古等同宗唐,以革新等观宗宋,无视当时诗坛对“真”与“赝”及“情”与“格”的探索争鸣。为此,清代诗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1](P12)所以我们在研究孙枝蔚诗歌时也不能简单地说他是“宗唐”还是“宗宋”。其实“宗唐”、“宗宋”的弊端已经引起了清初部分学者们的反思,正如黎孟德在《试论清初诗坛的宗唐界宋之风》中所说:“唐诗是古典诗歌的最高典范,宋诗则是宋人另辟蹊径的创新,是对唐诗最好的继承和发展。明人过分极端的扬唐抑宋或扬宋抑唐,事实证明是失败的,也最终没有能创制出所谓的‘明调’。在这一点上,清初的学者要比明代的学者清醒得多,所以许多宗唐者并不完全贬抑宋诗; 宗宋者也并不完全贬抑唐诗。”[12](P104)孙枝蔚在《郝羽吉诗序》中赞扬了郝“以唐人风调为宗”[3](P1059),而在《汪舟次山闻集序》中说:“予於宋贤诗颇服膺东坡”[3](P1044),可见他并不只宗一家,而是广泛吸取,正如杜甫所说:“别裁伪体兼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所以李天馥《溉堂诗序》说孙枝蔚“自为诗”,不区区于唐宋元明[3](P3),汪懋麟《溉堂文集序》说他:“不仅宗一代一人。”[3](P1025)汪舟次也说溉堂诗:“变化何所不有,真不易窥此老涯涘。”[3](P300)
赵娜在《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述评》中转引《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说:“在艺术方面,清代诗人最主要的手段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两种:一种是同时师法前代两家以上风格不尽相同的诗歌,通过融合变化而别成一家,这主要集中在清代初期;另一种是仅仅将前代诗歌当作素养,实际创作时则绝去依傍,完全自由,独创一家,这主要集中在清代中叶。”[13](P54)笔者认为孙枝蔚虽是清初人,但他已经能做到绝去依傍、独创一家了。邵长蘅在《金生诗序》(《青门簏稿》卷七)中说:“故余常论诗,以谓诗自汉魏六朝三唐至宋元明人之作,皆有可学有不可学,视吾自得何如尔!”[14](P743)纳兰性德《原诗》(《通志堂集》卷十四):“有客问诗于予者曰:学唐优乎?学宋优乎?予曰:子无问唐也宋也,亦问子之诗安在耳。”[15]此文中还记载:“近时钱龙眠饮光以能诗称,有人誉其诗为剑南,饮光怒;复誉之为香山,饮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誉为浣花,饮光更大怒曰:‘我自为钱饮光之诗耳,何浣花为?’”[15]邵长蘅(1637-1704)、纳兰性德(1654-1685)和钱饮光(1612-1693)都与孙枝蔚(1620-1687)大体生活在同一时期,都主张绝去依傍以自成一家,他们的说法正好也能代表孙枝蔚的主张。
张兵在《清初关中遗民诗人孙枝蔚的交游与创作》中评孙诗:“就其现存诗作而言,其中体现的关中地区所独具的自然现象与人文精神,以及那种不以唐宋为门户,以朴实自然为旨归的作风,在整个遗民诗界,乃至清代诗坛均有其独具的价值。”[10]总之,我们可以说孙枝蔚曾经“学唐”或者“学宋”,但不能因此就断定他“宗唐”或是“宗宋”。孙枝蔚以自己的诗学理论和创作实际,对“宗唐宗宋论”进行了有力的反拨,给后人留下了独具特色的“溉堂诗”,为我国诗学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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