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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土地会议到义合会议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央工委所在地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详细地研究了中国土地制度情况及各地土地改革的经验，对“五四指示”进行了修订，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于10月10日正式公布。《大纲》正式规定了消灭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会议批判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照顾、维护地、富利益的右倾错误，但没有注意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民代表会”、“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这些口号，是在全国土地会议召开之前，在解放区的土改试点中提出来的。1947年１月31日，中央派康生、陈伯达率考察团到晋西北考察并帮助土改。康生在临县郝家坡，陈伯达在静乐县。在郝家坡，康生提出“查三代”，即本人、父亲、祖父三代中有过剥削的即是地富。破了产的也算，这样便把许多人查成破产地主或富农。他认为干部中凡是地富成分或沾上边的都是“石头”，提出“大小石头一起搬”，“拆庙搬神”。还提出了“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唱起了“进了村子找头头，找到头头找岔岔，找到岔岔就斗他，斗了大的斗小的，筷树林里选旗杆”的歌曲（筷树是一种丛生的树条子）。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土改试点中的极“左”政策，给晋绥土改造成了极大的恶果。不仅造成了组织领导上的混乱，而且还出现了乱斗、乱打、乱杀的现象。对于土改中的扩大化及出现的打人、杀人的错误，刘少奇在给中央的报告里曾经提到过。但刘少奇提及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中央及土地会议与会者的注意。这样，各地到中央开会的代表就带着注意反对土改中“左”倾的情绪回到各解放区。
1947年11月1日至25日，西北局在陕北绥德县义合镇召开了各地委（绥属县以上）及边区一级机关干部党员大会。到会的约800余人。会议以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的决议与精神为中心，检查部门的各项工作，检查干部的立场，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彻底翻底子。贺龙、习仲勋、林伯渠、马明方、王维舟等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贺龙致开幕词，习仲勋做总结。会议当中，贺龙做了报告。
贺龙重视解放区土地改革
对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贺龙一直是很重视的。1946年晋绥军区高干会议后，为了加强部队群众工作的开展，军区政治部组织了两个工作团，分别到晋西北和吕梁前线去开展群众工作。在８月22日工作团临出发前，贺龙、李井泉同工作团人员进行了座谈。贺龙讲了自己当红军军长时，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经历。他对大家说：“今天，发动群众的政策没有变，只是内容是减租减息吐苦水，挖穷根子。”贺龙还要求大家：“要在部队里大讲根据地老百姓，有没有饭吃、衣穿？有没有耕牛、毛驴？炕上有没有被子？我们建军是靠老百姓，靠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同年９月15、16日两天，贺龙又分别同工作团成员谈了话。贺龙说：“现在的一切问题是地方工作，兵员补充，吃饭穿衣都要靠老百姓。地方工作做不好，什么工作也做不好。”
在1947年５月６日晋绥军区建军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贺龙要求部队：“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要把建军的基础搞好，我军才能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来源，军队人员才能为保卫土地拼命斗争。”他举例说：“右玉战斗失利，我们两个连长被敌人包围，与敌顽强斗争，仍无法退出，最后壮烈殉职，都是家里分得土地的。”
同年６月18日，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甘泗淇联名向部队发了训令，明确指出：“土地改革是我们全党当前的一个庄严的历史任务，是支持长期战争，争取革命胜利的中心环节。……军队必须成为贯彻土地改革运动的工具。……在部队内部要进行土地改革的教育，要使大家明确，彻底消灭封建剥削。”
同年９月24日，贺龙与赵林、李井泉、张稼夫、武新宇等联名发布《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农民书》中向农民兄弟姐妹喊出：“咱们农村彻底翻身的日子来到了！”“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平分土地”。
义合会议继续全国土地会议“左”倾错误的原因
对于土地革命，贺龙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对于执行中央土改的指示，也是十分坚定的。但是由于康生、陈伯达在晋绥的土改试点中即存在着严重的“左”倾，而全国土地会议中不仅未予纠正，反而又把反对右倾作为主要内容。因此，贺龙对于土改中“左”的倾向将造成的恶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他在1946年晋绥军区高干会前，曾到静乐的大夫庄及岢岚的中寨进行了调查，发现了过重打击富农、严重侵犯中农利益等问题，并于９月在他领导下由分局颁发了一个方向正确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康生、陈伯达试点经验的干扰，由于全国土地会议重点反右，由于义合会议上虽然“有材料，并且很多，但是对边区具体的土地改革问题却反映不够”等，造成了贺龙对土改中的“左”倾错误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同时，对于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到土地革命的转变过程，贺龙当时“是没有弄清楚的”。还有，对于下面反映上来的有关土改的材料，由于战争的频繁和紧迫，贺龙等也缺乏详细深入的调查，而这些材料却又成了确定义合会议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依据，这也是促成贺龙对边区土改做出错误估计的主要原因。比如，有一段材料中称：“边区有新老两种地区，平分是否对老区适用？持适用观点者认为，老区是几十年前分过，当时一般来说，分得比较粗糙，兼之时隔已久，变化很大。现在看来，存在漏地主、以多报少等问题，加之地主、富农回收土地，造成大量公地被侵占，新移难民无地种等。另外，老区不仅有封建残余，且党内也不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因此也要和新区一样的发动群众分土地。”
西北局给毛泽东所写的报告中，也谈到了关于义合会议制定土改政策的依据。报告称：一、取消观点、右倾都存在。三边以地委秘书长李合友为主主持土改，他们认为三边地广人稀，地主一般自力耕种，剥削甚微。农村中没有阶级关系。二、在一些县以上干部中认为土改不是土地革命，还不是消灭地主阶级，不是阶级斗争。绥德分区县以上干部一般都这样认为。于是，他们召开地方座谈会，要地主、富农献地，想使地、富也对土改满意。王明也到了那里加油。他在绥德何家石试办了试点之后，下了个结论说：何家石试办的不错，地主也满意了。在许多地方，先给地主留地，而后再分给农民。农民的土地要求满足与否不管。分地之后，还要农民与地主联欢，以示感谢。“诉苦不见面，分地双碰杯”。三、在分配问题上，以绥属几个试办区的情形，地主富家留地多，贫雇农没得到满足。四、干部窃取果实十分严重。
这些，都是导致西北局在义合会议上继续全国土地会议“左”倾错误的原因。
11月1日，贺龙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号召“各级党委、各级政治部召集各种会议，动员全党、全军及一切组织，派遣大批干部下乡，发动广大的农民参加土改运动，贯彻土地改革”，并要求“应在党内外说明现今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农民受压迫、受剥削及其悲惨生活的严重情况”，指出“只有根据广大农民要求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才是现今彻底解决中国土地问题最好、最公平、最易实行的办法”。贺龙以坚决的语气告诫大家，只有消灭了封建与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才能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农民生产积极性，并使我们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去战胜卖国贼与独裁者蒋介石。
习仲勋在会上做了总结报告。贺龙同意习仲勋的报告，并于11月25日会议闭幕时讲了话。他说：“今天土地法大纲，政策上是一个重大转变,又转到土地革命上，消灭地主阶级。”他要求大家：“应很好地掌握这一点。今天对于地主阶级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只留他一个肉体，并留一分生活。”他提醒大家：“这个斗争是残酷的。”在会上，他给大家念了一副对联：“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在谈到平分土地中对中农的政策时，他说：“对上中农，我们要联合，但在平分土地问题上不能向他们让步。下中农要得到利益，中中农也可以得到一些利益，贫雇农是我们的依靠,主要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讲话中，贺龙点了安文钦、李鼎铭、霍子乐等人的名。贺龙也想到了杀人、打人的问题，他在会上也反复讲了几次，他说：“我们要响大雷不下雨。”可惜，这个精神到会代表没有带回去，而是把消灭地主宁“左”勿右这一套带了回去。
林伯渠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说：“土地改革是个大战斗，要打倒封建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从周朝就开始了，这个阶级到了该消灭的时候了。这个阶级是中国落后的根，不挖出源不会自死。帝国主义要维持这个阶级。每个党员都要觉悟到这一点，肩负这个任务是光荣的。”
在这次会上，还介绍了其他解放区的土改经验例子。其实，这些经验例子正是其他解放区所犯的错误。
给晋绥土改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由于会议没有按照老区、半老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土改的具体方针、制定划分阶级的规定、明确禁用肉刑、不得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等具体政策,没有提醒大家防“左”却又把右当成重点，加上会后参加土改的工作团不专业，又没有集训，工作上急功近利，提出3个月内把土地问题解决了好生产等原因，造成了边区在土改问题上的偏差。
贺龙后来在谈到义合会议中的“左”倾情绪给陕北土改带来的不应有的损失时，难过地说：“‘左’的时间并不长，不过一个月的时间，便死了200多人。而最可惜的是一部分农民不该死的。当时仲勋同志的总结，带原则性的装走，不带原则性的同志们也装走了。彭总在一个电报上讲，延安3家工商业搞垮了。地主兼工商业这一条，处理上是有错误的。这我也是一个，我是西北局的常委。”
习仲勋在1948年10月一野前委扩大会上讲道：“客观事物发展很快，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很少。一年来，我们有很多错误，如义合会议即有错误。会上虽然解决了一些右的错误，同时又犯了‘左’。毛主席说，‘左’的错误在抗战中就有了，而边区是在义合会议后。葭县在一星期中死了七八十人，当时离中央不过百里。这说明自己在政治上不是有把握，事先事中，均未向中央报告，见了毛主席才说出了会中的情形。”
土改工作之外的意义
义合会议虽然在土改问题上，因为“左”的情绪带来了问题，伤害了一些人。但总的来说，义合会议仍然是陕甘宁边区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实际上也是一次整党的会议。
事实上正是如此。
在义合会议召开之时，陕北边区已经进行了8个月的战争。残酷的战争，暴露出边区党、政府、军队在组织上、工作上的许多严重问题。如投敌事件屡有发生。
对于这些问题，贺龙严肃地指出：“党要公开交群众审查。对于不称职干部，我们一定要调开，不要姑息。干部与党员交给群众去审查、撤换。只有这样，把党改造成为土地革命的党，把政府改造成为土地革命的政府，把军队改造成为土地革命的军队，土地革命的任务才能完成。”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批评了一些犯错误的同志。贺龙对犯错误的干部说：“应该诚恳地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接受党的审查，很好地反省自己，改正错误，前途是光明的。”贺龙还以肺腑之言说：“我对同志的批评方式不好，有些同志被我顶得很难过，这一点我也想到了。同志们想一想，积压了这么多年的事，你不打大雷，那怎么叫醒呢？但是雨要小小下，如果下大了，就又犯了错误。主要是搞通思想，一棒子打死的办法是错误的。”
在会上，西北局党委处分、撤换、法办了一些贪污、盗窃、走私违法、失职附敌的干部。
会后，西北局发了《义合会议通报》，要求党政军各部门以义合会议精神，检查一下本单位的工作，整顿党的组织。
据有关史料记载，在义合会议后，通过初步整顿，20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了教育，有效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阶级斗争觉悟，坚定了他们对敌斗争的意志。
习仲勋在1948年８月４日西北局干部会议上讲到义合会议时说：“通过义合会议，官僚主义打掉了许多。各地领导，工作作风深入了，对各种错误倾向和工作缺点采取了比较严肃的态度。那些强迫命令的作风，自私自利、胡作非为，以致侵犯群众利益等现象大大改变了。如果没有义合会议，各项工作无法完全回到党的路线上。如果没有义合会议，全边区如此迅速地完全改变战争初期那种混乱状态，发动这样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并迅速纠偏，在对敌斗争上、恢复基本区工作上、克服灾荒工作上和开展新区工作上都有显著成绩，那是不可能的。有些分区会议，虽然没有能够很好掌握义合会议思想上严，组织上宽，即‘打响雷，下细雨’的方针，方式上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揭发和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各种错误和严重现象，是成功的，也是基本方向。”
事实上,义合会议中关于土改的“左”倾情绪并不是主流,而这种“左”倾的情绪也是由于战争的残酷和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产生的。实践证明,会上所提出的有关土改的各种具体政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会上也曾批评了乱杀人的现象,但未明确禁止用肉刑；提出了划分阶级,但未具体做出规定；提出了对上中农、新富农土地平分，但未提自愿原则；提出了对地主兼营的工商业部分，只说不分散，但未提坚决保护。这些缺点的性质都是属于策略和步骤方面的，不能说是义合会议的主要方面。会议中提出的整党及批判干部队伍中错误的东西都是完全应该的。
及时纠偏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后，很快觉察到土改中“左”倾的危害。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信，信中说：“毛主席：我在土地会后起草的那个指示，因为运动已向前发展，如发那指示，不仅无益，而且有害，现在运动中的偏向主要已不是右倾，而是‘左’倾过分。”
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完全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
对义合会议中的缺点、错误，贺龙丝毫不加以掩饰。
事实上，义合会议之后不到一个月，当贺龙发现了土改中的问题后，立即同习仲勋等“跑着纠”。这时中央召开了杨家沟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会上迅速制定了纠正各解放区土改中“左”的倾向的政策，贺龙同西北局的领导根据中央杨家沟会议精神，对义合会议关于土改的错误部分进行了修订，使西北的土地改革运动迅速走上了正轨。
此后，他曾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进行公开检查，及时地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措施，并向一些有问题但批评方式不对或处分过重的同志道歉，并给他们平反。1948年4月，他找在义合会议上被宣布撤职的绥德分区司令员吴岱峰谈话，一方面指出他的问题，一方面检查了自己对他批评的态度、方式不好，言辞过激，并亲自宣布恢复他的司令员职务。
在1948年8月西北局高干会上，贺龙说：“我们犯了错误，搞死了人，我们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到贫雇农身上，你这一推又会使各阶层发生不团结。纠‘左’不彻底的地方，哪怕是一分也要纠正过来。”对于那些被错划了成分，错伤的群众，贺龙说：“中农土地被拿多了要调整，有些人不该死的死了，要帮助他们生产，照顾他们的子弟读书，没有土地帮他们解决土地。”贺龙在会上检讨了自己，他说：“义合会议上防‘左’不够，批评自己不够，划分阶级上犯了错误。特别是我态度不好，方式最严厉，把斗争搞起来了，我批评了安文钦、李鼎铭，我念了那副对子，还介绍了其他解放区的一些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例子。这些例子正是其他解放区所犯的错误。”贺龙心情沉重地说：“义合会议对西北党也是一个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里面有一些错误，在这些错误里面，我负的责任八分就是八分，应负九分就是九分，错了就错了，错了改正。”
他于1948年9月在西柏坡向毛泽东所写的报告中，以沉重的心情检讨了自己。报告中写道：“义合会议中，在批评方法上还有缺点，特别是我，对于在‘三三制’政策执行上，对开明绅士缺乏原则性的迁就，对于财经部门、保安部门工作中所存在的一些严重现象，批评方式上过于严厉，这也是不应该的，这主要是由于我在紧迫的战争情况下，对各方面工作的转变，要求过急了一点。”
贺龙这种知错即改的良好品德、不护己短的坦荡胸襟，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称赞。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央工委所在地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详细地研究了中国土地制度情况及各地土地改革的经验，对“五四指示”进行了修订，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于10月10日正式公布。《大纲》正式规定了消灭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会议批判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照顾、维护地、富利益的右倾错误，但没有注意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民代表会”、“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这些口号，是在全国土地会议召开之前，在解放区的土改试点中提出来的。1947年１月31日，中央派康生、陈伯达率考察团到晋西北考察并帮助土改。康生在临县郝家坡，陈伯达在静乐县。在郝家坡，康生提出“查三代”，即本人、父亲、祖父三代中有过剥削的即是地富。破了产的也算，这样便把许多人查成破产地主或富农。他认为干部中凡是地富成分或沾上边的都是“石头”，提出“大小石头一起搬”，“拆庙搬神”。还提出了“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唱起了“进了村子找头头，找到头头找岔岔，找到岔岔就斗他，斗了大的斗小的，筷树林里选旗杆”的歌曲（筷树是一种丛生的树条子）。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土改试点中的极“左”政策，给晋绥土改造成了极大的恶果。不仅造成了组织领导上的混乱，而且还出现了乱斗、乱打、乱杀的现象。对于土改中的扩大化及出现的打人、杀人的错误，刘少奇在给中央的报告里曾经提到过。但刘少奇提及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中央及土地会议与会者的注意。这样，各地到中央开会的代表就带着注意反对土改中“左”倾的情绪回到各解放区。
1947年11月1日至25日，西北局在陕北绥德县义合镇召开了各地委（绥属县以上）及边区一级机关干部党员大会。到会的约800余人。会议以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的决议与精神为中心，检查部门的各项工作，检查干部的立场，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彻底翻底子。贺龙、习仲勋、林伯渠、马明方、王维舟等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贺龙致开幕词，习仲勋做总结。会议当中，贺龙做了报告。
贺龙重视解放区土地改革
对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贺龙一直是很重视的。1946年晋绥军区高干会议后，为了加强部队群众工作的开展，军区政治部组织了两个工作团，分别到晋西北和吕梁前线去开展群众工作。在８月22日工作团临出发前，贺龙、李井泉同工作团人员进行了座谈。贺龙讲了自己当红军军长时，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经历。他对大家说：“今天，发动群众的政策没有变，只是内容是减租减息吐苦水，挖穷根子。”贺龙还要求大家：“要在部队里大讲根据地老百姓，有没有饭吃、衣穿？有没有耕牛、毛驴？炕上有没有被子？我们建军是靠老百姓，靠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同年９月15、16日两天，贺龙又分别同工作团成员谈了话。贺龙说：“现在的一切问题是地方工作，兵员补充，吃饭穿衣都要靠老百姓。地方工作做不好，什么工作也做不好。”
在1947年５月６日晋绥军区建军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贺龙要求部队：“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要把建军的基础搞好，我军才能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来源，军队人员才能为保卫土地拼命斗争。”他举例说：“右玉战斗失利，我们两个连长被敌人包围，与敌顽强斗争，仍无法退出，最后壮烈殉职，都是家里分得土地的。”
同年６月18日，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甘泗淇联名向部队发了训令，明确指出：“土地改革是我们全党当前的一个庄严的历史任务，是支持长期战争，争取革命胜利的中心环节。……军队必须成为贯彻土地改革运动的工具。……在部队内部要进行土地改革的教育，要使大家明确，彻底消灭封建剥削。”
同年９月24日，贺龙与赵林、李井泉、张稼夫、武新宇等联名发布《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农民书》中向农民兄弟姐妹喊出：“咱们农村彻底翻身的日子来到了！”“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平分土地”。
义合会议继续全国土地会议“左”倾错误的原因
对于土地革命，贺龙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对于执行中央土改的指示，也是十分坚定的。但是由于康生、陈伯达在晋绥的土改试点中即存在着严重的“左”倾，而全国土地会议中不仅未予纠正，反而又把反对右倾作为主要内容。因此，贺龙对于土改中“左”的倾向将造成的恶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他在1946年晋绥军区高干会前，曾到静乐的大夫庄及岢岚的中寨进行了调查，发现了过重打击富农、严重侵犯中农利益等问题，并于９月在他领导下由分局颁发了一个方向正确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康生、陈伯达试点经验的干扰，由于全国土地会议重点反右，由于义合会议上虽然“有材料，并且很多，但是对边区具体的土地改革问题却反映不够”等，造成了贺龙对土改中的“左”倾错误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同时，对于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到土地革命的转变过程，贺龙当时“是没有弄清楚的”。还有，对于下面反映上来的有关土改的材料，由于战争的频繁和紧迫，贺龙等也缺乏详细深入的调查，而这些材料却又成了确定义合会议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依据，这也是促成贺龙对边区土改做出错误估计的主要原因。比如，有一段材料中称：“边区有新老两种地区，平分是否对老区适用？持适用观点者认为，老区是几十年前分过，当时一般来说，分得比较粗糙，兼之时隔已久，变化很大。现在看来，存在漏地主、以多报少等问题，加之地主、富农回收土地，造成大量公地被侵占，新移难民无地种等。另外，老区不仅有封建残余，且党内也不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因此也要和新区一样的发动群众分土地。”
西北局给毛泽东所写的报告中，也谈到了关于义合会议制定土改政策的依据。报告称：一、取消观点、右倾都存在。三边以地委秘书长李合友为主主持土改，他们认为三边地广人稀，地主一般自力耕种，剥削甚微。农村中没有阶级关系。二、在一些县以上干部中认为土改不是土地革命，还不是消灭地主阶级，不是阶级斗争。绥德分区县以上干部一般都这样认为。于是，他们召开地方座谈会，要地主、富农献地，想使地、富也对土改满意。王明也到了那里加油。他在绥德何家石试办了试点之后，下了个结论说：何家石试办的不错，地主也满意了。在许多地方，先给地主留地，而后再分给农民。农民的土地要求满足与否不管。分地之后，还要农民与地主联欢，以示感谢。“诉苦不见面，分地双碰杯”。三、在分配问题上，以绥属几个试办区的情形，地主富家留地多，贫雇农没得到满足。四、干部窃取果实十分严重。
这些，都是导致西北局在义合会议上继续全国土地会议“左”倾错误的原因。
11月1日，贺龙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号召“各级党委、各级政治部召集各种会议，动员全党、全军及一切组织，派遣大批干部下乡，发动广大的农民参加土改运动，贯彻土地改革”，并要求“应在党内外说明现今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农民受压迫、受剥削及其悲惨生活的严重情况”，指出“只有根据广大农民要求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才是现今彻底解决中国土地问题最好、最公平、最易实行的办法”。贺龙以坚决的语气告诫大家，只有消灭了封建与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才能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农民生产积极性，并使我们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去战胜卖国贼与独裁者蒋介石。
习仲勋在会上做了总结报告。贺龙同意习仲勋的报告，并于11月25日会议闭幕时讲了话。他说：“今天土地法大纲，政策上是一个重大转变,又转到土地革命上，消灭地主阶级。”他要求大家：“应很好地掌握这一点。今天对于地主阶级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只留他一个肉体，并留一分生活。”他提醒大家：“这个斗争是残酷的。”在会上，他给大家念了一副对联：“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在谈到平分土地中对中农的政策时，他说：“对上中农，我们要联合，但在平分土地问题上不能向他们让步。下中农要得到利益，中中农也可以得到一些利益，贫雇农是我们的依靠,主要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讲话中，贺龙点了安文钦、李鼎铭、霍子乐等人的名。贺龙也想到了杀人、打人的问题，他在会上也反复讲了几次，他说：“我们要响大雷不下雨。”可惜，这个精神到会代表没有带回去，而是把消灭地主宁“左”勿右这一套带了回去。
林伯渠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说：“土地改革是个大战斗，要打倒封建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从周朝就开始了，这个阶级到了该消灭的时候了。这个阶级是中国落后的根，不挖出源不会自死。帝国主义要维持这个阶级。每个党员都要觉悟到这一点，肩负这个任务是光荣的。”
在这次会上，还介绍了其他解放区的土改经验例子。其实，这些经验例子正是其他解放区所犯的错误。
给晋绥土改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由于会议没有按照老区、半老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土改的具体方针、制定划分阶级的规定、明确禁用肉刑、不得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等具体政策,没有提醒大家防“左”却又把右当成重点，加上会后参加土改的工作团不专业，又没有集训，工作上急功近利，提出3个月内把土地问题解决了好生产等原因，造成了边区在土改问题上的偏差。
贺龙后来在谈到义合会议中的“左”倾情绪给陕北土改带来的不应有的损失时，难过地说：“‘左’的时间并不长，不过一个月的时间，便死了200多人。而最可惜的是一部分农民不该死的。当时仲勋同志的总结，带原则性的装走，不带原则性的同志们也装走了。彭总在一个电报上讲，延安3家工商业搞垮了。地主兼工商业这一条，处理上是有错误的。这我也是一个，我是西北局的常委。”
习仲勋在1948年10月一野前委扩大会上讲道：“客观事物发展很快，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很少。一年来，我们有很多错误，如义合会议即有错误。会上虽然解决了一些右的错误，同时又犯了‘左’。毛主席说，‘左’的错误在抗战中就有了，而边区是在义合会议后。葭县在一星期中死了七八十人，当时离中央不过百里。这说明自己在政治上不是有把握，事先事中，均未向中央报告，见了毛主席才说出了会中的情形。”
土改工作之外的意义
义合会议虽然在土改问题上，因为“左”的情绪带来了问题，伤害了一些人。但总的来说，义合会议仍然是陕甘宁边区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实际上也是一次整党的会议。
事实上正是如此。
在义合会议召开之时，陕北边区已经进行了8个月的战争。残酷的战争，暴露出边区党、政府、军队在组织上、工作上的许多严重问题。如投敌事件屡有发生。
对于这些问题，贺龙严肃地指出：“党要公开交群众审查。对于不称职干部，我们一定要调开，不要姑息。干部与党员交给群众去审查、撤换。只有这样，把党改造成为土地革命的党，把政府改造成为土地革命的政府，把军队改造成为土地革命的军队，土地革命的任务才能完成。”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批评了一些犯错误的同志。贺龙对犯错误的干部说：“应该诚恳地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接受党的审查，很好地反省自己，改正错误，前途是光明的。”贺龙还以肺腑之言说：“我对同志的批评方式不好，有些同志被我顶得很难过，这一点我也想到了。同志们想一想，积压了这么多年的事，你不打大雷，那怎么叫醒呢？但是雨要小小下，如果下大了，就又犯了错误。主要是搞通思想，一棒子打死的办法是错误的。”
在会上，西北局党委处分、撤换、法办了一些贪污、盗窃、走私违法、失职附敌的干部。
会后，西北局发了《义合会议通报》，要求党政军各部门以义合会议精神，检查一下本单位的工作，整顿党的组织。
据有关史料记载，在义合会议后，通过初步整顿，20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了教育，有效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阶级斗争觉悟，坚定了他们对敌斗争的意志。
习仲勋在1948年８月４日西北局干部会议上讲到义合会议时说：“通过义合会议，官僚主义打掉了许多。各地领导，工作作风深入了，对各种错误倾向和工作缺点采取了比较严肃的态度。那些强迫命令的作风，自私自利、胡作非为，以致侵犯群众利益等现象大大改变了。如果没有义合会议，各项工作无法完全回到党的路线上。如果没有义合会议，全边区如此迅速地完全改变战争初期那种混乱状态，发动这样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并迅速纠偏，在对敌斗争上、恢复基本区工作上、克服灾荒工作上和开展新区工作上都有显著成绩，那是不可能的。有些分区会议，虽然没有能够很好掌握义合会议思想上严，组织上宽，即‘打响雷，下细雨’的方针，方式上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揭发和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各种错误和严重现象，是成功的，也是基本方向。”
事实上,义合会议中关于土改的“左”倾情绪并不是主流,而这种“左”倾的情绪也是由于战争的残酷和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产生的。实践证明,会上所提出的有关土改的各种具体政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会上也曾批评了乱杀人的现象,但未明确禁止用肉刑；提出了划分阶级,但未具体做出规定；提出了对上中农、新富农土地平分，但未提自愿原则；提出了对地主兼营的工商业部分，只说不分散，但未提坚决保护。这些缺点的性质都是属于策略和步骤方面的，不能说是义合会议的主要方面。会议中提出的整党及批判干部队伍中错误的东西都是完全应该的。
及时纠偏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后，很快觉察到土改中“左”倾的危害。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信，信中说：“毛主席：我在土地会后起草的那个指示，因为运动已向前发展，如发那指示，不仅无益，而且有害，现在运动中的偏向主要已不是右倾，而是‘左’倾过分。”
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完全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
对义合会议中的缺点、错误，贺龙丝毫不加以掩饰。
事实上，义合会议之后不到一个月，当贺龙发现了土改中的问题后，立即同习仲勋等“跑着纠”。这时中央召开了杨家沟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会上迅速制定了纠正各解放区土改中“左”的倾向的政策，贺龙同西北局的领导根据中央杨家沟会议精神，对义合会议关于土改的错误部分进行了修订，使西北的土地改革运动迅速走上了正轨。
此后，他曾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进行公开检查，及时地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措施，并向一些有问题但批评方式不对或处分过重的同志道歉，并给他们平反。1948年4月，他找在义合会议上被宣布撤职的绥德分区司令员吴岱峰谈话，一方面指出他的问题，一方面检查了自己对他批评的态度、方式不好，言辞过激，并亲自宣布恢复他的司令员职务。
在1948年8月西北局高干会上，贺龙说：“我们犯了错误，搞死了人，我们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到贫雇农身上，你这一推又会使各阶层发生不团结。纠‘左’不彻底的地方，哪怕是一分也要纠正过来。”对于那些被错划了成分，错伤的群众，贺龙说：“中农土地被拿多了要调整，有些人不该死的死了，要帮助他们生产，照顾他们的子弟读书，没有土地帮他们解决土地。”贺龙在会上检讨了自己，他说：“义合会议上防‘左’不够，批评自己不够，划分阶级上犯了错误。特别是我态度不好，方式最严厉，把斗争搞起来了，我批评了安文钦、李鼎铭，我念了那副对子，还介绍了其他解放区的一些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例子。这些例子正是其他解放区所犯的错误。”贺龙心情沉重地说：“义合会议对西北党也是一个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里面有一些错误，在这些错误里面，我负的责任八分就是八分，应负九分就是九分，错了就错了，错了改正。”
他于1948年9月在西柏坡向毛泽东所写的报告中，以沉重的心情检讨了自己。报告中写道：“义合会议中，在批评方法上还有缺点，特别是我，对于在‘三三制’政策执行上，对开明绅士缺乏原则性的迁就，对于财经部门、保安部门工作中所存在的一些严重现象，批评方式上过于严厉，这也是不应该的，这主要是由于我在紧迫的战争情况下，对各方面工作的转变，要求过急了一点。”
贺龙这种知错即改的良好品德、不护己短的坦荡胸襟，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