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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我是没有参加过高考的大学生。
高中时，我在长沙十二中读书，离家特别近，甚至上下课的铃声我在家就听得到，但父亲坚持让我住在学校，他希望我能足够独立。直到1976年高中毕业，我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不久，一次篮球特招的机会，我被招到电信局技工学校读书。
1978年，19岁的我来到长沙电信局工作。那会经常要值夜班，挺辛苦的，轮到白天休息回到家后，父亲便会把我的房门关上，不让别人来吵我，虽然我有時并没有睡，而是在准备高考——早在1年前，全国已经恢复高考。由于当时我属于单位培养人员（那时读书是免费的），且限定3年不能参加高考，所以我倒是不像老三届那么期待高考。另一方面，我是直接高中毕业了没多久，国家就恢复了高考，感情也有点不太一样，但高考于我而言仍然是很神圣的，它是人生的一种机会。
我与大学不可思议的缘分
我与大学的缘分，说来有点不可思议。
恢复高考最初那三年，我无缘高考，可是却在1982年时，因为英语水平还不错，意外被调到了湖南医科大学（后与中南工大、铁道学院合并为中南大学）给外教当助手，顺便教他们中文，这些外教是雅礼协会派来的耶鲁大学访问学者。抓住这个机遇，我边工作边学习，不久后我便报考了一个高级英语硕士生师资课程班。
这于我而言，是一个人生转折点，毕竟没有经过本科学习，直接就上硕士班，不仅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鞭策和挑战。这样的跨阶段学习模式，也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特性。当时，国家正在经历改革开放，在人才方面有点紧缺，缺乏充足的师资力量，甚至有些俄语班的老师都改行来当英语老师。于是，我便有了这样的机会。
在硕士班的学习，节奏还好。我之前一直坚持自学英语，英语基础还可以，在这边又教了几年英语听力，在“教授堆里学英语”的我更是受益良多，所以学习起来并没有那么吃力。读完了硕士，我又自学考了本科——湘潭大学哲学系。
1982—1990年，我给外教当了8年助手。
在这里，记忆最深的是我教过一个班的硕士生。还记得当时学生强烈要求“小王老师”去上课，研究生处为此反复研究——我当时给一个教导处副主任当助手，长期辅导学生，所以学生对我比较了解；而且，我给外教当助手，他们也辅导我外语，于是我发音更加标准，英文交流也更为流畅。但学校考虑到我没有正式的教师职称，怕有教学事故，便组织老师反复听我给学校播放听力的录音，最终拍板通过，让我辅导那个硕士生班的听力。
在学校的那段时间，我还给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谭仲池，乌干达副总理以及多个国家外交使团当过翻译，这个非常需要应急能力和知识的积累，当时东盟、越南、黑科技等这些新词，都需要提前查证好，在懂外语的专家面前来不得一点假。
“近朱者赤”的大学体验
都说笨鸟先飞，我觉得我就是。
我们老王家特别有学习外语的氛围。10来岁时，我狂热地爱上了自学英语，于是自己跑到长沙小吴门买来二极管、三极管，组装出了一个短波收音机，通过收听“美国之音”学外语。当时这个电台属于“敌台”，父亲怕被别人听到，便用毯子把我房间的窗户钉得严严实实，鼓励我学习。
学英语不是学三年两年就可以的，要长期累积、不能中断，即便进入大学体验边学习边授课的快节奏生活，我每天仍然坚持朗读一个小时的英语，却还总觉得学不够，我想那应该是一种带着饥饿感的学习。我还喜欢跟着英文电台抄录，不认识的，录下来，放给外教听，然后记录下来。
我觉得跟什么人在一起，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古话常说的“近朱者赤”。你跟英语最厉害的老师（我身边很多教授）混在一起，你的英语水平自然就提高了，跟着学习，跟着进步。
那时，我随时都能感受一种迫切想要进步的压力。每天上课第一件事，就是把电台打开听直播英语，然后一边擦桌子、电煤炉子。忙完就把电台的好东西默写下来，不清楚的就反复听写。
那会，外语电台很多。有一次，电视上播放里根访华的直播，我特别兴奋，标准的美式英语特别好听，我把里根讲话录下来，然后反复听，反复读，从头到尾背诵出来，模仿演讲。现在的学习渠道越来越多了，但是我相信学习的态度是没有区别的，学习需要的是满腔的热情。
尽管我在医科大学的那8年，跟一般的大学生活并不一样——我是在教学岗位上学习成长，但是，我依然感受到了大学带给我的生机与力量。离开校园后，我一直从事战略管理、公共决策理论方面的研究，但那些年在讲台上的感觉，我从未忘记……
高中时，我在长沙十二中读书，离家特别近，甚至上下课的铃声我在家就听得到，但父亲坚持让我住在学校，他希望我能足够独立。直到1976年高中毕业，我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不久，一次篮球特招的机会，我被招到电信局技工学校读书。
1978年，19岁的我来到长沙电信局工作。那会经常要值夜班，挺辛苦的，轮到白天休息回到家后，父亲便会把我的房门关上，不让别人来吵我，虽然我有時并没有睡，而是在准备高考——早在1年前，全国已经恢复高考。由于当时我属于单位培养人员（那时读书是免费的），且限定3年不能参加高考，所以我倒是不像老三届那么期待高考。另一方面，我是直接高中毕业了没多久，国家就恢复了高考，感情也有点不太一样，但高考于我而言仍然是很神圣的，它是人生的一种机会。
我与大学不可思议的缘分
我与大学的缘分，说来有点不可思议。
恢复高考最初那三年，我无缘高考，可是却在1982年时，因为英语水平还不错，意外被调到了湖南医科大学（后与中南工大、铁道学院合并为中南大学）给外教当助手，顺便教他们中文，这些外教是雅礼协会派来的耶鲁大学访问学者。抓住这个机遇，我边工作边学习，不久后我便报考了一个高级英语硕士生师资课程班。
这于我而言，是一个人生转折点，毕竟没有经过本科学习，直接就上硕士班，不仅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鞭策和挑战。这样的跨阶段学习模式，也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特性。当时，国家正在经历改革开放，在人才方面有点紧缺，缺乏充足的师资力量，甚至有些俄语班的老师都改行来当英语老师。于是，我便有了这样的机会。
在硕士班的学习，节奏还好。我之前一直坚持自学英语，英语基础还可以，在这边又教了几年英语听力，在“教授堆里学英语”的我更是受益良多，所以学习起来并没有那么吃力。读完了硕士，我又自学考了本科——湘潭大学哲学系。
1982—1990年，我给外教当了8年助手。
在这里，记忆最深的是我教过一个班的硕士生。还记得当时学生强烈要求“小王老师”去上课，研究生处为此反复研究——我当时给一个教导处副主任当助手，长期辅导学生，所以学生对我比较了解；而且，我给外教当助手，他们也辅导我外语，于是我发音更加标准，英文交流也更为流畅。但学校考虑到我没有正式的教师职称，怕有教学事故，便组织老师反复听我给学校播放听力的录音，最终拍板通过，让我辅导那个硕士生班的听力。
在学校的那段时间，我还给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谭仲池，乌干达副总理以及多个国家外交使团当过翻译，这个非常需要应急能力和知识的积累，当时东盟、越南、黑科技等这些新词，都需要提前查证好，在懂外语的专家面前来不得一点假。
“近朱者赤”的大学体验
都说笨鸟先飞，我觉得我就是。
我们老王家特别有学习外语的氛围。10来岁时，我狂热地爱上了自学英语，于是自己跑到长沙小吴门买来二极管、三极管，组装出了一个短波收音机，通过收听“美国之音”学外语。当时这个电台属于“敌台”，父亲怕被别人听到，便用毯子把我房间的窗户钉得严严实实，鼓励我学习。
学英语不是学三年两年就可以的，要长期累积、不能中断，即便进入大学体验边学习边授课的快节奏生活，我每天仍然坚持朗读一个小时的英语，却还总觉得学不够，我想那应该是一种带着饥饿感的学习。我还喜欢跟着英文电台抄录，不认识的，录下来，放给外教听，然后记录下来。
我觉得跟什么人在一起，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古话常说的“近朱者赤”。你跟英语最厉害的老师（我身边很多教授）混在一起，你的英语水平自然就提高了，跟着学习，跟着进步。
那时，我随时都能感受一种迫切想要进步的压力。每天上课第一件事，就是把电台打开听直播英语，然后一边擦桌子、电煤炉子。忙完就把电台的好东西默写下来，不清楚的就反复听写。
那会，外语电台很多。有一次，电视上播放里根访华的直播，我特别兴奋，标准的美式英语特别好听，我把里根讲话录下来，然后反复听，反复读，从头到尾背诵出来，模仿演讲。现在的学习渠道越来越多了，但是我相信学习的态度是没有区别的，学习需要的是满腔的热情。
尽管我在医科大学的那8年，跟一般的大学生活并不一样——我是在教学岗位上学习成长，但是，我依然感受到了大学带给我的生机与力量。离开校园后，我一直从事战略管理、公共决策理论方面的研究，但那些年在讲台上的感觉，我从未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