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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具有特殊的城乡二元特点，仅就城镇养老保险而言，在公平与效率上经历了重心由公平到效率的渐移，这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结果，在发展过程以及现行制度中一直都存在着政府对于公平与效率的权衡。现在的国情下，发展经济仍是一切工作的重点，但是为避免社会问题的出现以及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危机的发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性需要尽可能多的在政策中体现。
关键词：城镇养老保险；公平；效率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7-0307-02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建立之初已经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历史，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给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自己的特点。在城镇，从初步构建的单一的养老保险到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从只包括国企职工到基本覆盖全部城镇劳动力，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公平与效率的重心发生了从公平带效率的转移。纵观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建立在我国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在被动的适应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制度经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不断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也相应的在不断改革、发展。由此，我国经济制度在公平与效率中的侧重当然也会直接影响到社保制度的改革。
怎样理解公平与效率呢？就养老保障来说，所谓公平的评判标准，一是政策的适用对象覆盖面大小，二是再分配制度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尽管公平有起点、过程、结果的公平之分，但是就保障制度而言只有通过再分配的办法来调节结果的公平从而影响起点，而适用对象的确立即是在过程中统一准则以保障公平。所谓效率，从宏观角度讲是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从微观角度讲是产出与投入的比例关系。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可以分为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经济效率是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社会效率是其对于人们生活满意度的改善。公平与效率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目前经济制度的变革使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而企业只注重效率不法顾及公平，这种不公平就会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就会损坏效率。政府就要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解决的手段就是建立以公平为取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制度下应有不同的侧重。我们就要来判断一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主要为城镇养老保险制度。
一、公平主导的养老保险制度
建国以后，我国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这一制度背景下建立了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1951年2月政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确立了我国第一个正式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一条例的对象是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及其职工，缴费实行全国统筹。当时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所有，不存在私人企业，所以所有缴费虽然表面上是由企业承担，实质还是由政府负担，而且实行的是统筹管理，实行现收现付制，具有强的再分配性，保证了公平，但是由于职工个人没有参与到费用的缴纳，对职工个人没有产生直接的激励效果，所以对于效率是没有或少有促进作用的。然而在全国而言，由于国企如此的待遇，对于国企以外的人产生了排外性或者是不公平，导致大量人员争相涌入国企，带来不少的社会问题，为以后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带来了诸多的不便，这也从一方面造成后来我国保险制度效率低下。
至此，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刚刚起步，1955年12月，国务院颁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建立了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国家财政负担这部分群体的养老金。后来国家又对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统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养老保险制度可谓是注重再分配的，体现公平，但是对于效率的考虑不够全面。而且覆盖面没有达到城镇的所有劳动力。社会公平是部分的，不是全面的，但是相对而言还是注重公平的，效率的考虑很少。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体制进入改革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加速进行，要求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样，当时的养老保险制度使得企业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严重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直接影响到市场竞争力，同时阻碍了劳动力在市场上的流动。这样一来，政府财政在养老保险的负担减轻了，但是企业过大的压力严重影响到经济效率，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向效率偏移的养老保险制度
出于改革开放以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总原则，1993年，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提出了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要求。改革后我国的养老保险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部分构成。
1997年我国政府统一了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上采用传统型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筹集模式，即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另外我国扩大了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完善。但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系列的调整都是围绕发展经济的目标进行的，尽可能的为经济的发展排除各种障碍，同时推动社会养老事业的顺利有序进行。
此次基金制度上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的改革还与我国人口老龄化有密切关系。除了前面提到的现行的现收现付制已经严重制约企业的效率以外，一味注重公平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为推动经济的发展，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需要向注重效率的方向改革。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事业的发展，其组成也由一低两高逐渐转变为一高两低。越来越多的人口趋于老龄化，现收现付制是以支定收的，给年轻一代带来巨大的压力损害效率，在这一方面基金积累制度的实施，就积累了社会剩余保障基金，不断保值升值实现个人养老金在不同时期的成功再分配，有效的减轻在职职工的压力，并且个人账户的引入激励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有效的促进了效率。基金积累制度本身不具有社会成果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再分配的性质，所以与社会公平是不相适应的，即无法保障公平。我国没有进行完全的基金积累制度，而是实现了社会账户与个人账户的结合，既促进了效率又不会影响公平。
三、公平效率之我见
就当前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来说，富人（富人与后面的穷人是相对而言的）本来就不为养老担忧，因为他们已经为自己储备的足够的养老资金，领取社会保险金对于他们的效益没有太多的影响，即使养老保险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已经发展为公共产品，它也应该是更多的保障穷人生活的制度，如果是出于社会公平的角度，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富人的寿命可能要比穷人更长，而在社会统筹方面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再分配就成为穷人接济富人，又怎么说是公平呢？而且这一部分给穷人带来的效益与富人同比是巨大的，同时会给穷人带来更大的激励作用。但是现行的制度还不能完全解决这样的问题，相反养老保险制度的进入条件也给收入相对低的人口带来了压力，甚至是排外。这不就违背了社会保险的初衷了吗。从我国的发展来看，养老保险制度是尽可能的服务于经济发展的，但是在改革的同时渐渐失去的本身应该有的特质还需要不断地改善，才能使社会更加和谐。
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公平与效率的博弈上，显然是效率取得了更多的关注。但是为了促进制度自身的发展，保障的覆盖面还有待扩大。保障的水平上仍然各有差异，机关事业单位高,企业个人相对较低，没能保证结果的公平。保障的门槛高，造成真正需要保障的个体，如流动人口，交不了养老保险，也就享受不到保障。這是一场博弈，现在的国情下，发展经济仍是一切工作的重点，但是为避免社会问题的出现以及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危机的发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性需要尽可能多的在政策中体现。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资料：
[1]李珍.社会保障理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关键词：城镇养老保险；公平；效率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7-0307-02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建立之初已经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历史，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给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自己的特点。在城镇，从初步构建的单一的养老保险到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从只包括国企职工到基本覆盖全部城镇劳动力，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公平与效率的重心发生了从公平带效率的转移。纵观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建立在我国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在被动的适应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制度经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不断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也相应的在不断改革、发展。由此，我国经济制度在公平与效率中的侧重当然也会直接影响到社保制度的改革。
怎样理解公平与效率呢？就养老保障来说，所谓公平的评判标准，一是政策的适用对象覆盖面大小，二是再分配制度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尽管公平有起点、过程、结果的公平之分，但是就保障制度而言只有通过再分配的办法来调节结果的公平从而影响起点，而适用对象的确立即是在过程中统一准则以保障公平。所谓效率，从宏观角度讲是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从微观角度讲是产出与投入的比例关系。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可以分为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经济效率是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社会效率是其对于人们生活满意度的改善。公平与效率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目前经济制度的变革使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而企业只注重效率不法顾及公平，这种不公平就会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就会损坏效率。政府就要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解决的手段就是建立以公平为取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制度下应有不同的侧重。我们就要来判断一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主要为城镇养老保险制度。
一、公平主导的养老保险制度
建国以后，我国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这一制度背景下建立了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1951年2月政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确立了我国第一个正式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一条例的对象是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及其职工，缴费实行全国统筹。当时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所有，不存在私人企业，所以所有缴费虽然表面上是由企业承担，实质还是由政府负担，而且实行的是统筹管理，实行现收现付制，具有强的再分配性，保证了公平，但是由于职工个人没有参与到费用的缴纳，对职工个人没有产生直接的激励效果，所以对于效率是没有或少有促进作用的。然而在全国而言，由于国企如此的待遇，对于国企以外的人产生了排外性或者是不公平，导致大量人员争相涌入国企，带来不少的社会问题，为以后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带来了诸多的不便，这也从一方面造成后来我国保险制度效率低下。
至此，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刚刚起步，1955年12月，国务院颁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建立了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国家财政负担这部分群体的养老金。后来国家又对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统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养老保险制度可谓是注重再分配的，体现公平，但是对于效率的考虑不够全面。而且覆盖面没有达到城镇的所有劳动力。社会公平是部分的，不是全面的，但是相对而言还是注重公平的，效率的考虑很少。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体制进入改革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加速进行，要求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样，当时的养老保险制度使得企业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严重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直接影响到市场竞争力，同时阻碍了劳动力在市场上的流动。这样一来，政府财政在养老保险的负担减轻了，但是企业过大的压力严重影响到经济效率，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向效率偏移的养老保险制度
出于改革开放以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总原则，1993年，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提出了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要求。改革后我国的养老保险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部分构成。
1997年我国政府统一了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上采用传统型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筹集模式，即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另外我国扩大了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完善。但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系列的调整都是围绕发展经济的目标进行的，尽可能的为经济的发展排除各种障碍，同时推动社会养老事业的顺利有序进行。
此次基金制度上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的改革还与我国人口老龄化有密切关系。除了前面提到的现行的现收现付制已经严重制约企业的效率以外，一味注重公平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为推动经济的发展，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需要向注重效率的方向改革。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事业的发展，其组成也由一低两高逐渐转变为一高两低。越来越多的人口趋于老龄化，现收现付制是以支定收的，给年轻一代带来巨大的压力损害效率，在这一方面基金积累制度的实施，就积累了社会剩余保障基金，不断保值升值实现个人养老金在不同时期的成功再分配，有效的减轻在职职工的压力，并且个人账户的引入激励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有效的促进了效率。基金积累制度本身不具有社会成果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再分配的性质，所以与社会公平是不相适应的，即无法保障公平。我国没有进行完全的基金积累制度，而是实现了社会账户与个人账户的结合，既促进了效率又不会影响公平。
三、公平效率之我见
就当前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来说，富人（富人与后面的穷人是相对而言的）本来就不为养老担忧，因为他们已经为自己储备的足够的养老资金，领取社会保险金对于他们的效益没有太多的影响，即使养老保险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已经发展为公共产品，它也应该是更多的保障穷人生活的制度，如果是出于社会公平的角度，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富人的寿命可能要比穷人更长，而在社会统筹方面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再分配就成为穷人接济富人，又怎么说是公平呢？而且这一部分给穷人带来的效益与富人同比是巨大的，同时会给穷人带来更大的激励作用。但是现行的制度还不能完全解决这样的问题，相反养老保险制度的进入条件也给收入相对低的人口带来了压力，甚至是排外。这不就违背了社会保险的初衷了吗。从我国的发展来看，养老保险制度是尽可能的服务于经济发展的，但是在改革的同时渐渐失去的本身应该有的特质还需要不断地改善，才能使社会更加和谐。
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公平与效率的博弈上，显然是效率取得了更多的关注。但是为了促进制度自身的发展，保障的覆盖面还有待扩大。保障的水平上仍然各有差异，机关事业单位高,企业个人相对较低，没能保证结果的公平。保障的门槛高，造成真正需要保障的个体，如流动人口，交不了养老保险，也就享受不到保障。這是一场博弈，现在的国情下，发展经济仍是一切工作的重点，但是为避免社会问题的出现以及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危机的发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性需要尽可能多的在政策中体现。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资料：
[1]李珍.社会保障理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