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有诗书气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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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鲁走了,我怎么也不信。有胆有识、热情潇洒、英俊帅气,充满活力的老鲁怎么会走?!我翻开老鲁的照片,看到他清瘦的脸庞、满头的银发,安详地看着前方……我的双眼被泪水模糊了。
  


  鲁彦周同志创作的《天云山传奇》这部小说,在《清明》的创刊号上问世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注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很快转播了这部小说。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读了这篇小说,真是爱不释手,是连夜读完的。小说描写的事件和人物我是那样的熟悉,这是曾经经历过的历史,它引起我的回忆,让我感到震撼。当时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没有多久,我们好多人还在抚摸伤口,还心有余悸呢,作者已写出了这样一篇小说,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没有高度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是不会有这样的勇气的!
  后来我有幸参加了影片《天云山传奇》拍摄,在剧中扮演罗群。1980年春天,鲁彦周同志来到了《天云山传奇》拍摄的外景地九华山。高高的个子,英俊的外表,平易的作风,是第一次见到他时,留给我的最深的印象。他很容易亲近,也因此很自然的大家都管他叫“老鲁”。
  导演谢晋要我抓紧时间向老鲁请教,如何理解、把握罗群这个人物。我到他的房间去拜访,知道我的来意之后,他没有教我该如何去理解、把握罗群这个人物,而是讲他是怎么写这部小说的。他向我讲起生活中很多和小说中的人物命运类似的人,叙说着他们的故事。这些人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访问过的对象。在十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些人的形象总在他脑子里转,让他心潮澎湃,促使他提起了笔,只用了二十来天的时间,一气呵成,写出了小说《天云山传奇》。老鲁的话就像他的小说一样,都是实实在在发自内心的,让我很激动。他确实没有教我怎么具体地去扮演罗群,却帮我认识到创作人物时,要重视生活的积累和体验,同时对生活要充满激情,要有爱憎,有自己的态度。
  我们初到九华山外景地,正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后来是漫山遍野映山红。我们的拍摄工作和大家的心情,就像这美好的季节一样充满了阳光。可是结束外景拍摄工作,回到上海拍内景时,却感受到了夏天的闷热。厂里正在传说我们的片子要下马,经过了解这确实不是空穴来风。这时,摄制组上上下下态度是一致的,我们决不动摇,要尽一切力量把这部影片拍下去。我也暗暗下了决心,即使为此遭到什么不测,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是我自己愿意的,是我自己的选择。今天的年轻人对此可能难以理解,可能会问一部电影至于这样吗?是不是夸大其词?其实,只要曾经经过那段岁月的人,是很能理解的。后来我们得知,是以徐桑楚厂长为首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顶住了压力,才使得影片得以顺利完成。
  1981年初,我正随剧院在某省省会巡回演出,赶上《天云山传奇》在内部放映,观众之踊跃,反映之强烈,出乎人们的意料。要票的人太多,以致负责管票的同志都无法呆在办公室里。这让人高兴,却竟然也让人担忧,因为传言说有某高层领导说“这是一部坏影片”。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找到我,问我这个传言是否属实?我哪里知道,只好打电话到北京,向电影局领导询问。电影局的领导传达了当时的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同志的话:“中央领导说了,这是一部好影片。”我如实转告,但对方并没有因此消除顾虑,听说有关方面还下了指示,有关《天云山传奇》在报刊上不作任何宣传。当地某个杂志约我写的稿子已经付排,这时又被撤了下来,其实我那篇稿子,是写导演和演员的关系的,只因为是涉及这部影片,也被撤了下来。直到《天云山传奇》已经得奖,还有一些省、市不让放映呢。我的一位亲戚参加一个会议,当地文联原定看这部影片,临时又被撤销停演。这股不小的风,不是恰恰反证了老鲁创作这部作品时,需要多么巨大的胆识和勇气吗?!
  


  影片正式公映之后,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我们这些参加拍摄的人,都收到很多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这些信表达了他们对创作者的感谢,最主要的是向我们诉说了他们看影片之后的感受,也有观众听到某些传说后,对我们表示支持,有一位对我说,如果我遇到不测,他愿意替代我去坐牢。其中更多的人讲了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的经历多数比影片表现的还苦,但是他们都不曾消沉,而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之后,他们日以继夜,不敢懈怠,争取那失去的时间。他们不少人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成为了市一级或全国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我们这些人读信时,无一例外地全都被感动得哭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位三年级的学生,给我的信中同时寄来了三枚奖章,是他在上学的三年中得到的,他寄给我并让我将另两枚分别转赠给作者鲁彦周和导演谢晋。1981年《天云山传奇》获得了政府奖,在北京颁奖时,我将那两枚奖章转赠给了他们二位。老鲁拿着奖章看了好一会儿,慢慢地动情地说了一句:“这是最高的奖赏!”人民的肯定,群众的夸奖,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的重啊!
  还是1981年,在杭州召开第一届“金鸡奖”和第三届“百花奖”颁奖大会时,我们又见面了。《天云山传奇》在这次大会上得到了“金鸡奖”“百花奖”,加上此前得到的“政府奖”和“文汇奖”,当时国内的所有奖项都得到了。但是本以为最佳编剧奖非老鲁莫属的,却没有如我们所愿,所以心中颇为老鲁不平。老鲁本人倒好像什么事也没有,跟我们在一起时还是那么笑呵呵的。在大会上他的表现一直很低调,我所保留的当时的照片,有老鲁的只有两张,其中一张与文化部电影局领导等的合影,他是站在很后面的。对于名利老鲁是淡泊的,干活却是认真的。2005年,他以七十多岁的带病之身,还出版了75万字的长篇小说《梨花似雪》!
  1985年底,我参加了筹集电影文学基金的演出,在厦门和多位作家见了面,高兴地和老鲁相聚多日。这次我们谈得比以往多,他后来在为我准备出的一本书的序言中,说起这次在厦门的见面:“最近在厦门,又和石维坚同志相遇了,这当然是件很高兴的事。说起来我们是同行,是朋友,是合作者,但是见一次面,特别是相处一段,敞开心扉谈谈心里话,那是很不容易的。”他还谈了对那次见到我的印象:“石维坚外表上并没有太大变化,他还是显得很年轻。但是仔细观察,我还是感觉出他变了。他深沉成熟起来了。演员的外表淡了,知识分子的味儿浓了,有点学术工作者味道了。”在文章中他夸我是有意识地向学者化方面努力的演员。对于我的表演的特点,老鲁总结了两个字:一个字是“真”;一个字是“情”。老鲁的话,是对我的鞭策,是为我在学习上和表演上指出的努力方向。在我心目中,老鲁一直是我的师长。
  新世纪以来,我们连续见过好几次面,一次是我和玉芙应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的邀请,一路上从重庆到三峡到黄山又到合肥。我和玉芙到寿春路330号老鲁的府上,去拜访老鲁和张嘉同志。老朋友难得见面,有机会见面本来就是高兴的事,加上他们二位又都是非常热情的人,就更加开心。我们参观他们的客厅、书房,看到了老鲁的书法,张嘉同志的画作,很多是张嘉画画,老鲁题字。让人感受到他们二位相濡以沫,其乐融融。我们参观他们的花园,虽时值冬季,草木枯黄,但还是能感受到主人对生活的热爱,有着如春天般的年轻的心。
  


  那天在书房里,不由得谈起了《天云山传奇》。谈到有人对它总难免感到不舒服,因此也就总有人对它鼓励,对它爱护有加。他举例说李一氓同志为支持《天云山传奇》,就曾写过一首诗。说着老鲁就提起笔写下了这首诗,为我们在宣纸上留下了他的墨宝,成为我们最珍贵的纪念。李一氓同志的诗是一首七绝:“情深未必苦缠绵,颇耐风尘又几年,红叶缤纷灵幸鉴,何人长忆天云山。”下面老鲁的题款是:“以上七绝诗一首,系革命前辈李一氓同志为支持影片《天云山传奇》而作,已卯冬,石维坚、李玉芙伉俪来我处做客,谈及当年《天云山传奇》遭遇,颇有所感,遂书此赠之。”落款是老鲁的大名。我们谈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元宵节联欢会上,朱镕基同志曾拉着我的手说:“看《天云山传奇》我是很激动啊!”那天临别时,老鲁还送了我两方徽砚,鼓励我练习书法。
  后来我参加中央电视台在安徽滁州举行的大型文艺演出,我朗诵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没有想到老鲁出席了那天的演出,让我感到意外的惊喜。
  2005年冬天,我随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到合肥演出京剧《梅兰芳》时,我们又见面了。我请他看戏,因为肺气肿他不能来,但是他和张嘉同志还特意到我们的住地来看我,实在是不敢当,这让我非常感动。这次,老鲁还是戴着那顶咖啡色的呢子的宽边牛仔帽。近年来几乎每次见到老鲁,见他都是戴着这顶帽子。这是他到美国探亲时带回来的,这里面含着亲情。当然,老鲁戴着真帅,本来老鲁不用打扮,“腹有诗书气自豪”嘛!但我还是喜欢看到他戴着那顶帽子,喜欢他那帅气的样子。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那帅气的样子,将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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