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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曾经说过,聪明人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蠢人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这次金融危机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全球化的陷阱一面,而不只是馅饼一面。
盲目跟风导致了拉美经济的浩劫
近些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为炙手可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诸如“全球化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等说法屡见不鲜。与之相关,诸如“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体系”等政策倾向,更是成为一种莫名情结和流行时尚。前两年美国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出了本宣扬全球化的畅销书,叫《世界是平的》,据说很多地方副处级以上干部人手一册。可见这种思想影响之深。
但是,对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盲目倡导和追随全球化进程绝非什么好事。拉美是最典型例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走了一条“外资主导型”的开放道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等比较优势吸引西方资本进入。外资进入的确令拉美国家GDP在短时间内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基础并不牢固,一旦有风吹草动,外资被抽走,这些国家便会迅速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在拉美国家中,阿根廷最早以应对经济全球化为目标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但也是最早陷入全面、深重发展危机的国家。20世纪初,阿根廷位居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第6位。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3797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的80%,比同期的法国和德国都高。但1个世纪后,阿根廷却成了一个“灾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外资银行处在破产的边缘,准备撤出阿根廷;停止偿还1500亿美元的外债;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GDP降至2100美元,比近1个世纪前的3797美元几乎减少45%,仅仅超过拉美5个最穷的国家。
相比之下,当年20世纪30年代爆发大危机时,苏联坚持自主发展,没有过度依附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因而能在当时西方普遍陷入深度危机期间,非但未受牵连,反而实现经济大发展。
其次,这场危机暴露出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证明美国模式不值得效仿。造成这场的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贪婪,有人说是监管不力,还有人说是金融体制,但从根子上说,还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祟的结果。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劳动异化现象的出现,即社会财富主要是按照占有资本的大小进行分配,而不是根据付出劳动量的多少,由此导致“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即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这种状况最终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产品相对过剩,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因此,这场危机像资本主义历史上经历的多次经济危机一样,看似仅是场金融危机,实则是场最初在金融领域体现、其后向生产和消费领域蔓延的经济危机。可以说,只要是资本主导一切的社会,产生危机的根源就始终存在。
而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端在这场危机中暴露无遗。根据《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的分类,资本主义有“莱茵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之分。两种模式的金融体制的源头迥异:前者是来自阿尔卑斯山谷,它强调互助性,金融为生产服务,强调企业发展优先和适度获利,因此相对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德国、日本基本采用的是这种模式。但这种模式“没有梦幻色彩,不好玩,也不带刺激性”。
全球化,青蛙效应的灵活运用?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最初来自航海保险,由于无法控制出航风险,因此投资者追求短期利益优先,金融业可以脱离生产体系自我循环,因此它获取利润可能性更大,但风险性也相对较大。但这种模式充满诱惑性,因此被美国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追捧,最后连日本这样非常本分的“经济优等生”也耐不住诱惑,转而追随这种赌博色彩十足的美国模式。但这种金融模式脱离了生产、消费等实体经济,而成为一种依靠金融产品创新的“赌场资本主义”。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多,导致金融泡沫越来越大,直至最终破裂。而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则就是这种模式的失败。英国历史学家佛格森认为,“雷曼倒闭意味着从20世纪80年代不断兴盛的西方金融大厦轰然倒塌了。”
从更大的角度看,这种唯利是图的经济模式缺陷,也渗透到美国的霸权模式当中。二战结束时美国悉心建立起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等经济制度框架,乃至当前竭力倡导“全球化”,力图将众多国家容纳其中。
英国学者彼得·高恩在其《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一书中指出,全球化并非完全是由学者鼓噪起来的,而是由西方的政治和商业精英有意为之的结果。历届美国政府都对全球体系加以利用,使之成为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强有力工具。美国实际是以由其主导、制定的各种所谓国际规则为平台和依托,主要通过商业和经济等间接方式,以“温水煮青蛙(青蛙效应)”的方式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实质就是“新殖民主义”。由于这种掠夺方式较为隐蔽,因此短期不易察觉,甚至有的国家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
其负面效应一目了然:看似公平的自由贸易和国际竞争,实则使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陷入依附状态,成为靠出卖资源、出售单一商品、依靠侨汇过活的下游国家。而美国则凭借微软和波音这类高端产品,肆意掠夺他国财富,由此造成“资本主义绝对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应用:一方面是南方国家贫困的积累,很多人终日辛苦,仍食不果腹;另一方面则是北方国家财富不断积累,人们饱食终日、恬然自得,享受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廉价劳动成果。美国更是以世界不到5%的人口,消费世界25%的能源。但这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格局,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9·11事件”,实际是南方国家以极端方式对美国模式的反击;而这次被称作“金融9·11事件”的金融危机,则是类似美国这样的富国,自恃财大气粗,结果过度透支消费能力,最后作茧自缚的恶果。两个极端事件看似互不相干,实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美国模式实际是艘正在缓慢下沉的“泰坦尼克号”。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盲目跟风导致了拉美经济的浩劫
近些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为炙手可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诸如“全球化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等说法屡见不鲜。与之相关,诸如“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体系”等政策倾向,更是成为一种莫名情结和流行时尚。前两年美国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出了本宣扬全球化的畅销书,叫《世界是平的》,据说很多地方副处级以上干部人手一册。可见这种思想影响之深。
但是,对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盲目倡导和追随全球化进程绝非什么好事。拉美是最典型例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走了一条“外资主导型”的开放道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等比较优势吸引西方资本进入。外资进入的确令拉美国家GDP在短时间内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基础并不牢固,一旦有风吹草动,外资被抽走,这些国家便会迅速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在拉美国家中,阿根廷最早以应对经济全球化为目标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但也是最早陷入全面、深重发展危机的国家。20世纪初,阿根廷位居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第6位。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3797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的80%,比同期的法国和德国都高。但1个世纪后,阿根廷却成了一个“灾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外资银行处在破产的边缘,准备撤出阿根廷;停止偿还1500亿美元的外债;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GDP降至2100美元,比近1个世纪前的3797美元几乎减少45%,仅仅超过拉美5个最穷的国家。
相比之下,当年20世纪30年代爆发大危机时,苏联坚持自主发展,没有过度依附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因而能在当时西方普遍陷入深度危机期间,非但未受牵连,反而实现经济大发展。
其次,这场危机暴露出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证明美国模式不值得效仿。造成这场的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贪婪,有人说是监管不力,还有人说是金融体制,但从根子上说,还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祟的结果。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劳动异化现象的出现,即社会财富主要是按照占有资本的大小进行分配,而不是根据付出劳动量的多少,由此导致“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即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这种状况最终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产品相对过剩,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因此,这场危机像资本主义历史上经历的多次经济危机一样,看似仅是场金融危机,实则是场最初在金融领域体现、其后向生产和消费领域蔓延的经济危机。可以说,只要是资本主导一切的社会,产生危机的根源就始终存在。
而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端在这场危机中暴露无遗。根据《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的分类,资本主义有“莱茵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之分。两种模式的金融体制的源头迥异:前者是来自阿尔卑斯山谷,它强调互助性,金融为生产服务,强调企业发展优先和适度获利,因此相对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德国、日本基本采用的是这种模式。但这种模式“没有梦幻色彩,不好玩,也不带刺激性”。
全球化,青蛙效应的灵活运用?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最初来自航海保险,由于无法控制出航风险,因此投资者追求短期利益优先,金融业可以脱离生产体系自我循环,因此它获取利润可能性更大,但风险性也相对较大。但这种模式充满诱惑性,因此被美国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追捧,最后连日本这样非常本分的“经济优等生”也耐不住诱惑,转而追随这种赌博色彩十足的美国模式。但这种金融模式脱离了生产、消费等实体经济,而成为一种依靠金融产品创新的“赌场资本主义”。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多,导致金融泡沫越来越大,直至最终破裂。而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则就是这种模式的失败。英国历史学家佛格森认为,“雷曼倒闭意味着从20世纪80年代不断兴盛的西方金融大厦轰然倒塌了。”
从更大的角度看,这种唯利是图的经济模式缺陷,也渗透到美国的霸权模式当中。二战结束时美国悉心建立起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等经济制度框架,乃至当前竭力倡导“全球化”,力图将众多国家容纳其中。
英国学者彼得·高恩在其《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一书中指出,全球化并非完全是由学者鼓噪起来的,而是由西方的政治和商业精英有意为之的结果。历届美国政府都对全球体系加以利用,使之成为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强有力工具。美国实际是以由其主导、制定的各种所谓国际规则为平台和依托,主要通过商业和经济等间接方式,以“温水煮青蛙(青蛙效应)”的方式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实质就是“新殖民主义”。由于这种掠夺方式较为隐蔽,因此短期不易察觉,甚至有的国家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
其负面效应一目了然:看似公平的自由贸易和国际竞争,实则使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陷入依附状态,成为靠出卖资源、出售单一商品、依靠侨汇过活的下游国家。而美国则凭借微软和波音这类高端产品,肆意掠夺他国财富,由此造成“资本主义绝对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应用:一方面是南方国家贫困的积累,很多人终日辛苦,仍食不果腹;另一方面则是北方国家财富不断积累,人们饱食终日、恬然自得,享受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廉价劳动成果。美国更是以世界不到5%的人口,消费世界25%的能源。但这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格局,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9·11事件”,实际是南方国家以极端方式对美国模式的反击;而这次被称作“金融9·11事件”的金融危机,则是类似美国这样的富国,自恃财大气粗,结果过度透支消费能力,最后作茧自缚的恶果。两个极端事件看似互不相干,实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美国模式实际是艘正在缓慢下沉的“泰坦尼克号”。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