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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地处豫西的南阳，因审理著名歌唱家李谷一诉《声屏周报》、记者汤生午侵害名誉权案——中国影响最大的一起名人官司而名噪一时，成为全国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作为《解放日报》的特派记者，从南阳连续发回了8篇消息和5篇通讯，及时和较为详尽地报道了这起名人官司。
记者撰文惹出风波
这场引人关注的诉讼缘于，河南南阳《声屏周报》1991年1月16日刊登的《著名歌星韦唯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道出了个中原因》一文。文章中，该报记者汤生午引用韦唯的话说：
——李谷一“在90年亚运会期间的一次演出中”，“不知心怀何意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艾滋病了。”
——李谷一在许多事上“出于嫉恨”而“非难”韦唯，“韦唯的工资被无故停发已一年。作为国家一级演员，韦唯正常的医疗费这位领导都不准报销。文化部门给该团三位演员三套住房，其中明确指示要考虑分给韦唯一套。实际结果，不仅同韦唯毫不沾边，而且这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
——李谷一曾对韦唯说：“你走吧！离开这里我们关系也许才好相处。如果想调走，那请拿10万元钱来……当然，还有一条最简单的，就是要韦唯给她写下一个保证，保证今后永远不再登台演唱。”
——李谷一曾说：“我就是要整韦唯！怎么了？‘共产党’要整个人还不容易？”
……
汤生午在文章中还说：“从工作环境到舆论环境，韦唯目前都陷入被人刻意制造出的困境中。她在电话中怅然地告诉记者，在她感到无助时，她确实也想过不再活下去。”
国内不少报刊杂志竟相转载或摘登，顿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李谷一采取反击行动
沸沸扬扬的议论一时铺天盖地，使李谷一难以承受。思索再三，李谷一决定采取反击行动，写就了《关于韦唯情况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当时身为中国轻音乐团团长、党委书记的李谷一回顾了中国轻音乐团对韦唯的栽培。按照李谷一的说法，中国轻音乐团把韦唯做为一名独唱演员进行了重点培养和精心帮助。在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韦唯获得了北京户口，月收入在两年内从最初的42元增至目前的180元，多次出国演出和参加国际流行歌曲比赛。1989年4月，韦唯被推荐为全国青联委员。
然而，从1989年末，韦唯开始“逐渐摆脱团里的管理与约束”，她借故不参加团内活动，团里主动与她联系，也找不到她人。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团完成计划任务演出100余场，而韦唯仅仅参加了亚运会期间的三场演出”，一些税款都是团里帮她垫付的。
据李谷一的了解，韦唯当时主要是在马不停蹄地走穴，每场演出费用（税后）从3000元涨到5000元，最高达7000元，是国内要价最高的歌星之一。她甚至在走穴中开具假证明欺骗外地文化管理部门。韦唯不仅自己走穴，而且常召集其他团体和团里的演员与其一道私自在外地演出。韦唯的表现在社会上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反感，有人曾写信投诉她在演出期间的经济问题。韦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遭到许多单位、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的强烈谴责。
李谷一说：“韦唯在个人生活方面，也很不严肃。而且，韦唯1987年11月份在波兰演出即将回国前，她未向任何同行人员打招呼，便与一个意大利男歌星外出不归，出现了失控现象。”
“韦唯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她的身体状况。”李谷一指出，1989年6月，韦唯高烧不退，背部出现深层溃烂，后又头部长疮。那时，无论是参加舞台演出，还是电视节目，观众都已看到她的形象变化，并由此引起社会上的种种传闻。
李谷一强调：“韦唯向小报提供的情况，全部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她认为，“韦唯之所以不顾事实地将矛盾公开化，目的在于通过损害他人的声誉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弱者，一个受害者的形象，从而博得社会公众的同情，以此掩盖自己长期以来的错误行为。”
在这份《关于韦唯情况的报告》最后，李谷一郑重其事地表示：“为了维护国家法制和新闻工作的严肃性和真实性，我准备行使公民权利，对《声屏周报》社和记者提出民事诉讼，以向社会印证事实真相。”
纷争终于闹到法庭
李谷一的《关于韦唯情况的报告》向有关部门呈送后不久，《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王冰就在1991年第七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谁愚弄了“上帝”》的文章，几乎逐条反驳了《声屏周报》的报道。此外，王冰又在《开发区导刊》上发表《韦唯与李谷一的是是非非》，对汤生午的文章观点进行了全面反击，为李谷一作了“全面的辩护”。
韦唯看了后深感悲愤，她向有关领导部门写信，要求“上级领导重视这一不正常的现象，以制止这类诋毁侮辱人格的文章再度出现，也过问一下此事，不要再被人为地恣意扩大和恶化。”
被李谷一称为地方小报的《声屏周报》也不示弱，于1991年7月底以《答读者问》的形式迅速作出反应，指责王冰站在极为片面的立场上，写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调查分析”，不仅否定了汤生午伸张正义的报道，而且又给韦唯强加了诸多不实之词……
紧接着，在王冰等人的协助下，李谷一假座北京梅迪亚宾馆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汤生午的文章进行反击，并公开声称要与《声屏周报》对簿公堂。
经过近一年的“冷战”，1992年1月28日，李谷一向河南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状告《声屏周报》和汤生午侵害其名誉权。
6月3日，南阳中级法院决定，追加韦唯为共同被告。不久，又公告：定于7月8日公开审理此案。全国各地报纸杂志纷纷派遣记者奔赴宛城采访。据《天津日报》记者刘志武报道，“涌到南阳的记者多达387人！”
然而，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就在开庭前一天下午，南阳中级法院突然宣布：撤销韦唯的被告身份，推迟开庭审理时间。
韦唯、李谷一各执一词 南阳法院调解未成，遂于7月10日公开审理。宽敞的审判大厅里人满为患，20余名法警维持着庭内秩序；庭外围聚着数以千计的南阳市民和几百名未领到旁听证的记者。
原告方巩沙律师代李谷一陈述起诉状，在长达23分钟的时间里，列举了汤生午文章的11个失实之处，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在国内有影响的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第一次当庭明确提出要求被告赔偿1.8万元经济损失和支付2000元精神抚慰金。
针对李谷一的指控，汤生午作了五分钟的简短答辩。他陈述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认为文章内容基本属实，无侵害李谷一名誉的恶意，也没有使用侮辱性的语言，只是某些细节有出入，个别言词不妥。汤生午表示，愿意与李谷一通过法庭调解握手言和。
另一被告《声屏周报》的主编王根礼也作了答辩。他说，李谷一的指控不能成立，因为文章不存在捏造杜撰和歪曲篡改。他指责李谷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召开新闻发布会，散发材料，向被告施加压力，使《声屏周报》在政治上、经济上蒙受了重大损失。同时，他表示不放弃和原告握手言和的机会，也希望李、韦两人捐弃前嫌，携手合作，为南阳人民同唱《爱的奉献》和《难忘今宵》。
当天下午法庭继续开庭审理。梳着长辫、身着白底蓝花上衣和素色裙子的韦唯被传唤到庭作证。人们纷纷站起来一睹歌星风采，顿时法庭秩序大乱，审判长不得不拍起了惊堂木，厉声喝道：“肃静，保持法庭秩序！”
韦唯说，《声屏周报》的文章与自己提供的内容基本一致，细节上稍有出入。例如李谷一说她得艾滋病，是在一次排练，而不是演出，这一点文章有出入。“当时李团长拿着话筒在指挥，我在台上挠了一下头，她就对着我说，你挠什么头？别把艾滋病挠下传染给别人。我听了很恼火，说，别人传我得艾滋病，就是你说的。”
对于韦唯的证词，李谷一很气愤，当庭表示“不真实”。韦唯则振振有词：“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证据。”
在作了25分钟的证词后，韦唯退庭，旁听席上又响起一阵掌声。
艾滋病说至为关键
第二天上午八时开庭后，法庭宣读和出示了66份证词和书证中的一部分。众所周知，李谷一是否当众说过韦唯得了艾滋病一事，是本案最关键的问题。
法庭宣读的中国轻音乐团10多人的证词中，有的说在排练厅外抽烟没有听见，有的说李谷一是以“关心的口吻”询问韦唯，有的说李团长是跟韦唯开玩笑。其中，北京曲艺团干部陈玉生证实韦唯所说属实。
对此，李谷一称陈玉生当时不在场。
对有利于原告的证词，被告律师窦柏林当即指出：“这些证人均系轻音乐团人员，与李谷一有着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他们所作的证词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声屏周报》代理人侯金海律师向法庭出示了一份证据，称原告本人也承认说过此话。案卷第一巻第25页就记载着1992年5月20日法院调查原告的笔录，李谷一说：“韦唯唱第一支歌后用手挠头，这时我在台下，我用话筒对韦唯讲：‘韦唯，你别挠了，你现在身体怎样，你注意一点，别人说你得了艾滋病。’”
侯律师说：“以上包括李谷一本人在内的共18人（其中原告提供的8个证人）都证明和自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原告李谷一确实在大庭广众面前散布过韦唯得艾滋病的谣言。这个谣言对著名歌星韦唯来说，既是诽谤，又是侮辱。李谷一的这种诽谤和侮辱行为足以构成对韦唯名誉权的侵害。但是，原告李谷一却说‘我这样问韦唯是对她的关心’。试问原告，有这样对同志的关心吗？如果真的对同志关心应该个别进行，你在大庭广众面前问一个未婚女青年是否得了艾滋病，到底是关心还是别有用心？从艾滋病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洁性交）和该病主要是从外国传入的特点来分析，使人们听后会马上意识到你问的人作风不好，并且是同外国人有两性关系；从艾滋病的危害后果来说，更加可怕。如果是关心，你绝不会捕风捉影或编造事实问韦唯得这种病。从原告当时散布的谣言的后果来看，使得受侵害的韦唯马上和李谷一顶撞起来……”
在作了这一番入情入理的推理之后，侯律师归纳道：“从以上大量事实和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汤生午文章称‘某乐团领导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确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的报道内容是真实的。所谓有不正确之处，就是原告的这些诽谤性和侮辱性言论不是在亚运会演出之中，而是在亚运会彩排之时，关于这一点记者汤生午以《编者之声》作了纠正。”
俨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充满着激烈的对抗，原告与被告各执一词，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李谷一胜诉伏案痛哭
由于李谷一拒绝调解，经连续两天的庭审和辩论后，南阳中级法院于7月12日上午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为被告报道基本内容失实，损害了原告李谷一的名誉，造成了后果，构成了侵害原告的名誉权。原告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同时认为原告李谷一要求被告赔偿1.8万元损失和支付3000元抚慰金，超过必要合理部分不予支持。
听完判决，李谷一伏案埋首号啕大哭，两被告则神情严峻，当场表示不服一审判决，将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这起名誉权案的中心人物——由被告而成为证人的韦唯对判决结果表示“遗憾”，她说：“我的证词帮不了汤生午的忙，我感到无可奈何。”
仅仅过了13天——7月25日上午，《声屏周报》总编辑王根礼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突然宣布：“不再上诉了。”为什么要改变初衷，放弃上诉权？王根礼解释道：“其一，国内外报刊、电台、电视台详细、客观、公正的报道，使是非曲直已经大白天下，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其二，南阳地区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时，河南省高级法院已派员参加旁听，南阳中院其间数次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因此，《声屏周报》社对上诉获胜已不抱任何希望。其三，作为本案关键当事人的汤生午，已先行放弃上诉。汤认为上诉是为了澄清事实，现在事实已经澄清，上诉已显得没有意义。” 这起极具轰动效应的诉讼案终于画上了休止符号。
栏目主持人：郑宾 393758162@qq.com
案后思
回顾此案，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首先，如何认定新闻报道的失实和侵权？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恪守的职业道德。汤生午把“排练”写成了“演出”，是失实。文中的某些用词也值得推敲，汤生午修辞不尽妥当严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新闻学告诉我们，新闻失实有细节失实、部分内容失实、基本内容失实、完全失实之分，究竟如何界定，则语焉不详。那么，汤生午的失实应该属于哪一种呢？
在法学上，新闻侵害名誉权和新闻失实是两个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新闻失实了，但并不侵害哪一个人的名誉权。有的新闻并未失实或者基本失实，却有可能侵害了某人的名誉权。然而可惜的是，无论在法理上或是在司法解释上，也没有明确的界定。那么，汤生午的失实又是属于哪一种呢？这些问题只能留给我们的新闻学家和法学专家来研究了。
其次，韦唯有无法律责任？本案中，汤生午是以电话的方式采访韦唯的，他和韦唯通了三次电话，并曾两度将稿子以快件方式发往北京征求被采访对象的意见，韦唯在电话中还口述增加了最后她说的一段话。韦唯在法庭上也证实，汤生午的文章内容与她的陈述基本一致，只是细节上有所出入。无疑，新闻工作者应该客观报道消息源所提供的消息。汤生午这样做了，却被法院判令承担损害李谷一名誉权的法律责任。那么，光追究记者的法律责任，而不追究消息提供者（其实也是新闻稿件的审阅者）的法律责任，这公平吗？
本案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消息报道，有了可靠的消息源后，是否还要记者和新闻单位对消息中的每一条内容、每一个细节都去调查核实？这是新闻学上争论的问题。
最后，不知出于何故，南阳中级法院在审理此案时，记者的采访活动遇到了种种阻碍。其实，这起案件既不涉及国家机密，也不涉及个人隐私，是公开审理的民事案件。在我看来，当时全国各地300多名记者为采访此案而云集宛城，这对南阳中级法院来说本是个难得的机遇，南阳中级法院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树立自己秉公执法的形象。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应该接受法律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没有有效的舆论监督，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我作为《解放日报》的特派记者，从南阳连续发回了8篇消息和5篇通讯，及时和较为详尽地报道了这起名人官司。
记者撰文惹出风波
这场引人关注的诉讼缘于，河南南阳《声屏周报》1991年1月16日刊登的《著名歌星韦唯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道出了个中原因》一文。文章中，该报记者汤生午引用韦唯的话说：
——李谷一“在90年亚运会期间的一次演出中”，“不知心怀何意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艾滋病了。”
——李谷一在许多事上“出于嫉恨”而“非难”韦唯，“韦唯的工资被无故停发已一年。作为国家一级演员，韦唯正常的医疗费这位领导都不准报销。文化部门给该团三位演员三套住房，其中明确指示要考虑分给韦唯一套。实际结果，不仅同韦唯毫不沾边，而且这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
——李谷一曾对韦唯说：“你走吧！离开这里我们关系也许才好相处。如果想调走，那请拿10万元钱来……当然，还有一条最简单的，就是要韦唯给她写下一个保证，保证今后永远不再登台演唱。”
——李谷一曾说：“我就是要整韦唯！怎么了？‘共产党’要整个人还不容易？”
……
汤生午在文章中还说：“从工作环境到舆论环境，韦唯目前都陷入被人刻意制造出的困境中。她在电话中怅然地告诉记者，在她感到无助时，她确实也想过不再活下去。”
国内不少报刊杂志竟相转载或摘登，顿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李谷一采取反击行动
沸沸扬扬的议论一时铺天盖地，使李谷一难以承受。思索再三，李谷一决定采取反击行动，写就了《关于韦唯情况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当时身为中国轻音乐团团长、党委书记的李谷一回顾了中国轻音乐团对韦唯的栽培。按照李谷一的说法，中国轻音乐团把韦唯做为一名独唱演员进行了重点培养和精心帮助。在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韦唯获得了北京户口，月收入在两年内从最初的42元增至目前的180元，多次出国演出和参加国际流行歌曲比赛。1989年4月，韦唯被推荐为全国青联委员。
然而，从1989年末，韦唯开始“逐渐摆脱团里的管理与约束”，她借故不参加团内活动，团里主动与她联系，也找不到她人。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团完成计划任务演出100余场，而韦唯仅仅参加了亚运会期间的三场演出”，一些税款都是团里帮她垫付的。
据李谷一的了解，韦唯当时主要是在马不停蹄地走穴，每场演出费用（税后）从3000元涨到5000元，最高达7000元，是国内要价最高的歌星之一。她甚至在走穴中开具假证明欺骗外地文化管理部门。韦唯不仅自己走穴，而且常召集其他团体和团里的演员与其一道私自在外地演出。韦唯的表现在社会上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反感，有人曾写信投诉她在演出期间的经济问题。韦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遭到许多单位、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的强烈谴责。
李谷一说：“韦唯在个人生活方面，也很不严肃。而且，韦唯1987年11月份在波兰演出即将回国前，她未向任何同行人员打招呼，便与一个意大利男歌星外出不归，出现了失控现象。”
“韦唯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她的身体状况。”李谷一指出，1989年6月，韦唯高烧不退，背部出现深层溃烂，后又头部长疮。那时，无论是参加舞台演出，还是电视节目，观众都已看到她的形象变化，并由此引起社会上的种种传闻。
李谷一强调：“韦唯向小报提供的情况，全部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她认为，“韦唯之所以不顾事实地将矛盾公开化，目的在于通过损害他人的声誉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弱者，一个受害者的形象，从而博得社会公众的同情，以此掩盖自己长期以来的错误行为。”
在这份《关于韦唯情况的报告》最后，李谷一郑重其事地表示：“为了维护国家法制和新闻工作的严肃性和真实性，我准备行使公民权利，对《声屏周报》社和记者提出民事诉讼，以向社会印证事实真相。”
纷争终于闹到法庭
李谷一的《关于韦唯情况的报告》向有关部门呈送后不久，《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王冰就在1991年第七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谁愚弄了“上帝”》的文章，几乎逐条反驳了《声屏周报》的报道。此外，王冰又在《开发区导刊》上发表《韦唯与李谷一的是是非非》，对汤生午的文章观点进行了全面反击，为李谷一作了“全面的辩护”。
韦唯看了后深感悲愤，她向有关领导部门写信，要求“上级领导重视这一不正常的现象，以制止这类诋毁侮辱人格的文章再度出现，也过问一下此事，不要再被人为地恣意扩大和恶化。”
被李谷一称为地方小报的《声屏周报》也不示弱，于1991年7月底以《答读者问》的形式迅速作出反应，指责王冰站在极为片面的立场上，写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调查分析”，不仅否定了汤生午伸张正义的报道，而且又给韦唯强加了诸多不实之词……
紧接着，在王冰等人的协助下，李谷一假座北京梅迪亚宾馆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汤生午的文章进行反击，并公开声称要与《声屏周报》对簿公堂。
经过近一年的“冷战”，1992年1月28日，李谷一向河南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状告《声屏周报》和汤生午侵害其名誉权。
6月3日，南阳中级法院决定，追加韦唯为共同被告。不久，又公告：定于7月8日公开审理此案。全国各地报纸杂志纷纷派遣记者奔赴宛城采访。据《天津日报》记者刘志武报道，“涌到南阳的记者多达387人！”
然而，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就在开庭前一天下午，南阳中级法院突然宣布：撤销韦唯的被告身份，推迟开庭审理时间。
韦唯、李谷一各执一词 南阳法院调解未成，遂于7月10日公开审理。宽敞的审判大厅里人满为患，20余名法警维持着庭内秩序；庭外围聚着数以千计的南阳市民和几百名未领到旁听证的记者。
原告方巩沙律师代李谷一陈述起诉状，在长达23分钟的时间里，列举了汤生午文章的11个失实之处，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在国内有影响的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第一次当庭明确提出要求被告赔偿1.8万元经济损失和支付2000元精神抚慰金。
针对李谷一的指控，汤生午作了五分钟的简短答辩。他陈述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认为文章内容基本属实，无侵害李谷一名誉的恶意，也没有使用侮辱性的语言，只是某些细节有出入，个别言词不妥。汤生午表示，愿意与李谷一通过法庭调解握手言和。
另一被告《声屏周报》的主编王根礼也作了答辩。他说，李谷一的指控不能成立，因为文章不存在捏造杜撰和歪曲篡改。他指责李谷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召开新闻发布会，散发材料，向被告施加压力，使《声屏周报》在政治上、经济上蒙受了重大损失。同时，他表示不放弃和原告握手言和的机会，也希望李、韦两人捐弃前嫌，携手合作，为南阳人民同唱《爱的奉献》和《难忘今宵》。
当天下午法庭继续开庭审理。梳着长辫、身着白底蓝花上衣和素色裙子的韦唯被传唤到庭作证。人们纷纷站起来一睹歌星风采，顿时法庭秩序大乱，审判长不得不拍起了惊堂木，厉声喝道：“肃静，保持法庭秩序！”
韦唯说，《声屏周报》的文章与自己提供的内容基本一致，细节上稍有出入。例如李谷一说她得艾滋病，是在一次排练，而不是演出，这一点文章有出入。“当时李团长拿着话筒在指挥，我在台上挠了一下头，她就对着我说，你挠什么头？别把艾滋病挠下传染给别人。我听了很恼火，说，别人传我得艾滋病，就是你说的。”
对于韦唯的证词，李谷一很气愤，当庭表示“不真实”。韦唯则振振有词：“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证据。”
在作了25分钟的证词后，韦唯退庭，旁听席上又响起一阵掌声。
艾滋病说至为关键
第二天上午八时开庭后，法庭宣读和出示了66份证词和书证中的一部分。众所周知，李谷一是否当众说过韦唯得了艾滋病一事，是本案最关键的问题。
法庭宣读的中国轻音乐团10多人的证词中，有的说在排练厅外抽烟没有听见，有的说李谷一是以“关心的口吻”询问韦唯，有的说李团长是跟韦唯开玩笑。其中，北京曲艺团干部陈玉生证实韦唯所说属实。
对此，李谷一称陈玉生当时不在场。
对有利于原告的证词，被告律师窦柏林当即指出：“这些证人均系轻音乐团人员，与李谷一有着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他们所作的证词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声屏周报》代理人侯金海律师向法庭出示了一份证据，称原告本人也承认说过此话。案卷第一巻第25页就记载着1992年5月20日法院调查原告的笔录，李谷一说：“韦唯唱第一支歌后用手挠头，这时我在台下，我用话筒对韦唯讲：‘韦唯，你别挠了，你现在身体怎样，你注意一点，别人说你得了艾滋病。’”
侯律师说：“以上包括李谷一本人在内的共18人（其中原告提供的8个证人）都证明和自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原告李谷一确实在大庭广众面前散布过韦唯得艾滋病的谣言。这个谣言对著名歌星韦唯来说，既是诽谤，又是侮辱。李谷一的这种诽谤和侮辱行为足以构成对韦唯名誉权的侵害。但是，原告李谷一却说‘我这样问韦唯是对她的关心’。试问原告，有这样对同志的关心吗？如果真的对同志关心应该个别进行，你在大庭广众面前问一个未婚女青年是否得了艾滋病，到底是关心还是别有用心？从艾滋病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洁性交）和该病主要是从外国传入的特点来分析，使人们听后会马上意识到你问的人作风不好，并且是同外国人有两性关系；从艾滋病的危害后果来说，更加可怕。如果是关心，你绝不会捕风捉影或编造事实问韦唯得这种病。从原告当时散布的谣言的后果来看，使得受侵害的韦唯马上和李谷一顶撞起来……”
在作了这一番入情入理的推理之后，侯律师归纳道：“从以上大量事实和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汤生午文章称‘某乐团领导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确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的报道内容是真实的。所谓有不正确之处，就是原告的这些诽谤性和侮辱性言论不是在亚运会演出之中，而是在亚运会彩排之时，关于这一点记者汤生午以《编者之声》作了纠正。”
俨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充满着激烈的对抗，原告与被告各执一词，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李谷一胜诉伏案痛哭
由于李谷一拒绝调解，经连续两天的庭审和辩论后，南阳中级法院于7月12日上午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为被告报道基本内容失实，损害了原告李谷一的名誉，造成了后果，构成了侵害原告的名誉权。原告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同时认为原告李谷一要求被告赔偿1.8万元损失和支付3000元抚慰金，超过必要合理部分不予支持。
听完判决，李谷一伏案埋首号啕大哭，两被告则神情严峻，当场表示不服一审判决，将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这起名誉权案的中心人物——由被告而成为证人的韦唯对判决结果表示“遗憾”，她说：“我的证词帮不了汤生午的忙，我感到无可奈何。”
仅仅过了13天——7月25日上午，《声屏周报》总编辑王根礼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突然宣布：“不再上诉了。”为什么要改变初衷，放弃上诉权？王根礼解释道：“其一，国内外报刊、电台、电视台详细、客观、公正的报道，使是非曲直已经大白天下，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其二，南阳地区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时，河南省高级法院已派员参加旁听，南阳中院其间数次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因此，《声屏周报》社对上诉获胜已不抱任何希望。其三，作为本案关键当事人的汤生午，已先行放弃上诉。汤认为上诉是为了澄清事实，现在事实已经澄清，上诉已显得没有意义。” 这起极具轰动效应的诉讼案终于画上了休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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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后思
回顾此案，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首先，如何认定新闻报道的失实和侵权？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恪守的职业道德。汤生午把“排练”写成了“演出”，是失实。文中的某些用词也值得推敲，汤生午修辞不尽妥当严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新闻学告诉我们，新闻失实有细节失实、部分内容失实、基本内容失实、完全失实之分，究竟如何界定，则语焉不详。那么，汤生午的失实应该属于哪一种呢？
在法学上，新闻侵害名誉权和新闻失实是两个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新闻失实了，但并不侵害哪一个人的名誉权。有的新闻并未失实或者基本失实，却有可能侵害了某人的名誉权。然而可惜的是，无论在法理上或是在司法解释上，也没有明确的界定。那么，汤生午的失实又是属于哪一种呢？这些问题只能留给我们的新闻学家和法学专家来研究了。
其次，韦唯有无法律责任？本案中，汤生午是以电话的方式采访韦唯的，他和韦唯通了三次电话，并曾两度将稿子以快件方式发往北京征求被采访对象的意见，韦唯在电话中还口述增加了最后她说的一段话。韦唯在法庭上也证实，汤生午的文章内容与她的陈述基本一致，只是细节上有所出入。无疑，新闻工作者应该客观报道消息源所提供的消息。汤生午这样做了，却被法院判令承担损害李谷一名誉权的法律责任。那么，光追究记者的法律责任，而不追究消息提供者（其实也是新闻稿件的审阅者）的法律责任，这公平吗？
本案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消息报道，有了可靠的消息源后，是否还要记者和新闻单位对消息中的每一条内容、每一个细节都去调查核实？这是新闻学上争论的问题。
最后，不知出于何故，南阳中级法院在审理此案时，记者的采访活动遇到了种种阻碍。其实，这起案件既不涉及国家机密，也不涉及个人隐私，是公开审理的民事案件。在我看来，当时全国各地300多名记者为采访此案而云集宛城，这对南阳中级法院来说本是个难得的机遇，南阳中级法院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树立自己秉公执法的形象。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应该接受法律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没有有效的舆论监督，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