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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异之，现在大多数人对这个名字都很陌生，但是在抗战时期，提及国民党青年军，人们会想起蒋经国，提及蒋经国，人们会想起覃异之。覃异之曾经加入过中共，后来却成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并为蒋经国所倚重。但是，1949年，他的人生突然转向，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覃异之之子覃赞钧讲述了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为我们揭开谜底。
【入党与脱党】
覃异之1907年出生在广西宜山。童年的覃异之很不幸，6岁丧父、7岁丧母，由祖母抚养长大。覃异之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其间加入了共产党。在校期间他经常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党课，曾向党组织汇报打算到叶挺独立团工作的想法。当时的书记阳翰笙对他说：“你是黄埔未暴露身份的党员，还是留在学校工作吧！”
在黄埔军校时，覃异之认识了教授部副主任敖正邦的女儿敖天犀。敖正邦是清末时派到日本的留学生，与蒋介石同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后来，覃异之因为加入过共产党的事被抓，但是没有证据，就给关了起来。敖正邦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说：覃异之这个孩子是我的准女婿，快和我女儿结婚了。蒋介石回了封信，抬头称“敖老前辈”，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就把覃异之放了。关于覃异之的脱党，覃赞钧说：“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之后，孩子越生越多，官也越当越大，一直就没联系了，自动脱离了党关系。但是，‘四一二’时，父亲还是秘密营救了共产党员。”
【初到青年军，与蒋经国相遇】
回忆起父亲与蒋经国的相遇，覃赞钧说，“父亲与蒋经国有着很深的交往，被认为是少壮派”。抗战爆发后，覃异之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1944年，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经反复酝酿，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召唤18岁至35岁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从军。陈诚、胡宗南将推荐的青年军各师师长的名单提交蒋介石审阅时，蒋介石亲自将覃异之的名字补了上去。覃赞钧说：“青年军的师长都是从各军军长里面挑出来的，他们到青年军任职要压一级，军长必须是中将，团长必须是少将。”覃异之曾回忆：蒋介石对青年军的人事安排很重视，师长由他亲自挑选，团长由嫡系部队挑选少将级干部担任。
覃异之是广西人，但这并未影响蒋介石对他的宠爱。他与桂系毫无瓜葛，又是在黄埔军校毕业。1934年春，国民党第25师和第2师奉令，各抽一个旅参加第五次“围剿”。第25师抽去的是张耀明的第75旅，覃异之任该旅149团团长。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单独召见了他。见面时，蒋介石询问曾国藩生平事迹和语录言行，覃异之对此如数家珍，蒋介石对这位年轻军官很满意。接着聊起覃异之的家事，蒋介石知道了他父母双亡，由祖母带大，当即给他5000块大洋，让他寄回家孝敬祖母，并给这位96岁的祖母题写寿匾“国之仁瑞”。自此，覃异之对蒋介石唯马首是瞻，而蒋介石也视其为信任的嫡系将领。
在青年军，覃异之与蒋经国相遇。“我父亲到了青年军后才和蒋经国有联系，以前蒋经国在江西当赣州专员，到重庆以后我父亲就分配到204师当师长兼川东警备司令，此后与蒋经国有着亲密的交往。因为年龄差不多，蒋经国又是当时青年军搞政工的，所以联系很紧密。蒋经国和我父亲关系很好，他们经常在一块”。
【蒋经国为覃异之证婚，覃异之被称“太子党”】
蒋经国为何与覃异之关系密切，在覃异之生前所著的《我所认识的蒋经国》中并没有提及，或许是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他在详述蒋经国在大陆的人生历程时，对他与蒋经国的交往细节没有着墨。
“蒋覃之谊”或与覃异之在青年军204师师长任上的作为有关。他曾请人编唱《二〇四师师歌》以鼓舞士气，同时204师的训练也有声有色，引起青年军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的重视。蒋经国多次来204师视察，对覃异之的赏识日渐加深。“有一次，蒋介石到204师检阅，我也跟着去了。检阅后他们都挺高兴的，蒋经国还夸奖说部队不错”。覃赞钧回忆说。
蒋介石的这次视察是在1945年5月，他曾两次对白崇禧说：“还是204师好。”在送蒋介石的路上，蒋介石问覃异之：“你对时局有何看法？”覃异之回答：“我估计日本很快就要投降，问题是日本被打败后，我们怎么办？我的建议是八个字：盟美、和苏、防英、制日。”蒋介石对这番话很感兴趣，当即要覃异之写成文字材料寄给他。蒋介石还电邀覃异之到他身边担任侍从室主任。覃异之考虑再三，还是借故谢绝了。此后，蒋介石提名覃异之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让他担任蒋经国的助手。
日本投降后，1946年9月，覃异之当选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后来蒋经国搞了三青团，就拉着我父亲一块干，当时蒋经国搞三青团的目的就是整顿国民党。当时国民党太乱了，但是整顿的阻力很大，整顿不下去，三青团就和国民党合并。合并之后，三青团的中央干事相应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像我父亲这种带兵的将领，同时有军职、文职的很少。蒋介石把军职和文职分开，不让这样身兼数职”。
在覃赞钧的印象中，青年军在万县的时期，是他与父亲在一起最久、最安定的一段时期，因为那时候没有打仗。但是，美好的事情总是伴随着缺憾。1945年初，正当覃异之的人生顺风顺水时，原配夫人敖天犀却因产前高血压生女不治。此时的覃异之才38岁，贵为旅长，又得蒋家信任，为之说媒的人自然乐此不疲。“后来就有人给我父亲介绍了我的继母谢畹华”。1947年，覃异之和谢畹华在南京的婚礼办得非常隆重。我记得有一张特别大的照片，裱在镜框里，蒋经国在旁边证婚。可惜的是这张照片在‘文革’中烧掉了”。覃赞钧不无遗憾地说。“当时在南京都知道我父亲和蒋经国的关系。那时候，蒋介石要搞廉政搞节约，要搞肃政纪律的事情。蒋经国在去上海之前，这一拨人被叫做太子党。他们在南京可以说该干嘛干嘛，谁也惹不起他们，也把我父亲归类到他们里边去了”。
【在沈阳与林彪有过一次交手】
194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亲自主持召开青年军干部会议，决定征集第二批知识青年。覃异之的205师于1947年初分别由万县、贵阳开往粤汉铁路沿线，一边护路，一边招募第二批知识青年。8月，蒋介石电召覃异之到南京，要他准备开往台湾接受美械装备”。 这支调往台湾的部队让覃异之遗憾一生，也成为他后来不敢回广西的原因。“‘文革’以前，父亲是全国政协委员，他每年都视察很多地方，他和我说过他不敢回广西。事情还要从日本投降时说起，家乡父老找到我父亲，说孩子要参军入伍。因为当时缺兵源，我父亲就同意了。这个部队没和共产党打过仗，整编后直接拉到台湾了。此后，两岸隔绝，这些孩子再也没法回来，父亲也就不敢回广西，家属还时常来要人，父亲无言以对。这些家属在‘文革’都属于反革命，我父亲更自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到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孩子变老人，来大陆探亲变成台胞了，我父亲才敢回去”。
1947年10月初，覃异之应召来到南京晋谒蒋介石。蒋介石对覃异之说：“现在派你到东北任第8兵团副司令官兼52军军长，这是东北行辕陈诚主任要求调你去，你准备准备过去。”当时东北战局对国民党军十分不利，熊式辉、杜聿明已相继离开，覃异之并不想去东北，但是不敢违命不从。覃异之在东北战场的经历，现在鲜有提及。而覃赞钧也是在父亲去世时才仔细去了解。覃异之去世时，老朋友李默庵来吊唁。覃赞钧一见李老来了就赶紧迎过去：“李伯伯你怎么身体不好还来啊。”李默庵说：“该来的，该来的。”在覃赞钧和李默庵讲话时，有个人过来碰了覃赞钧一下说：“你知不知道林彪在东北从来没打过败仗，但是和你父亲没打赢。”覃赞钧一回头看那个人不见了，“可能也是个国民党将领”。
于是，覃赞钧反复回顾父亲在东北的经历：“父亲在沈阳与林彪有过一次交手。当时林彪部队已经把沈阳包围了，我父亲前去解围。52军驻扎在葫芦岛，我父亲接到命令后就准备从葫芦岛往沈阳打。解放军看国民党部队要逃跑，就挡住52军，不让我父亲前进。打了一阵以后，整个部队前锋当后卫、后卫当前锋，直奔沈阳，一天就到了，一下子给沈阳解了围。到了沈阳之后，父亲给陈诚打电话，陈诚特别高兴。其它部队都是随后两三天才到的。后来，陈诚还把坐骑送给我父亲。”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局势的恶化。1948年2月，覃异之嫡系52军25师在鞍山被歼，坚定了他离开东北的决心。
【从南京赋闲到释放政治犯】
“我父亲不愿意和共产党打仗，认为只有参加国大会议才有脱身的机会”。于是他写信给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表示想当“国大代表”。白崇禧复信表示欢迎。覃异之随即派参谋邓传汉到老家广西宜山竞选，顺利当选广西“国大代表”。1948年4月，当他从东北回到南京参加国大会议时，受到蒋介石的严厉批评，斥责他擅离战场。覃赞钧说，父亲从1948年3月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到11月，在南京待了七八个月没有任职，直接挂名在国防部。因为他从东北回来当“国大代表”，他们就问为什么不在前线打仗，这样就审查了将近一年，最后的结论认为覃异之是“战局悲观论者”。
“当了‘国大代表’之后，我父亲就保他的副军长刘玉章继任，特别对他说，我们这个部队一定要守住葫芦岛。最后东北打散了之后，52军整军从葫芦岛全部拉到广州去了。蒋介石特别高兴，当作英雄来对待，因为从内战以来，东北部队整军整建制地拉回去是没有的。后来副军长回来之后还和我父亲说：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全军全部撤回”。
1948年5月，覃异之被任命为国民党南京首都卫戍副总司令兼江北指挥所主任。1949年1月，解放军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连获大捷，渡江作战蓄势待发。蒋介石“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1月22日，李宗仁宣称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其后，李宗仁急于同中共方面直接联系，考虑首先要同距离南京最近的解放军三野陈毅部取得联系，于是派李明扬到江北。但是与三野联系，李明扬并没有通行证。当时扬州已经解放，国民党军队封锁长江，只有南京首都卫戍总部签发的通行证才能通过。李宗仁派程思远两次找覃异之协助办理。随后，覃异之支持李宗仁的行动，以派情报人员过江为由，两次将通行证交予程思远，提供了便利。“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蒋介石把我父亲放在了南京作为眼线，看着李宗仁的动向，结果我父亲在南京也没办什么事，打着李宗仁的名义放了不少人”。蒋介石决定在李宗仁身边安插心腹，不让李宗仁的人掌握警察厅，而用覃异之。何应钦由溪口谒见蒋介石回来，找覃异之谈话：“校长要你兼任首都警察厅长，请你准备接任。”覃异之说：“我有心脏病，需要休养一段时间，请院长代向校长说明。”蒋介石听说覃异之执意不肯，也没有办法。
1月24日，李宗仁命令行政院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覃异之建议由李宗仁给南京首都卫戍总部下达释放政治犯的手令，自己亲自负责执行并做好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的动员工作。这时，在南京的共产党与覃异之取得了联系。南京地下党希望覃异之能释放关押的政治犯等。覃异之此时也正在协助李宗仁策划落实释放政治犯。李宗仁同意覃异之的意见，并下达了手令。张耀明接到手令左右为难，一方面不敢得罪代总统，另一方面又害怕蒋介石追究责任。覃异之与张耀明共事多年，覃异之主动请缨来办这一棘手之事。张耀明批示“请覃副总司令核办”。南京地下党通过渠道告诉覃异之，“没有刑事罪的都可以放出来”。覃异之让军法处长对照名册圈出无刑事罪记录在案的在押犯，按照李宗仁的命令释放了关押在南京的300多名政治犯。“京沪行警备司令汤恩伯听到情况后很生气，责问张耀明和我父亲，为何放走那么多人。我父亲就搪塞说，没有办法，是总统签名下的手令要放的人”。汤恩伯只好下令把其他南京在押政治犯全部移押上海。
【暗助王晏清起义】
覃赞钧曾经问父亲：“你在南京怎么不起义呢？”覃异之说：“我下面的团长都叫蒋介石校长，我根本就动不了。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蒋介石就知道了。一般起义的都没有嫡系部队，否则是根本调不动的。”
虽然覃异之没有率部队起义，但是他支持了一个将领的起义，这个人就是王晏清。
1949年3月23日上午，张耀明对覃异之说：“据稽查处军统方面的情报，45军97师师长王晏清有通敌嫌疑，请你约他来总部谈一谈。”覃异之表态：“王晏清是军校的学生，又是陆大毕业，必须谨慎处理，如果搞错了，会影响高级军官的情绪。”覃异之在当天中午就和王晏清交谈，王晏清面对覃异之的探问守口如瓶。“父亲就暗示他，事情已经泄露，要他小心防备，并要他赶快逃走，然后立即让他回去了”。王晏清出门不久，覃异之就接到汤恩伯的电话，汤恩伯命令卫戍总部将王晏清扣押。覃异之回复汤恩伯说：“王晏清已回师部，已电赵霞军长就近办理。”放下电话，覃异之就出门去找王晏清。此时的王晏清还在门外找自己的汽车，覃异之告诉他“上边已下令抓他，要赶快逃走”。当天晚上，王晏清以奉命过江演习为名，率领8000余官兵开到江北江浦县的桥林镇。蒋介石得知后，连忙命令印几万份传单用飞机散发，传单上说官兵返回原防者有重赏，割王晏清头者赏5万银元。由于王晏清提前仓促起事，这支部队是由蒋介石的嫡系警卫旅编成，大部分官兵逃回了江南，到达解放区的只有王晏清及随从100多人。王晏清起义虽未成功，但作为国民党“御林军”，这次的起义大震军心。蒋介石从溪口打电话查问，军长赵霞也因此被撤职查办。面对汤恩伯的追查，覃异之回答说：“谁也没有指示我要关押王晏清，我见他是总裁亲自任命的人，才叫他回家听候通知，随传随到。哪里会料到他会变节呢。” 1949年4月22日下午，南京首都卫戍总部接到汤恩伯全线撤退的命令。当晚，解放军加紧进攻城外据点，国民党掩护南京党政军要员撤退。23日清晨，李宗仁飞往桂林。在送走李宗仁之后，上午11时左右，覃异之搭乘空军司令部的运输机离开南京，飞往上海。
【香港起义】
1949年4月底，汤恩伯任命覃异之为上海防守区副总司令。“我父亲从南京撤到上海之后，汤恩伯还要我父亲和他一起干，我父亲也没回复”。汤恩伯又告诉覃异之：“明天蒋委员长要在吴淞口的军舰上开会，你要去参加。”“我父亲一听这个消息，觉得凶多吉少：自己在南京放了那么多人，现在去开会，怎么会有好果子吃呢？”
5月1日，蒋介石召集汤恩伯等在上海的高级军官开会，覃异之没有到会，请汤恩伯代他向蒋介石说明，要去广西接家眷赴香港，再去台湾。覃赞钧解释说：“我父亲在南京时，确实有飞机来接我们这些家属去台湾。但是父亲就说我家属走了，不在南京去广西了。因为他当时和李宗仁有联络，准备在广西起义。所以，我们就到了广西。在广西，父亲传来消息说，广西现在局势有变化，李宗仁不起义了，父亲就把我们接到香港。”5月10日，覃异之乘飞机经广州回到广西宜山老家。不久，又冲破特务的监视，趁大雨龙江水涨，夜晚乘船到了柳州。获得陈纳德帮助，全家人坐上飞机抵达广州。6月，覃异之携带家眷到了香港。
“在香港，一些国民党将领在一块准备起义”。覃赞钧指的是“香港起义”。覃异之到香港后，参加了贺耀组等组织的“周三座谈会”，从事脱离蒋介石政权的活动。覃异之担任该会第一组召集人，主持政治、军事方面的联络和策反工作。8月13日，覃异之和黄绍斌、贺耀组、龙云、刘斐、李默庵、黄琪翔等国民党军政官员44人，联名发表了题为“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政治声明，举行起义，这意味着覃异之与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决裂。1949年12月，覃异之家眷从香港来到北京。“中共派人把我们一家拉回去了，因为要穿越台湾海峡，坐的是英国货轮，先是停靠仁川，后停靠天津。我父亲和继母没有回来，还留在香港做策反工作”。在香港，覃异之住在一个葡萄牙人的家中，曾策反家乡宜山解放，又往返于香港、金门和台湾之间，获取情报。1950年10月，从情报中得知，台湾特务组织已经了解覃异之的活动情况，继续留在香港太危险，党组织决定让覃异之离开香港。“父亲大概是1952年左右回来的，因为我父亲成为目标了”。
覃异之在回北京之前，先去了广州。1951年，覃异之被派往广东新会协助土改，6个月后回到北京。后来，覃异之曾担任水利部参事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1995年9月17日逝世，享年88岁。
（ 作者系文史学者）
【入党与脱党】
覃异之1907年出生在广西宜山。童年的覃异之很不幸，6岁丧父、7岁丧母，由祖母抚养长大。覃异之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其间加入了共产党。在校期间他经常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党课，曾向党组织汇报打算到叶挺独立团工作的想法。当时的书记阳翰笙对他说：“你是黄埔未暴露身份的党员，还是留在学校工作吧！”
在黄埔军校时，覃异之认识了教授部副主任敖正邦的女儿敖天犀。敖正邦是清末时派到日本的留学生，与蒋介石同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后来，覃异之因为加入过共产党的事被抓，但是没有证据，就给关了起来。敖正邦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说：覃异之这个孩子是我的准女婿，快和我女儿结婚了。蒋介石回了封信，抬头称“敖老前辈”，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就把覃异之放了。关于覃异之的脱党，覃赞钧说：“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之后，孩子越生越多，官也越当越大，一直就没联系了，自动脱离了党关系。但是，‘四一二’时，父亲还是秘密营救了共产党员。”
【初到青年军，与蒋经国相遇】
回忆起父亲与蒋经国的相遇，覃赞钧说，“父亲与蒋经国有着很深的交往，被认为是少壮派”。抗战爆发后，覃异之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1944年，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经反复酝酿，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召唤18岁至35岁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从军。陈诚、胡宗南将推荐的青年军各师师长的名单提交蒋介石审阅时，蒋介石亲自将覃异之的名字补了上去。覃赞钧说：“青年军的师长都是从各军军长里面挑出来的，他们到青年军任职要压一级，军长必须是中将，团长必须是少将。”覃异之曾回忆：蒋介石对青年军的人事安排很重视，师长由他亲自挑选，团长由嫡系部队挑选少将级干部担任。
覃异之是广西人，但这并未影响蒋介石对他的宠爱。他与桂系毫无瓜葛，又是在黄埔军校毕业。1934年春，国民党第25师和第2师奉令，各抽一个旅参加第五次“围剿”。第25师抽去的是张耀明的第75旅，覃异之任该旅149团团长。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单独召见了他。见面时，蒋介石询问曾国藩生平事迹和语录言行，覃异之对此如数家珍，蒋介石对这位年轻军官很满意。接着聊起覃异之的家事，蒋介石知道了他父母双亡，由祖母带大，当即给他5000块大洋，让他寄回家孝敬祖母，并给这位96岁的祖母题写寿匾“国之仁瑞”。自此，覃异之对蒋介石唯马首是瞻，而蒋介石也视其为信任的嫡系将领。
在青年军，覃异之与蒋经国相遇。“我父亲到了青年军后才和蒋经国有联系，以前蒋经国在江西当赣州专员，到重庆以后我父亲就分配到204师当师长兼川东警备司令，此后与蒋经国有着亲密的交往。因为年龄差不多，蒋经国又是当时青年军搞政工的，所以联系很紧密。蒋经国和我父亲关系很好，他们经常在一块”。
【蒋经国为覃异之证婚，覃异之被称“太子党”】
蒋经国为何与覃异之关系密切，在覃异之生前所著的《我所认识的蒋经国》中并没有提及，或许是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他在详述蒋经国在大陆的人生历程时，对他与蒋经国的交往细节没有着墨。
“蒋覃之谊”或与覃异之在青年军204师师长任上的作为有关。他曾请人编唱《二〇四师师歌》以鼓舞士气，同时204师的训练也有声有色，引起青年军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的重视。蒋经国多次来204师视察，对覃异之的赏识日渐加深。“有一次，蒋介石到204师检阅，我也跟着去了。检阅后他们都挺高兴的，蒋经国还夸奖说部队不错”。覃赞钧回忆说。
蒋介石的这次视察是在1945年5月，他曾两次对白崇禧说：“还是204师好。”在送蒋介石的路上，蒋介石问覃异之：“你对时局有何看法？”覃异之回答：“我估计日本很快就要投降，问题是日本被打败后，我们怎么办？我的建议是八个字：盟美、和苏、防英、制日。”蒋介石对这番话很感兴趣，当即要覃异之写成文字材料寄给他。蒋介石还电邀覃异之到他身边担任侍从室主任。覃异之考虑再三，还是借故谢绝了。此后，蒋介石提名覃异之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让他担任蒋经国的助手。
日本投降后，1946年9月，覃异之当选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后来蒋经国搞了三青团，就拉着我父亲一块干，当时蒋经国搞三青团的目的就是整顿国民党。当时国民党太乱了，但是整顿的阻力很大，整顿不下去，三青团就和国民党合并。合并之后，三青团的中央干事相应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像我父亲这种带兵的将领，同时有军职、文职的很少。蒋介石把军职和文职分开，不让这样身兼数职”。
在覃赞钧的印象中，青年军在万县的时期，是他与父亲在一起最久、最安定的一段时期，因为那时候没有打仗。但是，美好的事情总是伴随着缺憾。1945年初，正当覃异之的人生顺风顺水时，原配夫人敖天犀却因产前高血压生女不治。此时的覃异之才38岁，贵为旅长，又得蒋家信任，为之说媒的人自然乐此不疲。“后来就有人给我父亲介绍了我的继母谢畹华”。1947年，覃异之和谢畹华在南京的婚礼办得非常隆重。我记得有一张特别大的照片，裱在镜框里，蒋经国在旁边证婚。可惜的是这张照片在‘文革’中烧掉了”。覃赞钧不无遗憾地说。“当时在南京都知道我父亲和蒋经国的关系。那时候，蒋介石要搞廉政搞节约，要搞肃政纪律的事情。蒋经国在去上海之前，这一拨人被叫做太子党。他们在南京可以说该干嘛干嘛，谁也惹不起他们，也把我父亲归类到他们里边去了”。
【在沈阳与林彪有过一次交手】
194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亲自主持召开青年军干部会议，决定征集第二批知识青年。覃异之的205师于1947年初分别由万县、贵阳开往粤汉铁路沿线，一边护路，一边招募第二批知识青年。8月，蒋介石电召覃异之到南京，要他准备开往台湾接受美械装备”。 这支调往台湾的部队让覃异之遗憾一生，也成为他后来不敢回广西的原因。“‘文革’以前，父亲是全国政协委员，他每年都视察很多地方，他和我说过他不敢回广西。事情还要从日本投降时说起，家乡父老找到我父亲，说孩子要参军入伍。因为当时缺兵源，我父亲就同意了。这个部队没和共产党打过仗，整编后直接拉到台湾了。此后，两岸隔绝，这些孩子再也没法回来，父亲也就不敢回广西，家属还时常来要人，父亲无言以对。这些家属在‘文革’都属于反革命，我父亲更自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到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孩子变老人，来大陆探亲变成台胞了，我父亲才敢回去”。
1947年10月初，覃异之应召来到南京晋谒蒋介石。蒋介石对覃异之说：“现在派你到东北任第8兵团副司令官兼52军军长，这是东北行辕陈诚主任要求调你去，你准备准备过去。”当时东北战局对国民党军十分不利，熊式辉、杜聿明已相继离开，覃异之并不想去东北，但是不敢违命不从。覃异之在东北战场的经历，现在鲜有提及。而覃赞钧也是在父亲去世时才仔细去了解。覃异之去世时，老朋友李默庵来吊唁。覃赞钧一见李老来了就赶紧迎过去：“李伯伯你怎么身体不好还来啊。”李默庵说：“该来的，该来的。”在覃赞钧和李默庵讲话时，有个人过来碰了覃赞钧一下说：“你知不知道林彪在东北从来没打过败仗，但是和你父亲没打赢。”覃赞钧一回头看那个人不见了，“可能也是个国民党将领”。
于是，覃赞钧反复回顾父亲在东北的经历：“父亲在沈阳与林彪有过一次交手。当时林彪部队已经把沈阳包围了，我父亲前去解围。52军驻扎在葫芦岛，我父亲接到命令后就准备从葫芦岛往沈阳打。解放军看国民党部队要逃跑，就挡住52军，不让我父亲前进。打了一阵以后，整个部队前锋当后卫、后卫当前锋，直奔沈阳，一天就到了，一下子给沈阳解了围。到了沈阳之后，父亲给陈诚打电话，陈诚特别高兴。其它部队都是随后两三天才到的。后来，陈诚还把坐骑送给我父亲。”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局势的恶化。1948年2月，覃异之嫡系52军25师在鞍山被歼，坚定了他离开东北的决心。
【从南京赋闲到释放政治犯】
“我父亲不愿意和共产党打仗，认为只有参加国大会议才有脱身的机会”。于是他写信给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表示想当“国大代表”。白崇禧复信表示欢迎。覃异之随即派参谋邓传汉到老家广西宜山竞选，顺利当选广西“国大代表”。1948年4月，当他从东北回到南京参加国大会议时，受到蒋介石的严厉批评，斥责他擅离战场。覃赞钧说，父亲从1948年3月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到11月，在南京待了七八个月没有任职，直接挂名在国防部。因为他从东北回来当“国大代表”，他们就问为什么不在前线打仗，这样就审查了将近一年，最后的结论认为覃异之是“战局悲观论者”。
“当了‘国大代表’之后，我父亲就保他的副军长刘玉章继任，特别对他说，我们这个部队一定要守住葫芦岛。最后东北打散了之后，52军整军从葫芦岛全部拉到广州去了。蒋介石特别高兴，当作英雄来对待，因为从内战以来，东北部队整军整建制地拉回去是没有的。后来副军长回来之后还和我父亲说：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全军全部撤回”。
1948年5月，覃异之被任命为国民党南京首都卫戍副总司令兼江北指挥所主任。1949年1月，解放军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连获大捷，渡江作战蓄势待发。蒋介石“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1月22日，李宗仁宣称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其后，李宗仁急于同中共方面直接联系，考虑首先要同距离南京最近的解放军三野陈毅部取得联系，于是派李明扬到江北。但是与三野联系，李明扬并没有通行证。当时扬州已经解放，国民党军队封锁长江，只有南京首都卫戍总部签发的通行证才能通过。李宗仁派程思远两次找覃异之协助办理。随后，覃异之支持李宗仁的行动，以派情报人员过江为由，两次将通行证交予程思远，提供了便利。“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蒋介石把我父亲放在了南京作为眼线，看着李宗仁的动向，结果我父亲在南京也没办什么事，打着李宗仁的名义放了不少人”。蒋介石决定在李宗仁身边安插心腹，不让李宗仁的人掌握警察厅，而用覃异之。何应钦由溪口谒见蒋介石回来，找覃异之谈话：“校长要你兼任首都警察厅长，请你准备接任。”覃异之说：“我有心脏病，需要休养一段时间，请院长代向校长说明。”蒋介石听说覃异之执意不肯，也没有办法。
1月24日，李宗仁命令行政院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覃异之建议由李宗仁给南京首都卫戍总部下达释放政治犯的手令，自己亲自负责执行并做好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的动员工作。这时，在南京的共产党与覃异之取得了联系。南京地下党希望覃异之能释放关押的政治犯等。覃异之此时也正在协助李宗仁策划落实释放政治犯。李宗仁同意覃异之的意见，并下达了手令。张耀明接到手令左右为难，一方面不敢得罪代总统，另一方面又害怕蒋介石追究责任。覃异之与张耀明共事多年，覃异之主动请缨来办这一棘手之事。张耀明批示“请覃副总司令核办”。南京地下党通过渠道告诉覃异之，“没有刑事罪的都可以放出来”。覃异之让军法处长对照名册圈出无刑事罪记录在案的在押犯，按照李宗仁的命令释放了关押在南京的300多名政治犯。“京沪行警备司令汤恩伯听到情况后很生气，责问张耀明和我父亲，为何放走那么多人。我父亲就搪塞说，没有办法，是总统签名下的手令要放的人”。汤恩伯只好下令把其他南京在押政治犯全部移押上海。
【暗助王晏清起义】
覃赞钧曾经问父亲：“你在南京怎么不起义呢？”覃异之说：“我下面的团长都叫蒋介石校长，我根本就动不了。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蒋介石就知道了。一般起义的都没有嫡系部队，否则是根本调不动的。”
虽然覃异之没有率部队起义，但是他支持了一个将领的起义，这个人就是王晏清。
1949年3月23日上午，张耀明对覃异之说：“据稽查处军统方面的情报，45军97师师长王晏清有通敌嫌疑，请你约他来总部谈一谈。”覃异之表态：“王晏清是军校的学生，又是陆大毕业，必须谨慎处理，如果搞错了，会影响高级军官的情绪。”覃异之在当天中午就和王晏清交谈，王晏清面对覃异之的探问守口如瓶。“父亲就暗示他，事情已经泄露，要他小心防备，并要他赶快逃走，然后立即让他回去了”。王晏清出门不久，覃异之就接到汤恩伯的电话，汤恩伯命令卫戍总部将王晏清扣押。覃异之回复汤恩伯说：“王晏清已回师部，已电赵霞军长就近办理。”放下电话，覃异之就出门去找王晏清。此时的王晏清还在门外找自己的汽车，覃异之告诉他“上边已下令抓他，要赶快逃走”。当天晚上，王晏清以奉命过江演习为名，率领8000余官兵开到江北江浦县的桥林镇。蒋介石得知后，连忙命令印几万份传单用飞机散发，传单上说官兵返回原防者有重赏，割王晏清头者赏5万银元。由于王晏清提前仓促起事，这支部队是由蒋介石的嫡系警卫旅编成，大部分官兵逃回了江南，到达解放区的只有王晏清及随从100多人。王晏清起义虽未成功，但作为国民党“御林军”，这次的起义大震军心。蒋介石从溪口打电话查问，军长赵霞也因此被撤职查办。面对汤恩伯的追查，覃异之回答说：“谁也没有指示我要关押王晏清，我见他是总裁亲自任命的人，才叫他回家听候通知，随传随到。哪里会料到他会变节呢。” 1949年4月22日下午，南京首都卫戍总部接到汤恩伯全线撤退的命令。当晚，解放军加紧进攻城外据点，国民党掩护南京党政军要员撤退。23日清晨，李宗仁飞往桂林。在送走李宗仁之后，上午11时左右，覃异之搭乘空军司令部的运输机离开南京，飞往上海。
【香港起义】
1949年4月底，汤恩伯任命覃异之为上海防守区副总司令。“我父亲从南京撤到上海之后，汤恩伯还要我父亲和他一起干，我父亲也没回复”。汤恩伯又告诉覃异之：“明天蒋委员长要在吴淞口的军舰上开会，你要去参加。”“我父亲一听这个消息，觉得凶多吉少：自己在南京放了那么多人，现在去开会，怎么会有好果子吃呢？”
5月1日，蒋介石召集汤恩伯等在上海的高级军官开会，覃异之没有到会，请汤恩伯代他向蒋介石说明，要去广西接家眷赴香港，再去台湾。覃赞钧解释说：“我父亲在南京时，确实有飞机来接我们这些家属去台湾。但是父亲就说我家属走了，不在南京去广西了。因为他当时和李宗仁有联络，准备在广西起义。所以，我们就到了广西。在广西，父亲传来消息说，广西现在局势有变化，李宗仁不起义了，父亲就把我们接到香港。”5月10日，覃异之乘飞机经广州回到广西宜山老家。不久，又冲破特务的监视，趁大雨龙江水涨，夜晚乘船到了柳州。获得陈纳德帮助，全家人坐上飞机抵达广州。6月，覃异之携带家眷到了香港。
“在香港，一些国民党将领在一块准备起义”。覃赞钧指的是“香港起义”。覃异之到香港后，参加了贺耀组等组织的“周三座谈会”，从事脱离蒋介石政权的活动。覃异之担任该会第一组召集人，主持政治、军事方面的联络和策反工作。8月13日，覃异之和黄绍斌、贺耀组、龙云、刘斐、李默庵、黄琪翔等国民党军政官员44人，联名发表了题为“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政治声明，举行起义，这意味着覃异之与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决裂。1949年12月，覃异之家眷从香港来到北京。“中共派人把我们一家拉回去了，因为要穿越台湾海峡，坐的是英国货轮，先是停靠仁川，后停靠天津。我父亲和继母没有回来，还留在香港做策反工作”。在香港，覃异之住在一个葡萄牙人的家中，曾策反家乡宜山解放，又往返于香港、金门和台湾之间，获取情报。1950年10月，从情报中得知，台湾特务组织已经了解覃异之的活动情况，继续留在香港太危险，党组织决定让覃异之离开香港。“父亲大概是1952年左右回来的，因为我父亲成为目标了”。
覃异之在回北京之前，先去了广州。1951年，覃异之被派往广东新会协助土改，6个月后回到北京。后来，覃异之曾担任水利部参事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1995年9月17日逝世，享年88岁。
（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