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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要“闹”哪样?
“斯文学者”“大闹”世界银行发布会，这让世行(“世界银行”的简称)发布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在国内所引起的争议找到了情绪宣泄口。
2月28日早上，在世行驻华代表处，姗姗来迟的世行行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为自己嗓音沙哑表示道歉，惯常的寒暄让在座媒体以为这又是一场中规中矩的发布会。
“非常抱歉，我不得不打断记者招待会。”一名身着毛呢质地西服套装的中国男子走上前台，向包括佐利克在内的四五名世行工作人员散发资料——《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WB，Go Home with Your Poison!)》。
这个自称独立学者的男子名叫杜建国，他高喊：“华尔街就是一群骗子，他们祸害了美国，现在他们又要来祸害中国。我不能允许他们再来祸害世界。”这依稀让人看到了那些“占领华尔街”一样的抗议者的影子。
他的慷慨激昂一度让与会者手足无措。在几名女性工作人员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外籍男性保镖登上主席台并拖走了他。
被突如其来的意外打断的佐利克并没有吹胡子瞪眼，而是调侃地说自己做过美国贸易代表，对这种抗议已经司空见惯。他说一份好的报告都会引起争议，这份报告谈到了中国国企改革，这种敏感的改革会触动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包括一些垄断企业，因此引发反对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糊涂人才觉得我偏激”
砸世行行长佐利克的场，在媒体上公开称人们骂国企是因为“眼红”，曾撰文抨击某知名将军是“戴着岳飞面具的秦桧”——名不见经传，“没有上过大学”的独立经济学家杜建国出名了。当“杜建国”成为全国媒体争相报道的名字时，有人说“他成功了”。
回忆起在佐利克行长面前抗议的那一幕，他解释为是自己站在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的“冲冠一怒”。
“在一个严肃的学者面前，世行那些人都是一群有权势的骗子，根本不值一提，我若不是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着想，根本不屑于搭理他们，更不会想借世行来出名。现在的舆环境很糟糕，话语权都被一些真正的利益集团垄断了，想为国企说话很难。”
在微博上，一些人质疑杜建国此举完全是为了炒作自己，根本不是为了保全国家利益、要打破话语权垄断或者揭露真相等。
对此，新浪认证为“独立学者杜建国”的“杜建国微博”2月29日发表微博称：“对世行佐利克这样一群在世界各国已经沦为抗议对象的骗子和失败者，好多中国媒体人和学者依旧执迷不悟，我对此的解释是除了糊涂，还有利益使然。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认为我的言行属于偏激和炒作。”
杜建国还在媒体上称：“我以后会陆续把自己的研究文章发表在博客上，以供大家阅读研判。”
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有记者表示，在与杜建国谈起一系列争议话题时，发现那是一场吃力的对话。
这位记者说，当他提到“两会”代表质疑“央企没有惠利于民”这个问题时，杜建国的回答很模糊，颇有扭转话题的意味。“国企老老实实地交税，这就是惠及全民的一个表现。现在政府对国企的政策不如私企，政府对私企偷漏税基本是不管的。”
而在回答“非公36条”落实难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更加发散。他认为“既得利益这个词用在国企身上不太恰当，国企现在做大做强，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和竞争优势，而不是政府的优惠和国企的垄断地位。
“比如在高速列车领域，私人企业表现欠佳，没有技术储备，当然竞争不过南车北车这样的国企。南车北车垄断了这一领域，因为人家有这样的实力。潘石屹能去造飞机吗?是不让你去造吗?是你没本事嘛!”
对于宏观经济领域的一些术语，杜建国倾向于“顾左右而言他”。然而，这并不影响这名“擅长西方近现代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独立研究人士为“保卫国企”疾呼。
对于学者杜建国的激烈言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瑞说，世行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提出通过国企重组、搞大规模的非国有化的确需要人们警惕，但是也存在一些合理的建议，比如强调了对国企的监管，对于国有资产改革的推进。当前的国企确实要做结构性的调整，但不可能做大规模的退出。
支持：《2030年的中国》是良药还是毒药?从谈“拉美”色变的教训来看，杜建国们的担忧确有道理。
良药?毒药?世行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的“万言书”是什么性质?世行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这才是争论的焦点和问题的关键所在。
世界银行的设计初衷是为发展中国家谋福利，但这一机构却偏偏肩负了部分维持世界秩序与格局的重任，让人难以相信其发布的报告仅具单纯的经济意义而不带有半点政治目的。这一点，从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化”恐惧便可看出。
彼时，欧美提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主张经济自由化、私有化的一套政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操刀”并在拉丁美洲展开试验。“华盛顿共识”表面看来确实是“字字箴言”：加强财政纪律，降低通货膨胀率，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发展地方债券和股票市场等。
但这一“药方”不仅未能治好拉美的病痛，反而令该区域的经济变得更加脆弱且具依赖性。这被认为间接导致拉美经济进一步崩溃，造成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域一度谈“拉美”色变。
从这一点来讲，“独立学者”杜建国似乎确有担忧的理由。《2030年的中国》报告的第16页写着“在必要情况下实施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发展民营部门，减少进入和退出障碍”等，这确实规避了“私有化”这个极具政治敏感性的词汇，但仍被怀疑是为未来可能的私有化动作埋下伏笔。
国务院发布一份资料称，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中国已开放的所有产业和领域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报告《2030年的中国》中“加强包括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竞争”的建议被认为隐晦地表达了推动中国经济私有化的意图。
反对：杜建国在瞎闹，他的基本判读与事实不符。国企必然要深化改革，而改革就要先打破垄断。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赵农认为杜建国口中的“认为中国没有制度性壁垒，没有国企垄断，认为国企经营得非常好”本身就与和事实不符，这些基本判断都存在偏误，那么以此为基础的主张必然是错误的。
“国有企业的账面利润虽然可观，但若将成本还原——去除将不交的地租，少交的资源租和利息优惠，国有企业2001年至2009年期间净利润基本为负，其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4.39％。所以国有企业必然要深化改革，这点毫无疑问。”
赵农认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已是业内共识，只是步骤先后的问题。“现有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是否应该先打破垄断行业的制度壁垒。我本人倾向于先打破制度壁垒。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点更为紧迫。虽然国家已经有‘新36条’规定放开民资进入垄断行业的准入机制，但实际上当前垄断行业仍然存在严重的制度壁垒，距离真正的放开还太远。”
他认为，在打破垄断壁垒的前提下，诸多形式都可以探讨，比如很多学者建议的给百姓分发国有资产，这只是一种形式。方法有很多，但是都必须基于一个正确的方向。
“杜建国的主张存在方向性的错误。”赵农认为，如果说杜建国的“瞎闹”有一点积极意义，那就是提醒相关部门，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维护国家的利益，防止国家利益的流失。
“斯文学者”“大闹”世界银行发布会，这让世行(“世界银行”的简称)发布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在国内所引起的争议找到了情绪宣泄口。
2月28日早上，在世行驻华代表处，姗姗来迟的世行行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为自己嗓音沙哑表示道歉，惯常的寒暄让在座媒体以为这又是一场中规中矩的发布会。
“非常抱歉，我不得不打断记者招待会。”一名身着毛呢质地西服套装的中国男子走上前台，向包括佐利克在内的四五名世行工作人员散发资料——《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WB，Go Home with Your Poison!)》。
这个自称独立学者的男子名叫杜建国，他高喊：“华尔街就是一群骗子，他们祸害了美国，现在他们又要来祸害中国。我不能允许他们再来祸害世界。”这依稀让人看到了那些“占领华尔街”一样的抗议者的影子。
他的慷慨激昂一度让与会者手足无措。在几名女性工作人员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外籍男性保镖登上主席台并拖走了他。
被突如其来的意外打断的佐利克并没有吹胡子瞪眼，而是调侃地说自己做过美国贸易代表，对这种抗议已经司空见惯。他说一份好的报告都会引起争议，这份报告谈到了中国国企改革，这种敏感的改革会触动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包括一些垄断企业，因此引发反对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糊涂人才觉得我偏激”
砸世行行长佐利克的场，在媒体上公开称人们骂国企是因为“眼红”，曾撰文抨击某知名将军是“戴着岳飞面具的秦桧”——名不见经传，“没有上过大学”的独立经济学家杜建国出名了。当“杜建国”成为全国媒体争相报道的名字时，有人说“他成功了”。
回忆起在佐利克行长面前抗议的那一幕，他解释为是自己站在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的“冲冠一怒”。
“在一个严肃的学者面前，世行那些人都是一群有权势的骗子，根本不值一提，我若不是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着想，根本不屑于搭理他们，更不会想借世行来出名。现在的舆环境很糟糕，话语权都被一些真正的利益集团垄断了，想为国企说话很难。”
在微博上，一些人质疑杜建国此举完全是为了炒作自己，根本不是为了保全国家利益、要打破话语权垄断或者揭露真相等。
对此，新浪认证为“独立学者杜建国”的“杜建国微博”2月29日发表微博称：“对世行佐利克这样一群在世界各国已经沦为抗议对象的骗子和失败者，好多中国媒体人和学者依旧执迷不悟，我对此的解释是除了糊涂，还有利益使然。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认为我的言行属于偏激和炒作。”
杜建国还在媒体上称：“我以后会陆续把自己的研究文章发表在博客上，以供大家阅读研判。”
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有记者表示，在与杜建国谈起一系列争议话题时，发现那是一场吃力的对话。
这位记者说，当他提到“两会”代表质疑“央企没有惠利于民”这个问题时，杜建国的回答很模糊，颇有扭转话题的意味。“国企老老实实地交税，这就是惠及全民的一个表现。现在政府对国企的政策不如私企，政府对私企偷漏税基本是不管的。”
而在回答“非公36条”落实难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更加发散。他认为“既得利益这个词用在国企身上不太恰当，国企现在做大做强，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和竞争优势，而不是政府的优惠和国企的垄断地位。
“比如在高速列车领域，私人企业表现欠佳，没有技术储备，当然竞争不过南车北车这样的国企。南车北车垄断了这一领域，因为人家有这样的实力。潘石屹能去造飞机吗?是不让你去造吗?是你没本事嘛!”
对于宏观经济领域的一些术语，杜建国倾向于“顾左右而言他”。然而，这并不影响这名“擅长西方近现代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独立研究人士为“保卫国企”疾呼。
对于学者杜建国的激烈言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瑞说，世行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提出通过国企重组、搞大规模的非国有化的确需要人们警惕，但是也存在一些合理的建议，比如强调了对国企的监管，对于国有资产改革的推进。当前的国企确实要做结构性的调整，但不可能做大规模的退出。
支持：《2030年的中国》是良药还是毒药?从谈“拉美”色变的教训来看，杜建国们的担忧确有道理。
良药?毒药?世行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的“万言书”是什么性质?世行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这才是争论的焦点和问题的关键所在。
世界银行的设计初衷是为发展中国家谋福利，但这一机构却偏偏肩负了部分维持世界秩序与格局的重任，让人难以相信其发布的报告仅具单纯的经济意义而不带有半点政治目的。这一点，从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化”恐惧便可看出。
彼时，欧美提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主张经济自由化、私有化的一套政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操刀”并在拉丁美洲展开试验。“华盛顿共识”表面看来确实是“字字箴言”：加强财政纪律，降低通货膨胀率，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发展地方债券和股票市场等。
但这一“药方”不仅未能治好拉美的病痛，反而令该区域的经济变得更加脆弱且具依赖性。这被认为间接导致拉美经济进一步崩溃，造成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域一度谈“拉美”色变。
从这一点来讲，“独立学者”杜建国似乎确有担忧的理由。《2030年的中国》报告的第16页写着“在必要情况下实施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发展民营部门，减少进入和退出障碍”等，这确实规避了“私有化”这个极具政治敏感性的词汇，但仍被怀疑是为未来可能的私有化动作埋下伏笔。
国务院发布一份资料称，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中国已开放的所有产业和领域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报告《2030年的中国》中“加强包括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竞争”的建议被认为隐晦地表达了推动中国经济私有化的意图。
反对：杜建国在瞎闹，他的基本判读与事实不符。国企必然要深化改革，而改革就要先打破垄断。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赵农认为杜建国口中的“认为中国没有制度性壁垒，没有国企垄断，认为国企经营得非常好”本身就与和事实不符，这些基本判断都存在偏误，那么以此为基础的主张必然是错误的。
“国有企业的账面利润虽然可观，但若将成本还原——去除将不交的地租，少交的资源租和利息优惠，国有企业2001年至2009年期间净利润基本为负，其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4.39％。所以国有企业必然要深化改革，这点毫无疑问。”
赵农认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已是业内共识，只是步骤先后的问题。“现有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是否应该先打破垄断行业的制度壁垒。我本人倾向于先打破制度壁垒。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点更为紧迫。虽然国家已经有‘新36条’规定放开民资进入垄断行业的准入机制，但实际上当前垄断行业仍然存在严重的制度壁垒，距离真正的放开还太远。”
他认为，在打破垄断壁垒的前提下，诸多形式都可以探讨，比如很多学者建议的给百姓分发国有资产，这只是一种形式。方法有很多，但是都必须基于一个正确的方向。
“杜建国的主张存在方向性的错误。”赵农认为，如果说杜建国的“瞎闹”有一点积极意义，那就是提醒相关部门，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维护国家的利益，防止国家利益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