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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后,不仅国内企业面临淘汰的风险,众多外企也是如此。
4月22日,一篇名为《中国正在让外企灰心》的署名文章刊登在英国金融时报的中文网站上,作者是时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文章中直斥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并表示出外企对于中国政府意识之下的挫折感更为明显。
投矢之的
伍德克的署名文章,堪为激起千层浪之一石。其发表之后的短短几天之内,评论数就已经达到数百条,或支持或反对之措辞均较为强烈。
“享受超国民待遇,拥有百年管理经营经验、财大气粗的老外都干不下去了,可见在这商业环境中苦苦挣扎的中国企业有多不容易。”山东青岛的网友如是表示。
“外企在中国一直享受着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现在只是取消了一点优惠,他们不就觉得不公平了?无稽之谈!”一名河北沧州的网友言辞激烈。
伍德克的主要观点是,外企对中国的经济作出过贡献,理应得到“合理”对待,也就是给他们吃下定心丸,为所有在华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他举例来说,去年提出的“本土创新”法,要求政府采购倾向于基于本土开发的知识产权的产品。尽管官方对我们的质疑作出的回应,一直让我们感到鼓舞,但我们现在需要证明——通过具体行动——这些措施并不像目前人们所感觉的那样,只是为了迫使外国竞争对手退出某些特定市场。
显然,伍德克觉得对于他们数年来的努力和提出的数以万计的建议,中国政府只是姿态上予以重视,而没有更多地赋予决策和行动。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也未能尽数得以解决,相反有些还愈演愈烈。
伍德克还拿温家宝总理最近提出的话作为论据来说明观点,因为后者指出缺乏沟通是中国领导层与国际企业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并承诺将更频繁地会见外国企业。
除了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以外,伍德克还是现任巴斯夫中国首席代表、总经理,常驻北京。自1997年加入巴斯夫以来,伍德克负责协助公司计划投资战略,参与在华大项目的谈判以及负责政府关系协调。可见,对于欧盟企业利益的呼吁和对中国政府建议的目的,在为其成员国的同时,也是为其本身(企业投资战略)企业服务。
从这一点,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欧盟商会为何近年来如此活跃。
一家商会的十年
2010年对于欧盟来说,日子似乎不太好过,其成员国之间的债务危机已经近乎多米诺骨牌,形成了短期难以逆转的消极效应。
从迪拜到希腊,从希腊到欧元区,其核心发达经济体国家的巨额政府赤字,就像慢性发展的恶性“肿瘤”,侵蚀着尚未全面复苏的全球经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之前陷入危机的冰岛等国的糟糕财政状况推动欧元一步步走近深渊。分析人士借此认为,这个成立了近20年的区域经济体,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验。
2010年,对于这家非营利性机构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从2000年算起,今年正好是中国欧盟商会成立的第十个年头。在过去的十年中,这家组织为其成员企业争得了尽可能多的话语权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并为其会员广为赞誉。
客观上说,这是一个局部利益的组织,以相对局限的欧盟企业为利益的核心。每年,中国欧盟商会都会制定一份《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的调查报告,以欧盟商会的1400家以上的会员和中国的商业环境为调查对象。
在中国欧盟商会的章程中,如此介绍欧盟商的性质:欧盟商会代表欧洲在华企业的利益,是欧洲在中国的重要的非政府性游说组织。事实上,中国欧盟商会也一直在履行这一职责和义务。
2009年6月,《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09》出具;9月,《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09/2010》出炉;11月,这家组织与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公司费了颇大周折出具了《中国产能过剩研究—成因、影响和建议》的报告。如此频繁的动作,更凸显了这家非营利性机构在国内的活跃。
2010年4月29日,也是伍德克发表其署名文章的一周之后,本刊记者从中国欧盟商会获悉,道达尔集团驻中国总代表戴杰被选举为新一届主席。他将在约尔格伍德克先生结束其最后十二个月的主席工作后继任。
至此,中国欧盟商会将迈入后伍德克时代,在戴杰的主导下“继续为他们的更为良好的投资环境”建言献策。
投资环境之辩
其实,对于外企在华投资环境的质疑,是近年来外企及相关组织的普遍声音。尤其是在去年力拓在华雇员受贿案和今年谷歌因审查而远遁香港之后,这种质疑更为突出。
但是,此前的中国欧盟商会并未如文首所言的伍德克署名文章那样措辞激烈,更多的是以事实数据和温和且不失立场的建言完成。在中国欧盟商会及其主席伍德克眼里,欧盟在华投资企业,在中国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正因如此,他在去年9月《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09/2010》的发布会上,颇为无奈地表示“我手中的书越来越厚,说明欧盟企业在中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因为,2009-2010年度的建议书,比前一年多了200多页。
对中国投资环境正在恶化、引发外商担忧的说法,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博鳌亚洲论坛上进行过驳斥。
张晓强说,去年由于金融危机,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下降40%,而流入中国的外资较2008年基本持平,只微降3%。他说,这是“企业家们用脚作出了回答,而不是政治家或者媒体用他的嘴在说明”。
张晓强承认中国在接纳外商投资时更有选择性,但依据的标准是投资是否更节能高效。他说,过度消耗能源和资源的投资,我们再也不欢迎了,但是高技术的、发展服务业的、有利于发挥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外资,我们仍然高度欢迎。
在伍德克看来,外企在中国的投资是中国经济有今天之成就的重要原因,当完成了原始的积累之后,中国根据本身的发展需要而致使外企的投资环境恶化。伍德克形容的这种行为,更多地是对于政府行为“卸磨杀驴”式的困惑。
在他的署名文章中说,“30多年来,外国企业一直在中国受到欢迎。它们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技术以及管理技巧,建立起了不仅令自身受益、同时也惠及竞争对手的供应链,同时还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它们的贡献一直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驱动力。”
一方面是张晓强所言的中国政府优胜劣汰下对高技术的推崇,必然导致落后企业的自然退出;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欧盟商会对于其数以千计的会员企业权益的极力争取。
个中矛盾不言自明。
4月22日,一篇名为《中国正在让外企灰心》的署名文章刊登在英国金融时报的中文网站上,作者是时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文章中直斥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并表示出外企对于中国政府意识之下的挫折感更为明显。
投矢之的
伍德克的署名文章,堪为激起千层浪之一石。其发表之后的短短几天之内,评论数就已经达到数百条,或支持或反对之措辞均较为强烈。
“享受超国民待遇,拥有百年管理经营经验、财大气粗的老外都干不下去了,可见在这商业环境中苦苦挣扎的中国企业有多不容易。”山东青岛的网友如是表示。
“外企在中国一直享受着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现在只是取消了一点优惠,他们不就觉得不公平了?无稽之谈!”一名河北沧州的网友言辞激烈。
伍德克的主要观点是,外企对中国的经济作出过贡献,理应得到“合理”对待,也就是给他们吃下定心丸,为所有在华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他举例来说,去年提出的“本土创新”法,要求政府采购倾向于基于本土开发的知识产权的产品。尽管官方对我们的质疑作出的回应,一直让我们感到鼓舞,但我们现在需要证明——通过具体行动——这些措施并不像目前人们所感觉的那样,只是为了迫使外国竞争对手退出某些特定市场。
显然,伍德克觉得对于他们数年来的努力和提出的数以万计的建议,中国政府只是姿态上予以重视,而没有更多地赋予决策和行动。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也未能尽数得以解决,相反有些还愈演愈烈。
伍德克还拿温家宝总理最近提出的话作为论据来说明观点,因为后者指出缺乏沟通是中国领导层与国际企业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并承诺将更频繁地会见外国企业。
除了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以外,伍德克还是现任巴斯夫中国首席代表、总经理,常驻北京。自1997年加入巴斯夫以来,伍德克负责协助公司计划投资战略,参与在华大项目的谈判以及负责政府关系协调。可见,对于欧盟企业利益的呼吁和对中国政府建议的目的,在为其成员国的同时,也是为其本身(企业投资战略)企业服务。
从这一点,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欧盟商会为何近年来如此活跃。
一家商会的十年
2010年对于欧盟来说,日子似乎不太好过,其成员国之间的债务危机已经近乎多米诺骨牌,形成了短期难以逆转的消极效应。
从迪拜到希腊,从希腊到欧元区,其核心发达经济体国家的巨额政府赤字,就像慢性发展的恶性“肿瘤”,侵蚀着尚未全面复苏的全球经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之前陷入危机的冰岛等国的糟糕财政状况推动欧元一步步走近深渊。分析人士借此认为,这个成立了近20年的区域经济体,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验。
2010年,对于这家非营利性机构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从2000年算起,今年正好是中国欧盟商会成立的第十个年头。在过去的十年中,这家组织为其成员企业争得了尽可能多的话语权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并为其会员广为赞誉。
客观上说,这是一个局部利益的组织,以相对局限的欧盟企业为利益的核心。每年,中国欧盟商会都会制定一份《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的调查报告,以欧盟商会的1400家以上的会员和中国的商业环境为调查对象。
在中国欧盟商会的章程中,如此介绍欧盟商的性质:欧盟商会代表欧洲在华企业的利益,是欧洲在中国的重要的非政府性游说组织。事实上,中国欧盟商会也一直在履行这一职责和义务。
2009年6月,《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09》出具;9月,《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09/2010》出炉;11月,这家组织与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公司费了颇大周折出具了《中国产能过剩研究—成因、影响和建议》的报告。如此频繁的动作,更凸显了这家非营利性机构在国内的活跃。
2010年4月29日,也是伍德克发表其署名文章的一周之后,本刊记者从中国欧盟商会获悉,道达尔集团驻中国总代表戴杰被选举为新一届主席。他将在约尔格伍德克先生结束其最后十二个月的主席工作后继任。
至此,中国欧盟商会将迈入后伍德克时代,在戴杰的主导下“继续为他们的更为良好的投资环境”建言献策。
投资环境之辩
其实,对于外企在华投资环境的质疑,是近年来外企及相关组织的普遍声音。尤其是在去年力拓在华雇员受贿案和今年谷歌因审查而远遁香港之后,这种质疑更为突出。
但是,此前的中国欧盟商会并未如文首所言的伍德克署名文章那样措辞激烈,更多的是以事实数据和温和且不失立场的建言完成。在中国欧盟商会及其主席伍德克眼里,欧盟在华投资企业,在中国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正因如此,他在去年9月《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09/2010》的发布会上,颇为无奈地表示“我手中的书越来越厚,说明欧盟企业在中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因为,2009-2010年度的建议书,比前一年多了200多页。
对中国投资环境正在恶化、引发外商担忧的说法,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博鳌亚洲论坛上进行过驳斥。
张晓强说,去年由于金融危机,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下降40%,而流入中国的外资较2008年基本持平,只微降3%。他说,这是“企业家们用脚作出了回答,而不是政治家或者媒体用他的嘴在说明”。
张晓强承认中国在接纳外商投资时更有选择性,但依据的标准是投资是否更节能高效。他说,过度消耗能源和资源的投资,我们再也不欢迎了,但是高技术的、发展服务业的、有利于发挥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外资,我们仍然高度欢迎。
在伍德克看来,外企在中国的投资是中国经济有今天之成就的重要原因,当完成了原始的积累之后,中国根据本身的发展需要而致使外企的投资环境恶化。伍德克形容的这种行为,更多地是对于政府行为“卸磨杀驴”式的困惑。
在他的署名文章中说,“30多年来,外国企业一直在中国受到欢迎。它们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技术以及管理技巧,建立起了不仅令自身受益、同时也惠及竞争对手的供应链,同时还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它们的贡献一直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驱动力。”
一方面是张晓强所言的中国政府优胜劣汰下对高技术的推崇,必然导致落后企业的自然退出;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欧盟商会对于其数以千计的会员企业权益的极力争取。
个中矛盾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