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元年（1368年）的某一天，都城南京，风和日丽。一群不知深浅的军人、游民，一时兴起，将靴子的高帮截短，并用金线装饰，足蹬短靴，穿着鲜艳华丽的服装聚在一起玩耍。突然，街上蹿出一帮公人，将这些人用铁链锁住，带到石城兵马司。经过上报朝廷，这些人最后均落得一个被卸了脚的可悲下场。
　　这故事让人毛骨悚然，但事实确是如此。从历史记载来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更加精通和重视服饰政治。他执政的31年中，亲自对服饰制度进行了十几次定制、修订和增补，平均两年一次。这种服饰制度，主要是规定哪个等级的人可以穿哪种颜色、质地和样式的服装，佩戴怎样的饰品；哪个等级的人不能穿什么颜色、质地和样式的服装，也不能佩戴什么样的饰品。这些规定极为复杂琐碎，比如皇帝亲自规定“百姓穿著长袍，离地面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宽一尺，袖口宽五寸”等。想想看，不论穿衣服的人的个头大小、肥瘦，都用这种统一的尺寸，是多么不便；而监督管理的官吏们，要去丈量每个人的袖口宽窄、长短是否合乎规定，又是多么无聊繁琐。违反朱皇帝的服饰制度是要受重处的，上面说到的被砍掉了腿脚的人，就是因为违反了一般人不能用金银做装饰，不能穿靴子的规定。因此，这些琐屑规定绝非具文。
　　老百姓穿衣打扮也由国家制度管着，这是专制集权社会的特色。古代中国一直有较为严格的服饰制度，比如老百姓只能穿布衣，黄色是皇族专用色，紫色、红色这种富贵色只能是某种品级官员的专用颜色，等等。但是，把朝野官民、妇孺所有人的衣着纳入国家制度，对违反者给予断肢、割鼻严厉处罚的，到朱元璋时期是登峰造极。朱皇帝这样关心人们的服饰，是因为到了他的手上，专制皇权已经达到历史上的顶峰，他有能力把绝对权力贯彻到他统治下的每一个角落，绝对皇权已经有了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完全介入统治区域内任何一个臣民的日常生活的能力。当然另一方面，朱皇帝也十分清楚，在服饰中加入和强化意识形态，也可以反过来强化他的绝对皇权。
　　朱元璋的服饰制度，继承和发展了利用服饰来规范上下贵贱等级的传统，但更有创新和发明，就是更加强化了对良贱的区分、对贱民的歧视和压迫。这位朱皇帝规定：开妓院的男子只能戴绿巾，即是“绿帽子”的典故来源；妓女只能戴黑色的帽子，身穿黑色褙子，出门不许穿华丽的衣服。后来又禁止教坊司乐妓戴帽子、穿褙子。朱元璋有一次赐傅友德宴会，命叶国珍陪酒，并让官妓陪酒，朱元璋派特务偷偷窥探。叶国珍喝多之后就忘了禁令，让妓女脱掉黑色的帽子和鞋子，穿上华丽的衣服。朱元璋听到探子的报告，大怒，让人把叶国珍抓起来，和妓女一起锁在马圈中。然后割掉妓女的鼻子，将叶国珍鞭打数十下，发配到甘肃的瓜州修水坝去了。
　　对于“贱民”的压迫不仅仅针对妓女。朱皇帝还规定，作为贱民的丐户，包括优伶、舆夫、鼓吹、剃头、抬轿的人，“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在朱元璋看来，缠脚是上流社会妇女的特权，是她们养尊处优优越生活的标志，贱民缠脚将会混淆社会中良贱的区别，僭越了身份，使等级秩序失去了外在的标志。
　　看起来，好像朱元璋的服饰制度禁止得多，提倡得少，其实他也有大力提倡的东西。一位叫杨维桢的儒生，揣摩皇帝的心思，把一种头巾取名为“四方平定巾”，献给朱元璋。朱元璋大喜，传诏颁行天下，命令天下儒士、生员等读书人必须经常佩戴，“四方平定巾”就成为钦定的读书人专用头巾。因为皇帝喜欢这类好听的名目，人们还把一种瓜皮帽取名为“六合统一帽”，把一种网巾称为“尽收中华巾”，这样的帽子和网巾，自然也是皇帝下诏全国必须顶戴的东西了。于是从那时开始，当了官的人戴乌纱帽不用说，没有当官的读书人个个头顶“四方平定巾”，老百姓个个戴钦定的“六合统一帽”和“尽收中华巾”。戴不戴这样的帽子、头巾，显然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对朱皇帝政治忠诚的标志。
　　朱元璋的服饰政治，在他的继承者们的身上有所松动。因为明朝是一个商品经济很发达的社会，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等手工业越来越发达，服饰时尚也在士绅和商人中兴起了。服饰政治及其意识形态显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通过服饰区别官民良贱的服饰政治就出现危机。这使儒家官员痛心疾首，纷纷向皇帝上书建言，要求“严服饰之制”。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上台后，就听从一位叫梁天奇的官员的建议，下令北京的巡城逮捕那些穿金戴银的民家女子，以整顿风纪。崇祯当政的时候是一个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的风雨飘摇的岁月，面对此种严峻形势，皇帝却选择大肆抓捕穿着违制的女子，这如果不是表明皇帝热衷“服饰政治”走火入魔，就是表明这个皇帝弱智透顶，分不出轻重缓急。无怪乎他无法避免亡国上吊的悲剧命运了。