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的方鸿渐刚任教职，便有两件事令他不安，其中一件就是点名。方鸿渐记得自己老师里的名教授从不点名，从不报告学生缺课，这才是堂堂大学者的风度。他企羡之余，不免模仿。上第一课，他大唱新生名字，以后他连点名簿子都不带了。到第二星期，他发现五十多个学生里有七八个缺席，这些空座位像一嘴牙齿忽然掉了几枚，后来他想还是非点名不可，否则照这样下去，只剩有脚而跑不了的椅子和桌子听课了。不过，从大学者的放任忽变为小学教师的琐碎，多么丢脸。
　　最近，某个推出刷卡考勤的高校正是“从大学者的放任忽变为小学教师的琐碎”，姿态的降低毋庸多讲。但是作为校方，也是一片苦心，只是用的方法治标而不治本。
　　在上课听讲的问题上，最應该反省的，无疑是授课老师本人。
　　我上大学时遇到一位老师，尤为难忘。那位老师教的是现代汉语，中文系的人都知道，现代汉语这门课，无聊程度可能仅次于古代汉语。这位老师开学第一天就声称：“我的课，你们可以不来，但是来了不准打瞌睡，不准说话，如果要打瞌睡，回寝室去好好睡，我保证不记考勤。”
　　这位老师上课特别自由，他把最沉闷的现代汉语讲得像魔术表演似的。第一节课一上来他就宣布：“课本里讲到的东西，我就没必要讲了，诸位都认识字，最会看教材了。考试要考的东西，我就没必要讲了，诸位都是经过高考的，为了考试肯定能学会。你们都知道的东西，我也没必要讲了……”
　　台下哄堂大笑。大家完全不知道这门课他到底要讲什么。
　　这位老师以现代诗为案例，又以各种名著译本为案例，讲现代汉语的语法，有很多案例至今留在我们脑海里。尽管他的课堂从不点名，但基本是没有人缺课的，前排的座位上坐满了，即使最后一排也坐满了人。后来，很多其他系的人也来上课，甚至站在过道旁听。
　　上课刷卡这项制度，对于我大学时遇到的这位老师而言，想必是一种无稽之谈。教育的实质，不管是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还是老师对学生的教育，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唤起受教育者本身自我成长的力量。正如顾颉刚曾说过，人对学问的追求，如渴骥之奔泉，力不可抑。学习的本能就像享乐的本能一样，如果有老师能唤醒一个学生这样的学习本能、这样的自觉性，善莫大焉。
　　（张秋伟荐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