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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朝鲜半岛与我国接壤，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被中国控制，而后就一直是中国的属国，其经济文化以及政治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韩国语文法的起源是韩国语言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内研究的虽然不多，但也有些成就。从韩国语文法出现的时间来看，应该是受到了我国文化的影响，以及为了满足两国交往而逐渐形成的。本文介绍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国内对于韩国语文法起源的观点，其二是分析了韩国语文法起源的复杂性。
关键词：韩国语 文法 吏读体 音训 音借
一、韩国语文法起源的观点
韩国文法的研究早在大韩帝国的后期就开始了，当时的代表人物是韩国的周时经，但是韩国的文化当时并不是很繁荣，其研究成果也很少，但这毕竟开创了韩国对自己语言文法的研究。在近代，一些西方的传教士也曾经对韩国语言进行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更多是在语法的框架建构上，更多是为了了解韩国文化和历史，以及韩国语言的使用，并没有对韩国语文法进行研究。此后，随着韩国经济建设得以发展，其文化建设和研究也逐渐兴盛。由于国内对于韩国语文法的研究很少，这里主要是选择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进行阐述。
我国的语言学者姜信沆提出韩语文法与吏读体有密切联系，虽然他并没有直接表达韩语文法起源于吏读体，或者吏读体就是韩语文法载体的结论。但是，从其的研究作品就会发现，即使姜信沆只是说明韩语文法与吏读体的发达有密切联系，但这种观点实际上已经表露无疑。什么是吏读体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汉语是独立的语言，周边很多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都是从汉语演变而来的，由于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朝鲜半岛都是中国的属国，其文化必将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作为韩国文化的主要载体，韩语实际上也是汉语的粘着语，也就是从汉语演化而来。在长期的使用中，为了更为方便，人们总是想法尽量减少两者的差异，方便交流使用，于是朝鲜半岛的居民想到用汉式语言来表达韩语的语义，这主要是基于历史上中国的经济比较发达，朝鲜半岛的居民有与中国交流的需要。经过长期的演化，人们习惯了用汉字的音训来表达韩文的形态变化，这种方法形成的文体就是吏读体。可以注意到，吏读体作为一种文体，其文法主要是来源于汉语，只是用来表达韩语的语义，这样文法就很可能通过吏读体这一文体间接影响了韩语，最终启发韩语的文法，这是很有可能，也是和常见的。姜信沆所说的韩语文法与吏读体有密切联系，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吏读体是韩语文法的主要载体。
另一种观点就是汉文训读启发了韩语文法，这是我国的徐炳国教授提出的。汉语和汉字是随着中国文化一起传入朝鲜半岛的，那么汉语应该是作为一种外国语种对待，汉语也就是外语。随着朝鲜半岛对汉语学习的不断深入，韩国的语言学者逐渐发现韩语与汉语有很多区别，特别是在形态上两者又加大差别。我们的汉语中的动词只是表达意思，并没有形态上的变化，语法关系是表达不出来的，这也是汉语没有太多语法关系的虚词的原因。但是韩语不同，韩语语法关系的表达即依靠形态要素也依靠语义要素，这使得韩语更加有语音的变化，更容易表达语法关系。汉文体可以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但是却不能真实记录韩语的音韵特点，为了满足两者的需求，逐渐就出现了音训体。而且，徐炳国还认为“汉文的训读是使汉文吏读化的翻译法”。这里，虽然对徐炳国先生提出的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起一些结论却也值得商榷。首先，汉语虽然没有太多语法关系的虚词，但是其语法关系却也有其他的表达方式，而且“汉文的训读是使汉文吏读化的翻译法”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论证。实际上，对文言虚词的研究很早就有了，元朝的《语助》就是研究汉语虚词的代表作，所以对徐炳国先生的一些论证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的。
与徐炳国先生的观点不同，金敏洙提出了训读促使了韩语的构文意识。历史上，我国的儒家经典和佛经都是在高丽初年，这一时间段，也是朝鲜半岛接受中国文化最为重要的阶段。随着儒家经典和佛教论讲的兴盛，极大的促使了汉文训读的出现。金敏洙也认为，由于训读使得两种语言被很多研究者进行对比，这样就使得两者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那个阶段，人们对汉语和韩语都有需求，于是为了方便人们开始逐渐寻找更为方便的文体，这样吏读体也就出现了。吏读体满足了当时朝鲜半岛对文化的需求，也是的汉文在朝鲜半岛被理解。金敏洙先生提出了“训读把握了正确的母语构文”，其实这也就是说汉文在朝鲜半岛开始本土化，更简单的理解就是用汉文的读音和训读来书写韩文。因此，如果说音读是特殊的（因为它只能用于口诀），那么训读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不仅可以用于固有母语的词类转化，也可用于开发母语的构文意识。虽然，三位学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也可以发现，他们都认为韩语文法与吏读体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吏读体在公元5世纪出现，而且恰巧韩语文法的萌芽也是在这一时期，似乎在时间上很巧合。
二、韩国语文法形成的复杂性分析
（一）文化影响是韩语文法起源的条件
历史上朝鲜半岛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国的属国，明朝时期，朝鲜半岛曾经几次面临日本的侵入，当时朝鲜国王都逃到了中国的东北，还是明朝两次出兵拯救了朝鲜半岛。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朝鲜半岛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韩语的文法并不是其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受到外来影响才逐渐萌芽发展起来，而这种影响从历史上看只能是来自汉语和中华文化。主要的影响因素可以总结为汉字和文化两个，其中文化的影响主要是指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
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交往由来已久，早在汉朝时就已经有了直接的联系，民间的来往和交流就更早了。当时朝鲜半岛还是卫满朝鲜时代，秦国灭亡以后，秦朝的一个将领叫卫满，他带领部下逃到了朝鲜半岛，并与当地的居民一起反抗朝鲜国王的统治，最终卫满赶走了朝鲜国王，并且自立为王，也就是卫满朝鲜。也就在这个时期，汉字流入了朝鲜，逐渐被模仿和演化，由于此时朝鲜半岛的执政者是汉人，所以可以想象，汉字很容易被传播。未满朝鲜并没有多长时间，由于汉武帝大肆扩张领土，朝鲜半岛自然逃不出“天子”的法眼，很快未满朝鲜就被汉武帝所灭，并且将朝鲜半岛分为了四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朝鲜半岛都被汉朝所控制，自然汉字也就是官方的正式语言，得以广泛使用。从文字类型上看，朝鲜汉字是仿汉字，这是朝鲜本地创造的一种文字，另一类文字是借用了汉字。正是由于汉字的流入和本地化，导致了吏读体的出现，并最终形成吏读文这种促成韩语文法的载体。 儒家文化是我国文化的重要内容，甚至长期占有主导地位，它影响了东亚多个国家和地区，朝鲜半岛也不例外。从卫满带领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儒家文化就已经在朝鲜半岛传播，随后汉朝统治了朝鲜半岛，这时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开始生根发芽，到三国时期已经比较繁荣，最具代表的就是太学。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招收的都是贵族子弟，其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史记》籍，并设立了五经博士制度。除了儒家文化以外，佛教文化也传播到了朝鲜半岛，但是佛教在三国时期的朝鲜半岛并不繁荣，更多的只是民间行为，或者是一种宗教信仰，上没有形成国家一种文化传统。但到了唐朝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繁荣，逐渐也影响到了朝鲜半岛，大批的经文传入朝鲜半岛，佛教文化也逐渐的本土化，佛教逐渐成为朝鲜半岛最大的宗教。无论是儒家的中庸之道还是佛教的善和忍，这些思想都极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因此这些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而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用汉字来注解经文更有利于迅速、确切地理解和把握儒学理论和佛教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新的标记形式——音训借表记体得以产生。它是韩国人民所创造的具有本族特色的表记体系，同时又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汉字的特点。而吏读文则是音训借表记体中最为发达的一种文体形式，保留有现代韩语文法的痕迹。吏读文的产生，是出于理解汉文经典的需要，因此可以说儒佛经籍的传人是韩语文法出现的一大诱因。
（二）训读是形成韩语文法的催化剂
训读的概念与音读和训借的概念是不同的，其中借音已经有了固定的形式，它是是借用汉字的发音来记录韩语的，而训借不同于借音，它是利用汉字的义来表记韩语的文字，但是二者的功能是一致的，即都是记录韩国文字的方法。训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金敏洙和徐炳国这两位比较有名的学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中金敏洙认为“训读也是一种对照分析的方法”，而徐炳国认为“汉文的训读是使汉文吏读化的翻译法”。在《旧译仁王经》的训读文体例上可以看出，其中的实闻没有发生变化，仅仅在汉语译文的原文左侧补充了一些插语助词。这些差语助词是训读过程的直接产物，也是汉语文法萌芽的最初标志。这么说来，训读在一定程度上对汉语文法的启发有帮助作用，同时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另一种文法的载体：吏读文。训读与吏读文是“表里关系”。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训读应是促使文法产生的催化剂，而吏读文则是韩语文法萌芽的载体。
（三）音借是韩语文法的主要原因
韩语和汉语是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区别也是很明显，只要稍加对比就会发现两者的语法差异主要是在语序和附加成分上。附加成分丰富是韩语的一大特点，而且这些附加成分都有语法意义。韩语的附加成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在名词、副词、数词和代词的周围，另一类主要用在动词和形容词的后边。文中出现的“以”、“者”、“还”，就是现代韩语语法中存在的助词或语尾。“以”相当于现代韩语的格词尾，意思是“以、用”；“者”相当于现代韩语的添意词尾，表示强调；“为”相当于现代韩语的“终结词尾”，在文中只表示命令，但在现代韩语中还表示肯定、疑问等语法意义；而“祢”则相当于现代韩语的连接助词，表示列举。所有这些都可证明，早在吏读文中就已留下文法的痕迹。
此外，韩语是一种形态要素非常丰富的语言，这体现在了文法的助词和尾语上，而这些都是“音训借表记体”的产物。音训借表记体主要由两种方式：音借和训借。徐炳国曾经指出“大体上语义要素要用训借，形态要素要用音借”的观点，也就是说，韩语之所以形态丰富主要是因为音借的原因。也可以认为，韩语文法的主要原因就是产生形态要素的音读，而之后语序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了韩语文法的出现。在语序方面，汉语多是述语+客语或述语+补语，韩文则是客语+述语或补语十述语，人们对语序差异的认识是形成吏读文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对于韩国语文法这一课题，在国内研究的并不多，但是也还是有些成果的，本文首先分析了姜信沆、徐炳国、金敏洙三位老师的观点。虽然三位老师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可以发现，他们都认为韩国语文法的起源都与吏读体有着密切联系。对于韩国语文法的起源，原因肯定是多样性的，但是可以肯定，外界的影响是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汉字以及文化的传播为韩国语文法的起源创造了条件，而训读进一步促使了文法的起源，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音借。当然，韩国语文法的起源肯定比实际分析要复杂得多，这里只是简单分析和阐述自己的观点。
（作者单位：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作者简介：湛阳（1980-）：男， 籍贯：山东济南人，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助教；专业：韩国语，研究方向：旅游韩国语，在校主要从事旅游韩国语相关教学。
参考文献：
[1]高永根.国语文法研究（上）[M].汉城：塔出版社，1994.
[2]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3]何严，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4]姜信沆.国语学史（改正版） [M].议城：普成文化社，1980.
[5]金敏洙.新国语学史.（全订版）[M].汉城：一潮阁出版，1985.
[6]李德春.汉文与中国音韵[M].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8.
[7]徐炳国.大学国语学史[M].汉城：学文社出版，1982.
关键词：韩国语 文法 吏读体 音训 音借
一、韩国语文法起源的观点
韩国文法的研究早在大韩帝国的后期就开始了，当时的代表人物是韩国的周时经，但是韩国的文化当时并不是很繁荣，其研究成果也很少，但这毕竟开创了韩国对自己语言文法的研究。在近代，一些西方的传教士也曾经对韩国语言进行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更多是在语法的框架建构上，更多是为了了解韩国文化和历史，以及韩国语言的使用，并没有对韩国语文法进行研究。此后，随着韩国经济建设得以发展，其文化建设和研究也逐渐兴盛。由于国内对于韩国语文法的研究很少，这里主要是选择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进行阐述。
我国的语言学者姜信沆提出韩语文法与吏读体有密切联系，虽然他并没有直接表达韩语文法起源于吏读体，或者吏读体就是韩语文法载体的结论。但是，从其的研究作品就会发现，即使姜信沆只是说明韩语文法与吏读体的发达有密切联系，但这种观点实际上已经表露无疑。什么是吏读体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汉语是独立的语言，周边很多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都是从汉语演变而来的，由于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朝鲜半岛都是中国的属国，其文化必将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作为韩国文化的主要载体，韩语实际上也是汉语的粘着语，也就是从汉语演化而来。在长期的使用中，为了更为方便，人们总是想法尽量减少两者的差异，方便交流使用，于是朝鲜半岛的居民想到用汉式语言来表达韩语的语义，这主要是基于历史上中国的经济比较发达，朝鲜半岛的居民有与中国交流的需要。经过长期的演化，人们习惯了用汉字的音训来表达韩文的形态变化，这种方法形成的文体就是吏读体。可以注意到，吏读体作为一种文体，其文法主要是来源于汉语，只是用来表达韩语的语义，这样文法就很可能通过吏读体这一文体间接影响了韩语，最终启发韩语的文法，这是很有可能，也是和常见的。姜信沆所说的韩语文法与吏读体有密切联系，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吏读体是韩语文法的主要载体。
另一种观点就是汉文训读启发了韩语文法，这是我国的徐炳国教授提出的。汉语和汉字是随着中国文化一起传入朝鲜半岛的，那么汉语应该是作为一种外国语种对待，汉语也就是外语。随着朝鲜半岛对汉语学习的不断深入，韩国的语言学者逐渐发现韩语与汉语有很多区别，特别是在形态上两者又加大差别。我们的汉语中的动词只是表达意思，并没有形态上的变化，语法关系是表达不出来的，这也是汉语没有太多语法关系的虚词的原因。但是韩语不同，韩语语法关系的表达即依靠形态要素也依靠语义要素，这使得韩语更加有语音的变化，更容易表达语法关系。汉文体可以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但是却不能真实记录韩语的音韵特点，为了满足两者的需求，逐渐就出现了音训体。而且，徐炳国还认为“汉文的训读是使汉文吏读化的翻译法”。这里，虽然对徐炳国先生提出的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起一些结论却也值得商榷。首先，汉语虽然没有太多语法关系的虚词，但是其语法关系却也有其他的表达方式，而且“汉文的训读是使汉文吏读化的翻译法”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论证。实际上，对文言虚词的研究很早就有了，元朝的《语助》就是研究汉语虚词的代表作，所以对徐炳国先生的一些论证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的。
与徐炳国先生的观点不同，金敏洙提出了训读促使了韩语的构文意识。历史上，我国的儒家经典和佛经都是在高丽初年，这一时间段，也是朝鲜半岛接受中国文化最为重要的阶段。随着儒家经典和佛教论讲的兴盛，极大的促使了汉文训读的出现。金敏洙也认为，由于训读使得两种语言被很多研究者进行对比，这样就使得两者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那个阶段，人们对汉语和韩语都有需求，于是为了方便人们开始逐渐寻找更为方便的文体，这样吏读体也就出现了。吏读体满足了当时朝鲜半岛对文化的需求，也是的汉文在朝鲜半岛被理解。金敏洙先生提出了“训读把握了正确的母语构文”，其实这也就是说汉文在朝鲜半岛开始本土化，更简单的理解就是用汉文的读音和训读来书写韩文。因此，如果说音读是特殊的（因为它只能用于口诀），那么训读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不仅可以用于固有母语的词类转化，也可用于开发母语的构文意识。虽然，三位学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也可以发现，他们都认为韩语文法与吏读体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吏读体在公元5世纪出现，而且恰巧韩语文法的萌芽也是在这一时期，似乎在时间上很巧合。
二、韩国语文法形成的复杂性分析
（一）文化影响是韩语文法起源的条件
历史上朝鲜半岛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国的属国，明朝时期，朝鲜半岛曾经几次面临日本的侵入，当时朝鲜国王都逃到了中国的东北，还是明朝两次出兵拯救了朝鲜半岛。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朝鲜半岛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韩语的文法并不是其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受到外来影响才逐渐萌芽发展起来，而这种影响从历史上看只能是来自汉语和中华文化。主要的影响因素可以总结为汉字和文化两个，其中文化的影响主要是指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
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交往由来已久，早在汉朝时就已经有了直接的联系，民间的来往和交流就更早了。当时朝鲜半岛还是卫满朝鲜时代，秦国灭亡以后，秦朝的一个将领叫卫满，他带领部下逃到了朝鲜半岛，并与当地的居民一起反抗朝鲜国王的统治，最终卫满赶走了朝鲜国王，并且自立为王，也就是卫满朝鲜。也就在这个时期，汉字流入了朝鲜，逐渐被模仿和演化，由于此时朝鲜半岛的执政者是汉人，所以可以想象，汉字很容易被传播。未满朝鲜并没有多长时间，由于汉武帝大肆扩张领土，朝鲜半岛自然逃不出“天子”的法眼，很快未满朝鲜就被汉武帝所灭，并且将朝鲜半岛分为了四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朝鲜半岛都被汉朝所控制，自然汉字也就是官方的正式语言，得以广泛使用。从文字类型上看，朝鲜汉字是仿汉字，这是朝鲜本地创造的一种文字，另一类文字是借用了汉字。正是由于汉字的流入和本地化，导致了吏读体的出现，并最终形成吏读文这种促成韩语文法的载体。 儒家文化是我国文化的重要内容，甚至长期占有主导地位，它影响了东亚多个国家和地区，朝鲜半岛也不例外。从卫满带领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儒家文化就已经在朝鲜半岛传播，随后汉朝统治了朝鲜半岛，这时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开始生根发芽，到三国时期已经比较繁荣，最具代表的就是太学。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招收的都是贵族子弟，其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史记》籍，并设立了五经博士制度。除了儒家文化以外，佛教文化也传播到了朝鲜半岛，但是佛教在三国时期的朝鲜半岛并不繁荣，更多的只是民间行为，或者是一种宗教信仰，上没有形成国家一种文化传统。但到了唐朝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繁荣，逐渐也影响到了朝鲜半岛，大批的经文传入朝鲜半岛，佛教文化也逐渐的本土化，佛教逐渐成为朝鲜半岛最大的宗教。无论是儒家的中庸之道还是佛教的善和忍，这些思想都极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因此这些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而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用汉字来注解经文更有利于迅速、确切地理解和把握儒学理论和佛教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新的标记形式——音训借表记体得以产生。它是韩国人民所创造的具有本族特色的表记体系，同时又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汉字的特点。而吏读文则是音训借表记体中最为发达的一种文体形式，保留有现代韩语文法的痕迹。吏读文的产生，是出于理解汉文经典的需要，因此可以说儒佛经籍的传人是韩语文法出现的一大诱因。
（二）训读是形成韩语文法的催化剂
训读的概念与音读和训借的概念是不同的，其中借音已经有了固定的形式，它是是借用汉字的发音来记录韩语的，而训借不同于借音，它是利用汉字的义来表记韩语的文字，但是二者的功能是一致的，即都是记录韩国文字的方法。训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金敏洙和徐炳国这两位比较有名的学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中金敏洙认为“训读也是一种对照分析的方法”，而徐炳国认为“汉文的训读是使汉文吏读化的翻译法”。在《旧译仁王经》的训读文体例上可以看出，其中的实闻没有发生变化，仅仅在汉语译文的原文左侧补充了一些插语助词。这些差语助词是训读过程的直接产物，也是汉语文法萌芽的最初标志。这么说来，训读在一定程度上对汉语文法的启发有帮助作用，同时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另一种文法的载体：吏读文。训读与吏读文是“表里关系”。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训读应是促使文法产生的催化剂，而吏读文则是韩语文法萌芽的载体。
（三）音借是韩语文法的主要原因
韩语和汉语是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区别也是很明显，只要稍加对比就会发现两者的语法差异主要是在语序和附加成分上。附加成分丰富是韩语的一大特点，而且这些附加成分都有语法意义。韩语的附加成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在名词、副词、数词和代词的周围，另一类主要用在动词和形容词的后边。文中出现的“以”、“者”、“还”，就是现代韩语语法中存在的助词或语尾。“以”相当于现代韩语的格词尾，意思是“以、用”；“者”相当于现代韩语的添意词尾，表示强调；“为”相当于现代韩语的“终结词尾”，在文中只表示命令，但在现代韩语中还表示肯定、疑问等语法意义；而“祢”则相当于现代韩语的连接助词，表示列举。所有这些都可证明，早在吏读文中就已留下文法的痕迹。
此外，韩语是一种形态要素非常丰富的语言，这体现在了文法的助词和尾语上，而这些都是“音训借表记体”的产物。音训借表记体主要由两种方式：音借和训借。徐炳国曾经指出“大体上语义要素要用训借，形态要素要用音借”的观点，也就是说，韩语之所以形态丰富主要是因为音借的原因。也可以认为，韩语文法的主要原因就是产生形态要素的音读，而之后语序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了韩语文法的出现。在语序方面，汉语多是述语+客语或述语+补语，韩文则是客语+述语或补语十述语，人们对语序差异的认识是形成吏读文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对于韩国语文法这一课题，在国内研究的并不多，但是也还是有些成果的，本文首先分析了姜信沆、徐炳国、金敏洙三位老师的观点。虽然三位老师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可以发现，他们都认为韩国语文法的起源都与吏读体有着密切联系。对于韩国语文法的起源，原因肯定是多样性的，但是可以肯定，外界的影响是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汉字以及文化的传播为韩国语文法的起源创造了条件，而训读进一步促使了文法的起源，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音借。当然，韩国语文法的起源肯定比实际分析要复杂得多，这里只是简单分析和阐述自己的观点。
（作者单位：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作者简介：湛阳（1980-）：男， 籍贯：山东济南人，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助教；专业：韩国语，研究方向：旅游韩国语，在校主要从事旅游韩国语相关教学。
参考文献：
[1]高永根.国语文法研究（上）[M].汉城：塔出版社，1994.
[2]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3]何严，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4]姜信沆.国语学史（改正版） [M].议城：普成文化社，1980.
[5]金敏洙.新国语学史.（全订版）[M].汉城：一潮阁出版，1985.
[6]李德春.汉文与中国音韵[M].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8.
[7]徐炳国.大学国语学史[M].汉城：学文社出版，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