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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谈到他，一般人知道3件事：一个是他儿童时破缸救人的故事，一个是他编著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再就是他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者。后人多研究其史学贡献与政治思想，实际上，司马光还拥有诚实正直、廉洁自守的美德，被后人树为道德风范。
诚实诚信的美德
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对司马光一生作了这样评价：“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
“诚”是司马光终生追求的信条，是为人处事的准则。这个“诚”指的是为人诚实忠厚、讲究信誉，做事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以“诚”铭字。司马光字君实，他用“君实”为字还有一个故事。幼年的司马光是一个顽皮淘气的孩子，在他五六岁时，别人给了他几个青核桃，他求姐姐将外皮剥掉，姐姐摆弄了好一阵，却怎么也剥不开。姐姐走后，一个女佣把青核桃用开水一烫，那层青皮便脱落了。姐姐回来时见核桃皮已脱，就问是谁剥掉的，司马光逞能地说是自己。这件事正巧被父亲碰见了，他训斥司马光道：“小小年纪就撒谎骗人，怎么得了!”父亲的严厉批评给司马光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极深的烙印。
司马光下决心从此再也不说假话，并用“君实”作为自己的字。这是“正以浮光之名不关，故反其义而字君实耳”(马峦《司马温公年谱》)。司马光名字里的“光”，是由浮光山而来的(司马光出生在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的官舍里，光山县因城北浮光山而得名，于是用光作为司马光的名字)。这说明司马光想用自、己的“字”，提醒自己时时要“实”，处处要“实”。他的一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以“诚”育人。司马光不仅要求自己“诚”，而且用“诚”来教育学生。他晚年居洛阳，有个新科进士刘安世不就任朝廷授给的官职，专门赶往洛阳拜司马光为师从学。他向司马光请教做人最要紧的是什么?司马光只回答了一个“诚”字。刘安世思考了3天。仍然不得要领，便再次向老师请教：“前日蒙先生指教以‘诚’，然而从何门而入呢?”司马光回答：“从不说假话入门”(尚恒元《司马光轶事类编·品操》)。后来，司马光做宰相，来和他拉关系的亲朋故旧很多，而这位刘安世却一无所求，司马光就推荐他充馆阁学士。司马光问刘安世：“知所以相荐否?”刘安世说：“获从公游旧矣。”司马光说：“非也。光居闲，足下时节问讯不绝：光位政府，足下独无书，此光之所以相荐也。”
——以“诚”待人。司马光一生为人诚恳，在交友过程中更是充分表现出这一品格。司马光与王安石可谓是“冰火不可同炉”的政敌，但二人都光明磊落，从不在私下用见不得人的阴招。王安石开始变法时，司马光给他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言辞恳切，希望王安石能悟而改之。王安石言简意赅地写了封回信，就是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答司马谏议书》。当王安石闻知罢免役，复差役后，忧愤而逝。躺在病床上的司马光闻知噩耗，即抱病致书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之处甚多，只是不晓事理而又好自以为是，致使中直之人不能与他共事，而趋炎附势之徒争相亲近。现在我们正纠其失误，革其弊端，他却不幸谢世，那些反复小人必然对其百般诋毁。我以为在办理他的丧事时，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改变当今浮薄之风。”(《与吕诲叔简二》)司马光对自己的政敌王安石能做到不从个人感情出发，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真是豁达大度。
——以“诚”忠君。司马光20岁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在近50年的官场生涯中，历仕四朝，做过地方行政长官，州、府幕僚，学官，言官，侍从官，直到位居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首辅宰相。他对国家、对人民始终是竭尽忠诚，恪尽职守。凡是他以为害民、病民不当为的事，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宠臣近侍，乃至皇帝本人，他都能直言无讳地提出来。他注重实际，不图虚荣，提出“人主量才，然后授官，人臣审能，然后受事”(《司马光奏议》卷七《辞知制诰状》第八)。对于朝廷除授的职务，只要适合他的专长，能够发挥他的作用，就欣然受命。反之，无论官爵多高，位置多显，都力辞不受，因而在朝臣中享有“不逐名利”(苏轼《司马温公行状》)的盛誉。
有人说他这是“饰诈邀名”，司马光坦诚地向皇帝承认他有倾慕荣贵之心，说：“每三年一次投状乞磨勘，岂不慕荣贵者邪。”但是，他否认“饰诈邀名”的指责，说：“臣之愚心，正欲辞所不能而已。”(《司马光奏议》卷二十《辞翰林学士状》)。如果说前者是他的肺腑之言，而后者也当是他求实品格的表白。
廉洁自守的品操
司马光一生节俭，垂范后人。他虽生在官宦之家，家境殷实，但他从小就养成节俭的习惯，大人们给他准备华美的服装，他看了就觉得害臊，不好意思穿戴，放到一旁去了。他这种俭朴的作风，形成于少年，伴随其一生。《宋史·司马光传》说他：“于物澹然无所好。”20岁那年，他考中进士，朝廷上规定，凡是考中了进士的人，都要参加“闻喜宴”。在参加宴会时，皇帝要赐给每位新中的进士一朵大红花佩戴，可是司马光却不肯戴，一个中进士的朋友告诉他：“这花儿是皇上赠给的，不可不戴。”他才戴上一支。
他在洛阳闲居时。好友范镇由许昌来看望他，赠给他一床布料的被子，他在被子上题写了有名的《布衾铭》以言志。他去世前，这床被子还用着。人们为了从其终生之志，在他入殓时，把这床题写《布衾铭》的被子覆盖其身上。
司马光妻子张氏早他4年去世，这时司马光已经名声很高，地位也很高了，但不得不“质田以葬”。他为官多年，但家中并无多少积蓄，在郓州做学官时，家中被盗，会见客人时竞连一件更换的衣服都拿不出来。卜居洛阳时，住的是用竹子做骨架的房子，“未及三载俱离披”，“举头碍冠行挂衣”(《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十二)。他晚年为相，居住西府，“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司马光不仅自己节俭，还以此教育后人。晚年，他以勤俭为主题，给儿子司马康写了一篇训文《训俭示康》。文章语重心长，开头便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然后从历史谈到现实，从自己一生“不喜华靡”、“独以俭素为美”谈到子孙后代不可忘记”“前辈之风俗”，反反复复论述“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道理。
司马光在《自嘲》诗中也说：“盘飧罗新蔬，充腹不求余。穷巷书扃户，闲轩卧读书。”其中，“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成为醒世的警句。
司马光任谏官期间，把劝俭戒奢作为谏诤皇帝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只要发现皇帝有骄逸越分的行为，他都不避斧 钺之诛，极尽谏诤之能。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司马光联合其他谏官上奏了《论宴饮状》。在这篇奏状中，司马光等直言不讳地指出仁宗皇帝沉溺后宫，宴饮无度，赏赐滥溢，恳请仁宗“悉罢宴饮，安神养气，后宫妃嫔，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赏赉有节，及厚味腊毒之物，无益奉养者，皆不宜数御。”这一谏诤被仁宗接受了。
嘉祜七年(1062年)，一些朝臣在大灾之年后，要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庆祝元宵节活动。司马光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上奏，表示反对。在游春的前一天，上奏了《论上元游幸劄子》，开头便说“上元观灯，本非典礼”，接着说“去岁四方诸州，多愣水旱，鳏寡孤独，流离道路”，在这种时候，作为一国之君本应“特减游观之处，以悯惜下民”，不应该把庆典搞得比太平盛世还要隆重。可是仁宗游兴正浓，没有采纳。
英宗在位时，司马光多次上奏，劝诫皇帝。英宗即位不久，司马光就在《进<稽古录>表》中，把“弃礼纵欲”、“荒淫无厌”看做亡国之君的重要原因。他对皇帝节用戒奢的全面论述是在治平二年(1065年)八月十四日进奏的《乞节用上殿劄子》，在这道奏劄中，他提出了“节用之道，必自近始”的主张。此后若干年，他都一贯坚持这一主张。
在积弱积贫的北宋，司马光大胆地提倡节俭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在与王安石变法争论中，司马光经济上的理论也是提出要“节流”，而王安石用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开源”。所以，二人的思想不能糅和在一起，从而导致二人的分裂。
司马光以自己崇高的美德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让后人崇敬。正如《宋史·司马光传》记，颂的那样：“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
司马光去世后，朝廷给予了他最高规格的评价，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谥“文正”之号。司马光生前论谥号时说：“谥之美者，极于‘文正’。”他自己恰恰获得了这一最美的谥号。在北宋，只有王曾、范仲淹获此谥号，可见“文正”二字是不轻予人的。也足以说明司马光的人格魅力。
在蔡京执政，立元祐党籍碑时，长安有个石匠叫安民，受命镌字，他说：“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俱称其正直，今为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官府要治他的罪，安民流着眼泪说：“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后世。”可见，司马光在后世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其人格魅力的影响。
诚实诚信的美德
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对司马光一生作了这样评价：“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
“诚”是司马光终生追求的信条，是为人处事的准则。这个“诚”指的是为人诚实忠厚、讲究信誉，做事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以“诚”铭字。司马光字君实，他用“君实”为字还有一个故事。幼年的司马光是一个顽皮淘气的孩子，在他五六岁时，别人给了他几个青核桃，他求姐姐将外皮剥掉，姐姐摆弄了好一阵，却怎么也剥不开。姐姐走后，一个女佣把青核桃用开水一烫，那层青皮便脱落了。姐姐回来时见核桃皮已脱，就问是谁剥掉的，司马光逞能地说是自己。这件事正巧被父亲碰见了，他训斥司马光道：“小小年纪就撒谎骗人，怎么得了!”父亲的严厉批评给司马光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极深的烙印。
司马光下决心从此再也不说假话，并用“君实”作为自己的字。这是“正以浮光之名不关，故反其义而字君实耳”(马峦《司马温公年谱》)。司马光名字里的“光”，是由浮光山而来的(司马光出生在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的官舍里，光山县因城北浮光山而得名，于是用光作为司马光的名字)。这说明司马光想用自、己的“字”，提醒自己时时要“实”，处处要“实”。他的一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以“诚”育人。司马光不仅要求自己“诚”，而且用“诚”来教育学生。他晚年居洛阳，有个新科进士刘安世不就任朝廷授给的官职，专门赶往洛阳拜司马光为师从学。他向司马光请教做人最要紧的是什么?司马光只回答了一个“诚”字。刘安世思考了3天。仍然不得要领，便再次向老师请教：“前日蒙先生指教以‘诚’，然而从何门而入呢?”司马光回答：“从不说假话入门”(尚恒元《司马光轶事类编·品操》)。后来，司马光做宰相，来和他拉关系的亲朋故旧很多，而这位刘安世却一无所求，司马光就推荐他充馆阁学士。司马光问刘安世：“知所以相荐否?”刘安世说：“获从公游旧矣。”司马光说：“非也。光居闲，足下时节问讯不绝：光位政府，足下独无书，此光之所以相荐也。”
——以“诚”待人。司马光一生为人诚恳，在交友过程中更是充分表现出这一品格。司马光与王安石可谓是“冰火不可同炉”的政敌，但二人都光明磊落，从不在私下用见不得人的阴招。王安石开始变法时，司马光给他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言辞恳切，希望王安石能悟而改之。王安石言简意赅地写了封回信，就是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答司马谏议书》。当王安石闻知罢免役，复差役后，忧愤而逝。躺在病床上的司马光闻知噩耗，即抱病致书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之处甚多，只是不晓事理而又好自以为是，致使中直之人不能与他共事，而趋炎附势之徒争相亲近。现在我们正纠其失误，革其弊端，他却不幸谢世，那些反复小人必然对其百般诋毁。我以为在办理他的丧事时，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改变当今浮薄之风。”(《与吕诲叔简二》)司马光对自己的政敌王安石能做到不从个人感情出发，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真是豁达大度。
——以“诚”忠君。司马光20岁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在近50年的官场生涯中，历仕四朝，做过地方行政长官，州、府幕僚，学官，言官，侍从官，直到位居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首辅宰相。他对国家、对人民始终是竭尽忠诚，恪尽职守。凡是他以为害民、病民不当为的事，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宠臣近侍，乃至皇帝本人，他都能直言无讳地提出来。他注重实际，不图虚荣，提出“人主量才，然后授官，人臣审能，然后受事”(《司马光奏议》卷七《辞知制诰状》第八)。对于朝廷除授的职务，只要适合他的专长，能够发挥他的作用，就欣然受命。反之，无论官爵多高，位置多显，都力辞不受，因而在朝臣中享有“不逐名利”(苏轼《司马温公行状》)的盛誉。
有人说他这是“饰诈邀名”，司马光坦诚地向皇帝承认他有倾慕荣贵之心，说：“每三年一次投状乞磨勘，岂不慕荣贵者邪。”但是，他否认“饰诈邀名”的指责，说：“臣之愚心，正欲辞所不能而已。”(《司马光奏议》卷二十《辞翰林学士状》)。如果说前者是他的肺腑之言，而后者也当是他求实品格的表白。
廉洁自守的品操
司马光一生节俭，垂范后人。他虽生在官宦之家，家境殷实，但他从小就养成节俭的习惯，大人们给他准备华美的服装，他看了就觉得害臊，不好意思穿戴，放到一旁去了。他这种俭朴的作风，形成于少年，伴随其一生。《宋史·司马光传》说他：“于物澹然无所好。”20岁那年，他考中进士，朝廷上规定，凡是考中了进士的人，都要参加“闻喜宴”。在参加宴会时，皇帝要赐给每位新中的进士一朵大红花佩戴，可是司马光却不肯戴，一个中进士的朋友告诉他：“这花儿是皇上赠给的，不可不戴。”他才戴上一支。
他在洛阳闲居时。好友范镇由许昌来看望他，赠给他一床布料的被子，他在被子上题写了有名的《布衾铭》以言志。他去世前，这床被子还用着。人们为了从其终生之志，在他入殓时，把这床题写《布衾铭》的被子覆盖其身上。
司马光妻子张氏早他4年去世，这时司马光已经名声很高，地位也很高了，但不得不“质田以葬”。他为官多年，但家中并无多少积蓄，在郓州做学官时，家中被盗，会见客人时竞连一件更换的衣服都拿不出来。卜居洛阳时，住的是用竹子做骨架的房子，“未及三载俱离披”，“举头碍冠行挂衣”(《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十二)。他晚年为相，居住西府，“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司马光不仅自己节俭，还以此教育后人。晚年，他以勤俭为主题，给儿子司马康写了一篇训文《训俭示康》。文章语重心长，开头便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然后从历史谈到现实，从自己一生“不喜华靡”、“独以俭素为美”谈到子孙后代不可忘记”“前辈之风俗”，反反复复论述“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道理。
司马光在《自嘲》诗中也说：“盘飧罗新蔬，充腹不求余。穷巷书扃户，闲轩卧读书。”其中，“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成为醒世的警句。
司马光任谏官期间，把劝俭戒奢作为谏诤皇帝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只要发现皇帝有骄逸越分的行为，他都不避斧 钺之诛，极尽谏诤之能。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司马光联合其他谏官上奏了《论宴饮状》。在这篇奏状中，司马光等直言不讳地指出仁宗皇帝沉溺后宫，宴饮无度，赏赐滥溢，恳请仁宗“悉罢宴饮，安神养气，后宫妃嫔，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赏赉有节，及厚味腊毒之物，无益奉养者，皆不宜数御。”这一谏诤被仁宗接受了。
嘉祜七年(1062年)，一些朝臣在大灾之年后，要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庆祝元宵节活动。司马光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上奏，表示反对。在游春的前一天，上奏了《论上元游幸劄子》，开头便说“上元观灯，本非典礼”，接着说“去岁四方诸州，多愣水旱，鳏寡孤独，流离道路”，在这种时候，作为一国之君本应“特减游观之处，以悯惜下民”，不应该把庆典搞得比太平盛世还要隆重。可是仁宗游兴正浓，没有采纳。
英宗在位时，司马光多次上奏，劝诫皇帝。英宗即位不久，司马光就在《进<稽古录>表》中，把“弃礼纵欲”、“荒淫无厌”看做亡国之君的重要原因。他对皇帝节用戒奢的全面论述是在治平二年(1065年)八月十四日进奏的《乞节用上殿劄子》，在这道奏劄中，他提出了“节用之道，必自近始”的主张。此后若干年，他都一贯坚持这一主张。
在积弱积贫的北宋，司马光大胆地提倡节俭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在与王安石变法争论中，司马光经济上的理论也是提出要“节流”，而王安石用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开源”。所以，二人的思想不能糅和在一起，从而导致二人的分裂。
司马光以自己崇高的美德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让后人崇敬。正如《宋史·司马光传》记，颂的那样：“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
司马光去世后，朝廷给予了他最高规格的评价，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谥“文正”之号。司马光生前论谥号时说：“谥之美者，极于‘文正’。”他自己恰恰获得了这一最美的谥号。在北宋，只有王曾、范仲淹获此谥号，可见“文正”二字是不轻予人的。也足以说明司马光的人格魅力。
在蔡京执政，立元祐党籍碑时，长安有个石匠叫安民，受命镌字，他说：“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俱称其正直，今为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官府要治他的罪，安民流着眼泪说：“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后世。”可见，司马光在后世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其人格魅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